情感 ‖ 父亲和烟

张潜　/文

父亲，从二十岁开始抽烟。那些来势汹汹的岁月，世界慷慨地赏赐给他两臂无法合围的礼物，需要他选择一种方式，帮助自己冷静地应对突如其来的打击。

先来说说第一件礼物，几乎让他莫辨黑白。大昌老街风火墙双层屋檐的板壁墙上，张贴了一张匿名的大字报，发了一些不满和牢骚。有人怀疑是他写的，反映到政府。办事果敢的派出所干警，在他二十岁生日那天送了他一件终身难忘的礼物，——一副“8”字形的手铐套在一双手腕上，不问青红皂白关押了他一整天，好在他记忆力不错，从笔迹推测出最大可能性的作者，并得到验证后才释放出来。上世纪50年代末期，新中国为了号召社会各界献计献策，发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后来运动变了味儿，风向变了，阶级属性也随着改变。因为身份不符合，不能从事自己最喜欢的医生职业，刚刚从六十里外的医院回来，还没找到求生门路的父亲，就被作为嫌疑对象接受了从天而降的礼物，砸得他所有皮肤包裹着的器官都伤痕累累。面对强大而无形的社会，父亲的呐喊没有回音，一拳打出去也没有声响，就在黑暗中狠狠地点燃了第一支烟。

随着缕缕青烟，把心中的那一团愤懑吐出来之后，父亲离开大昌这座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到了二十里之外的乡下。已近八旬的爷爷，带着比他小二十五岁的奶奶，在这里开了一个小店，靠一手做馒头、花卷儿、包子的白案手艺养家糊口。天哪，今天我搜寻家族资料的时候，才算过来这笔账，爷爷和奶奶年龄悬殊巨大的婚姻，有着怎样的传奇和悲哀，如今我们再也没法弄清楚了。差不多同一时代，我十四岁的外公同十六岁的外婆就结婚了。长年在水上漂的船工爷爷，是如何熬到四十五岁才娶上了二十岁的奶奶，应该成为我们家族的重大事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百年前，爷爷和奶奶都不想当晚婚晚育的先进代表。还是回到开馆这件事情吧，俗话说“开馆的不怕大肚汉儿”，可连年的灾荒加上人祸，粮食变得比金子还贵重，哪里还有余粮做生意呢？父亲和爷爷奶奶一起，用一瓢水浇灭炉子的火，还摁灭了那盏希望的灯，相互搀扶着，步履蹒跚回到老家。一顿要吃半斤饭的爷爷，听说遥远的关中平原有粮食，老态龙钟的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奔了嫁到那里的姑奶奶。年轻时就喜欢赌博的爷爷，为了梦境中的一碗饱饭，把生命都贴进去了，一离开家门就没有回来。母子俩生活的重担，毫无悬念地落到父亲的肩上，那个无米下锅的忧愁呀，把本就矮小的父亲又压趴了三分。一筹莫展之际，父亲又点上了第二支烟，本来想在一串串烟圈儿中找点希望，可一眨眼，消逝得踪影不见。父亲跺跺脚，一狠心，磕掉烟头，参加了新成立的人民公社，做了新社会的农民。

因为年轻的父亲读了几年书，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安排到了基干连。在这个半军事化管理的集体，父亲要通宵值守，防止内部人员不守纪律，也防止落后分子和假想中的敌特来破坏捣乱。漆黑的长夜里，为了阻止上下眼皮儿不听劝阻地打架，甚至偷懒合拢，父亲点燃了第三支烟。事不过三，频繁抽烟就成了习惯。几十年里，父亲用燃烧的烟，驱散心中的阴霾，眼前的点点火星成了他黑暗中的明灯。当他和烟结下深厚友谊的时候，也机缘巧合同我的母亲结下缘分，最终组建家庭。

其实，我说父亲抽一支烟两支烟三支烟并不准确，严格来说叫做一锅烟，因为父亲一开始抽烟，就是那种用土烟叶裹紧，摁在烟袋锅上烧的，家乡人俗称叶子烟。工业化的盒装香烟，属于上等人的奢侈品。从我记事起一直到初中毕业，家里的自留地无论多么金贵紧张，生活必要的葱、蒜、瓜、菜之外，总有一块是父亲专属的烟田。下种、移苗、施肥、除虫、打枝、掐顶、收割、晾晒，这些环节，我都参与过。农家肥后劲儿足，烟叶阔大、油亮、肥厚。不用农药，在烟叶上撒草木灰或者生石灰。肉滚滚的地蚕子最喜欢吃烟的根，用锄头翻土，保险能捉到好几十条，可我不敢用锄头把他们截成两段，满肚子油绿的汁水令人作呕。大哥说捉到一个瓦罐里，撒一把盐就搞定了。

不能沾一滴酒的父亲，同烟茶成了知心的朋友。遇到烦心事和想不明白的问题，袅袅升腾的烟雾似乎能帮他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他的烟瘾大，一个月要烧掉胳膊粗一捆，一边吧嗒吧嗒抽烟，一边扒拉算盘给生产队算账，或者编织筲箕、箩筐等篾货。除了睡觉，他的一双手从未停止忙活，那个烟袋也仿佛从不熄灭。我曾经偷偷地点燃过一次这根烟袋，学着他的样子咂了一口，臭、涩、苦，真的是陶醉了，熏得脑袋晕了半天。

等到我们兄妹四人都长大了，能挣到工资养活自己的时候，觉得父亲再捏一杆烟袋，不仅土，而且不健康。母亲也开玩笑地说，家里的蚊子没熏走，人倒熏成了老腊肉。我们一起先是旁敲侧击，然后就正经八百劝告父亲戒烟。哪想到一向和气的父亲把头一抬，眼睛一鼓：

“天底下有这样的怪事，娃娃管起老汉儿的事了！你们挣到钱了不给老子买烟，还来劝我戒烟？老子各人挣的钱，哪个也管不着！”

一句话，哽得我们胸口嗡嗡嗡地响。想想几十年的习惯成了自然，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换种方式说，万一要吃的话那就吃纸烟吧，还要吃好一点儿的，对身体好些。我们孝敬给他老人家龙凤呈祥、芙蓉王之类，二十元左右一包的中档纸烟，一转身就被他拿到商店，调换了带一半金黄色的宏声、浑身红堂堂的重庆等等，三块五块钱一包的香烟。他说，反正都是冒一股烟子，好坏都无所谓。

就这么悠着，父亲整整抽了五十年，担任了五十年赤脚医生，从不相信吃烟要得肺病之类的说法儿。可过了七十岁后，他感觉胸口发闷，咳嗽频繁而且加重，睡眠效果也不好，就主动给我们说要戒烟。我们听了都打哈哈，像听电视里黄金时段的广告。可他说到做到，当即把已经开封的香烟丢进了垃圾桶，就此同陪伴了他半个世纪的伙伴儿说再见。

烟一戒，咳嗽消失了，睡眠踏实了，可父亲那双捻惯了烟卷儿的手，时时感到无处安放。他经营二十多年的药店，在我们的劝说下已经歇业；耕种了三十来年的包产地，随着移民搬迁归了公；现在整日无所事事，五十年养成的习惯格外磨人。他戒烟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无法描绘他同内心强烈的欲望和惯例斗争的艰难，以及无法转移和分散注意力的痛苦。听我的朋友讲戒烟的难受，虽不是万箭穿心，但也如一千条虫子在肺里打洞。父亲从未说过“不可一日无此君”之类的话，我猜想那种断舍离的感觉，比宿醉醒后不会好。我又从自己的经历中，体味父亲的倔强和坚毅。两年前，我得了较为严重的干眼症，医生一再叮嘱要少用眼，电影、电视、手机，我都可以远离，但不能用电脑写作，不能阅读书籍，这真的让我产生了很深的挫折感和绝望感。一个几十年来将读书、写作视为生命的人，同一个几十年将抽烟作为习惯的人，本质上没什么两样，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一旦拿掉这个支撑点，就只能重新定义人设。

五年之后，父亲经检查患了胰腺癌，晚期。尽管他有猜测和怀疑，我们也不敢将真相告诉他，只轻描淡写地说是胰腺炎。想到他在不久之后就会永久地离开我们，我们就故意没话找话，找各种各样的话题聊。谈到当年戒烟的动机和感受，他说，想抽烟，但更怕死。又问他现在想不想，他说，想呀。二哥顺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打火机和香烟，给他递上一支，点上火。他美美地长长地咂吧了一口，然后就递给了二哥，说我还想多活几年呢。那时，我们的心里都在暗暗地劝告：老爸，您想抽就抽吧，可恶的阎王还能留下多少日子允许您抽呢？

父亲最终像他抽过的无数烟卷的一支，干净利落地燃烧，进入不可逆转的熄灭。按照物质不灭定律，如果他是一支烟，那释放的烟雾在广袤的天宇里尽管稀薄，也一定有若干微小的分子，在我的呼吸系统里进出了好几次。我感激烟草，陪伴父亲走过了几十年光阴，见证了他的苦难、欢乐、痛苦、幸福。我更敬佩父亲，尽管骨子里写满对烟草的依恋，一旦下定了决心，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

唯有选择，人生才能通透洒脱。

2020年10月27日　

写于父亲辞世五周年之际

---

主编/　刘庆芳

微信号/　461269457

投稿邮箱/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