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不仅仅是用来安放躯体和灵魂的地方，也是用来盛装惆怅和失望的地方。你赞美过她，她不会因此娇纵你；你吐槽过她，她也不会因此而抛弃你。
身为大昌人，对于这块养育了自己的土地，不止有“近乡情更怯”的忐忑心，还有难以承受之重的焦虑感。一位学友兼老乡，看过我写某个乡镇的文章，郑重地提醒：“好好晒晒大昌，过去赫赫，现在默默。”尽管这只是在同学圈子里普通的交待，我居然不敢搭茬。因为这话里，藏着骄傲，藏着失望，也藏着期待。
两个月来，一路按照乡镇“双晒”的顺序开始埋头苦干，接近大昌的时候，没有了水到渠成的通畅，反而开始了毫无来由的头痛、失眠、恶梦，只觉这篇文章的标题、内容、风格，像这条河里的鹅卵石，一块块地敲打着绷得紧紧的神经。
就这样，一本白色的素描本子上，涂满了黑色的杂乱线条，逐渐堆积起关于家乡大昌的影像和回忆，还有响亮的名字。
打从小学开始作文，我就无数次在文章里贩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感激。金黄的麦浪、雪白的棉花、通红的高粱、碧绿的白菜，洋溢着激情的词汇，完全淹没了我对西坝的恐惧和憎恨。这海绵一样深沉的土地，需要一步步丈量，一棵棵庄稼，必须吮吸汗水、粪水乃至泪水才能成长，夏季酷烈的太阳，冬天凛冽的风雪，无情地吞噬着一辈又一辈人的躯体。我在这块土地上感受“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也在扁担、锄头和镰刀的羞辱与折磨中坚定了逃出农门的信念。1982年7月末的那个下午，当我光着脑袋在棉花田中除草的时候，我的同学冒着暑热汗流浃背地跑到田边，告诉我被巫山师范录取了。我把锄头一丢，跑到邮局捧起通知书，才发现自己居然光着年青的膀子。事实证明，只要是家乡的孩子，永远都无法逃离家乡的目光。1996年，我转战官阳、福田两地后，回到母校大昌小学任教。2003年，我离开大昌中学到县城谋差。2006年，三峡水库蓄水，大昌西坝和大昌古镇一同沉入水中。那一刻蓦然发现，当年的足印化作了浪花，和当年咸苦相当的汗水，不自觉地变成了眼眶的泪水。2015年，我到了文博部门工作，开始虔心收集、整理本土文化，才发现大昌是一座品位很高、储量丰富的矿山。我曾经由此抵达洋溪、北上官阳的东坝，在距今6800年以前，就有人类居住。挑过水、搓过衣、淘过菜、游过泳的大宁河，曾经叫做盐水、昌江和巫溪水。我放过羊、喂过牛、偷过花生、摘过柑橘的石磙槽，是神兵降临的大道，也是贺龙入川的要道。我割过高粱、摘过棉花、挖过红苕、捆过小麦的西坝，有个遗址叫做双堰塘，处于历史教科书中的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参与过双堰塘遗址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考古所专家郑若葵先生，综合当时聚落规模达到惊人的十万平方米，出土陶片超过十吨；发现石磬、三羊铜尊等大型礼乐重器；卜甲、铜工具、铜渣、铜矿石和骨雕等较高档次遗物等等信息，推断双堰塘遗址就是西周晚期夔子国的都城。
清光绪十九年《大昌城池图》
大昌带给我们的荣光不止于此，公元前277年，就是蔺相如在渑池要求秦王击缶之后的两年，秦昭襄王举兵重创楚国，撤巫郡设巫县，治所在此。公元265年，攻破蜀汉后的晋国也设立建平郡，郡治在巫城，下设泰昌县于此。后因避后周皇帝宇文泰之讳，改名大昌。这些史料，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今天，我想带你翻过院墙，在后院打量一下这里的人，在他们的身上找到一种信仰，收获一份力量。这块土地上耀武扬威纵马驰骋的人，犹如过江之鲫，纤夫常年踩着风浪前行，力夫四季流着汗水奔波，农夫昼夜呕心沥血耕耘，他们伟大而平凡，却没在青山绿水之间留下痕迹。据乾隆版《夔州府志》，巫山县共23972户，男45940丁、妇38623口，共男妇84563丁口。而大昌，共16952户，男31400丁、妇28658口，共男妇60058丁口。可见，昔年之大昌，同彼时的巫山，同属一个量级。大昌之北，逆水而行，现在的福田镇水口村附近，有一墓相传为状元墓。这是目前能查到的史料里面，巫山境内唯一有关状元的信息，可惜年代失考。不见于民间故事，反而在清代志书里郑重地记录下来，也可以推测出当时史志的编纂者对这条信息的重视。相对于人才辈出的江浙，此地终究属于偏僻闭塞的山区，要想出类拔萃的确很不容易。在清代县志里能查到，大昌的历史上一共考中过三位进士，分别是：宋代的姚邦基，政和五年乙未科何桌榜进士，在《宋史》里和闫琦同传，曾为开封、尉氏令；宋代的王拱，绍熙元年庚戌科余复榜进士；明代的袁辆，永乐二年甲申科曾启榜进士，任湖广黄陂县知县。史志记载，袁辆“自幼聪敏，十岁能文，日记数千言。父病笃，四日水米不入口，亲供汤药。”任职湖广黄陂县知县期间“清慎有为”。后宣德年任吏部文选主事，“刚正无私，朝右推服”。这个所谓的状元，不知道和以上这三位进士孰先孰后。至今我也未能找到墓地的位置，如果找到之后，一定会重重地虔诚地磕一个头。——我今生不能当上状元，但应该有一颗追逐状元、敬畏状元的心。大昌左揽洋溪河，右抱大宁河，有东西二坝，良田万亩，点缀在河流两岸的阴家坝、涂家坝、龙池坝、中坝、洋河坝、官庄坝，为居住于此的百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然而山区小盆地的特殊形势，使得这里春冬少雨，秋夏干旱严重。自古，这里便流传一首民谣：大昌土地薄，靠天求生活。河水脚下走，田土干成壳。为彻底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将良田变成粮仓，1966年8月初，大昌区在白果、白云、洋溪、龙柱、大昌等五个公社，抽调三百余名精壮社员，组成水利专业队，按照水电技术人员的指导，开始了修建东风大堰的壮举。规划中的堰渠，要从当时的官阳区安宜公社境内的大堰龙筑坝截流。这条洋溪河水，源起于湖北省竹溪县境，经巫溪县双阳、兰英公社流入巫山县的安宜公社、白云公社、大昌公社和洋溪公社，在两河口注入大宁河。河流温顺时是一条涓涓细流，好像一把水瓢就能舀干断流，山洪爆发时就像一条咆哮怒吼的巨龙，一头能将坚实的房屋彻底掀翻。因此，分水坝取水量的设计，就要兼顾盈亏，很费脑筋地推算。但难点远远不止于此，沿程都是崇山峻岭，悬岩峭壁，常年野兽成群，四周荒无人烟。渠道要经过八公里刀切一般的陡岩，穿过四十多道山梁。民工深入工程前线，要趟过三十三道深水，隆冬时节，也只能身背劳动工具、三材物资和粮食炊具，游过死人沱、猪洞子、王爷庙、大长水等险滩激流。——光听这些名字，浑身就布满鸡皮疙瘩。几百号人前赴后继开进这片荒野狭沟，住河坝，宿岩洞，顶烈日，冒风雪，用钢钎和铁锤爆破山岩，用铁臂和铜脚对话神灵，用信念和执著叩问苍天。这一干就是整整十年。工程在“十年内乱”中三上三下，几乎烂尾，最终还是排除万难追逐幸福的信念占了上风，于1976年底胜利建成。堰渠全长19700米，主要建筑有滚水坝一座，隧洞34座、总长9500米，渡槽11座、总长500米。堰渠穿山越岭，彻底驯服洋溪河水，在技术实力、自然条件和使用工具都很差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大堰绕经东西二坝，灌溉农田五千余亩，从此大昌东西二坝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良田，水稻亩产提高两成，每年多产十万公斤以上。同时，东风大堰做到了一水多用，在鹰岩湾利用五十米落差，安装水轮发电机组二台三百二十千瓦，解决了五个公社15个大队3500户的照明用电，年发电量近百万度，为全区发展纺织、水泥、酿酒、社队加工提供了充沛的能源。我们家自然也是受益者，拉上电线有了电灯，包产地不再担心缺水。可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经跟着瞎起哄，念叨过“大水冲垮堰，小水带不起电，不大不小两根红丝线”的歌谣。当我成年后第一次沿着这条堰渠穿山越岭到达大堰龙的时候，我被这些平凡的人震惊，也被锲而不舍的坚持感动，更为当年那些因为无聊编排歌谣的人羞耻。
通电，给古镇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何智亚/摄
随后，我翻阅资料，才知道这些修渠的民工，真是铮铮铁骨英雄好汉，十多年的艰苦施工，先后有16名民工英勇献身，他们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基层干部、转业军人、基干民兵。我的一位姓马的同学，他的父亲就是在修筑大堰的时候去世的。守夜的灵堂前，我亲耳听那个见证者说，等了一袋烟的功夫，那炮还是不响，都以为是哑炮，就放心大胆地从隐蔽的角落走了出来。队伍最前面的马师傅走到炮眼前，那患了神经病的炮“轰”地一声突然响了。马师傅没落个全尸，但却落下了一个质朴、坚硬、伟岸、高大的形象。2012年，我有幸参加了全县对不可移动文物确定保护级别的评审会，东风大堰作为唯一的现代工业建筑纳入了县保单位名录。外地来的专家最先不解，等听完介绍，先是一阵沉默，最后纷纷表示同意纳入，因为他们听到了十六位英雄斩钉截铁的名字，他们是：黎远贵、顾支银、尚维帮、马希雄、谌祖政、陈兴保、李家凤、黎定玖、陈顺福、胡定友、王习林、熊传友、方运端、冯永财、谌基林、李德华。大昌居宁河中段，有平原之利，下连长江中部码头巫山，上通秦岭咽喉陕西镇平和湖北竹溪，北控广袤的神农架群山，南接“一夫当关”的夔门，因而在那诸侯割据争雄的时代，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从春秋时代的楚、夔、巴蜀之争到三国时期的夷陵之战，从明末张献忠起义军三过大昌，到清初“夔东十三家”义军抗清，大昌一直处于战乱纷争的漩涡。正因如此，大昌的形象就显得丰满又破碎，性感又孤傲。有人用“到了大昌，不思家乡”来歌咏其富庶和繁华，有人用“一灯照全城，四门可通话；堂上打板子，户户听得见”来描绘其袖珍，有人用“凤凰对石榴，洋溪水倒流。富贵无三代，清官不出头”来叹惋其多舛。翻开大昌的底色，涂满了移民的痕迹。有据可查的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巫山县乡土志》记载：大昌、洋溪一带，无土著人，黎、陶、王、徐、陈、钱、萧、谭、刘、沈、何、黄、温、吴等姓，都是明末由两湖迁入。在民俗里，“湖广填川”后保留下来的古训，塞满了大昌人的生活细节。
在此生活了三百多年的当代大昌人，又在跨世纪的三峡枢纽工程这一百年梦想中，开始了离乡背井的移民生涯。回湖北，迁安徽，上梁平，下广东，骨肉相离、亲情永决的场面尽可脑补，我还是想把镜头的焦点对准这座凝聚了大昌人民血汗和智慧的古城。
2002年2月，大昌古镇启动保护性搬迁工程。搬迁时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拆解建筑物时在构件上编号，运到新址后再按编号进行拼装，尽最大限度恢复原样。历时6年，城门、街道以及明清民居建筑，基本按原规模和原用途，使用原材料复建到选定的新址。这项工程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古民居保护史上的奇迹，是因为开创了文物保护的崭新模式。成建制整体搬迁，从环境氛围方面保证了整体风格基本一致。为将那棵具有标志性的黄葛古树和南门城墙搬到新城，设计师和建筑师煞费苦心，给这棵虬劲的古树打了点滴，促使她在新家抽枝发芽。风火墙和灰雕搬迁是个难点，先悬空整体加固，再多层严密包装，然后找准结构点分步切割，再运输到现场开始无缝对接。这些举动的背后，是想让这个古镇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使命，焕发新的活力。曾经，为了促进旅游发展，做了很多规划，还想同火爆得一塌糊涂的丽江较量一番，提出了“南有丽江，北有大昌”的形象宣传口号。一厢情愿的事情最终要失败，同交通没有优势，无法形成流量有关；同没有品牌竞争力，不能吸引游客主动参与消费有关；还同功能布局不配套，没有满足观众的基本需求有关。其实，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仅仅重视了物质的堆砌重建，没有抓住人这个核心要素。想一想，前面提到的那座状元墓，没有状元的显赫身份，我们会主动祭拜么？那条载入史册的东风大堰，纵有十六位英雄的无私奉献，如果不能产生良好的效益，会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么？一座见证了千年风华的古城，没有主人的抚摸，只能是一幢幢逐渐毁朽的房屋。（文中图片和视频选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谨致谢）
主编/ 刘庆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