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人文】现代出版史上的“商务”时代【下】
现代出版史上的“商务”时代【下】
周武
商务印书馆创设于1897年，是现代中国唯一一家跨越三个世纪且至今仍然深具影响力的文化出版机构，在教科书、西学传播、国粹保存、原著出版、辞书编纂、期刊发行、印刷技术等方面都曾做出过开创性和引领性的贡献。论规模，商务不仅稳居民国五大书局之首，而且与当年的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和美国麦克劳希尔公司并称世界三大出版公司；若论对各自国家的影响，商务则远在上述两大英美出版公司之上，成为推进中国现代转型和中西文化融汇的巨大文化存在。
三、“商务”时代：“奇迹”靠什么创造
商务从一家小印刷作坊历尽艰辛发展成为出版重镇，开创了现代出版史上的商务时代，这个故事被《泰晤士日报》记者视为“现代中国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究竟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商务成功的奥秘何在？依我之见，商务最主要靠三样东西：人才、制度和网络。人才是基础，制度是保障，网络是支撑。
首先，就人才而言，商务拥有最强的编译群和最庞大的作者群。
商务编译所编译力量非常强大，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位专家，而且这些专家都是各个学科的顶尖人物，包括丁觳音、方毅、王西神、王维克、韦捧丹、叶绍钧、韦愨、平海澜、邝富灼、伍光建、夏曾佑、朱元善、朱公垂、朱士嘉、孙毓修、李圣五、李纯青、李石岑、李平心、李季开、李培恩、许指严、沈颐、沈雁冰、沈百英、沐绍良、苏继廎、杜亚泉、杜就田、郑贞文、郑振铎、吴文祺、何松龄、赵景源、赵廷为、赵元任、杨贤江、杨端六、杨荫深、胡愈之、胡仲持、胡怀琛、胡文楷、胡先骕、胡焕庸、张世鎏、张其昀、张奇岫、张天泽、张梓生、寿孝天、周予同、周昌寿、周建人、周超然、周由寰、周颂九、邵斐子、庄畏仲、庄俞、范祥善、徐珂、徐应昶、徐调孚、陆尔奎、陈布雷、陈翰笙、侯德封、陶希圣、钱端升、钱智修、骆师曾、桂裕、黄士复、黄绍绪、黄维荣、童世亨、章锡琛、郭秉文、唐鸣时、金云峰、金仲华、宗亮寰、恽铁樵、顾均正、顾颉刚、俞颂华、程瀚章、蒋维乔、蒋梦麟、潘光迥、傅运森、樊仲云、谢六逸、谢福生、谢冠生、谢菊曾、谢观、谭勤余、龚质彬、臧励龢、戴克敦等。还有搞美术装帧、绘图、书法的，有都冰如、伍联德、张令涛、万嫡鸣、金少梅、黄藻戊等。这还只是一个不完全的名单，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还有一些著名的知识人虽然没有加盟商务编译所，但与编译所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陈独秀，他从北大辞职回到上海之后，就曾担任商务的馆外编辑，馆外编辑是受薪的，不是纯粹名誉性质的。再如胡适，五四时期商务想把他挖过来主持编译所，胡适最终虽未答应，但他始终关注商务，常常为商务出谋划策。蔡元培，更把自己视为商务的一员，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底下都会称商务为“本馆”，商务的很多策划、想法都与他有关，以至于有学者甚至称他是商务的灵魂人物。此外，还有严复、梁启超、林纾、夏曾佑、伍光建、丁文江、马相伯等等，也都与商务有着非同寻常的持久紧密的合作关系。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长文中指出，商务印书馆除了拥有一个庞大的馆内编译群体外，还在馆外团结和聚集了一个更为庞大的支撑性群体。这个群体遍布整个学术文化界和教育界，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影响的学人几乎都与商务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绝然没有一点关系的是很少见的。除争取和团结著名的学者外，商务还特别重视发现和扶植青年人才，许多后来成为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早期作品不少都是在商务出版或在商务版期刊上发表的，如鲁迅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阿Q正传》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和第一部翻译小说《工人妥惠略夫》，梁漱溟的早期著作《究元决疑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印度哲学概论》，冰心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和第一本诗集《繁星》，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老舍的头四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王力的第一本著作《老子研究》，费孝通的第一篇文章《秀才先生的恶作剧》，等等，就是在商务出版或在商务版期刊上发表的，许多作者正是以此为起点跨入文化界的。商务因此而有“文化界的伯乐”之誉。一大批新作者的加入，为商务的作者群落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其中的新生力量。
正是依靠馆内与馆外两大群体的合作，商务缔造了中国出版史上属于自己的时代。
冰心著《超人》
其次，就制度而言，商务制订了严格的企业制度规范
商务的制度非常严格，这与张元济有关。他最重视制度建设，既是商务一系列制度的制订者，又是率先垂范者。因此，在商务内部“稍知自爱者，无不翕然成风”，数十年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一种“极好的风气”。
张元济是一个办事认真勤谨从不因循苟且而且注重原则与效率的人，特别强调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曹冰严在谈及他的办事精神和工作作风时说：“他在企业内强调'操守廉洁，勤谨尽责’，公私界线分得很清，绝不含糊。因此数十年中，在商务印书馆不知不觉地养成一种风气，大家廉洁奉公，反对营私舞弊，平时私人写信，偶然用了公司的一个信封，也必写明某某“借简”字样。那时书业中有一种做小货的陋习，从业人员可以私人出资印行一、二种书籍在店内寄售，作为个人收入。在商务印书馆初期尚有此风，如高翰卿原在美华书馆任经理，印有《地理问答》一书在商务寄售，王亨统也有《天文问答》一书寄售，销路都很大，但他们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后，两书底稿都由公司作价购进，并未继续出版。”1920年，他辞去经理之职改任监理后，“职责上本可以减轻一些日常事务的劳累，但张先生仍然早到迟退，不仅主持公司大计，还致力于稽查公司各部分的办事情况，改进办事手续，往往抓住个别事件，追查原委，毫不留情。在这段时期内，他为公司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当时所有各项办事细则，甚至应用单据的格式，几乎完全是他参与拟定的。”张元济的这种办事精神和工作作风既来自他的教养和性格，也来自他比较现代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他对营私舞弊、办事颟顸和敷衍搪塞之类行为怀有一种道德上的憎恶，故只求审察之明，“丝毫不顾情面”，他的挚友李拔可任经理兼发行所所长时，就经常受到他的指责。这种作风不免招致馆内一些人的私下批评和非议，或说他是“事务主义”，或说他责人过于严苛，这些可能都是存在的，但他的认真大抵是出于公心，即着眼于事业的开展和持久，提高公司的办事效率。商务内部几十年形成一种“操守廉洁，勤谨尽责”的风气和传统，应当说与张元济的示范作用大有关系。
至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制度化方面，张元济也都起着最显著的推动作用。他一向注重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现代化，特别是在夏氏的“意外失败”后，他更迫切地感到企业管理必需制度化，否则难以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因此，他参与拟定公司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为公司确立了比较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这些规章制度逐步完善健全，于1934年和1935年分别辑印成《商务印书馆同人服务待遇规则汇编》（共159页）及《商务印书馆规则汇编》（共196页），前者共载章则30余种，后者载章则70余种，举凡董事会、总务处（后改为总管理处）、三所、分厂、支店等的组织及管理，以及职员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有相当详明的章则。这些章则非常严明，但又很人性化，所以有生命力。我举一个例子，当年商务印书馆有很多女工，女工要怀孕、生小孩，怎么办？当时很多企业，女工如果怀孕的话就解雇了，商务内部也有人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解雇，或者让她们回家。张元济研究了世界各地的女工保障法，在董事会上提出议案，叫做《保护女工条例》，对这些怀孕生孩子的女工提供保障补偿。这个条例很具体，而且在讨论的时候不断修订、完善。商务印书馆职工最多的时候有5000个，大家都把商务印书馆看作是他们的家，大家都不愿意离开，道理就在这里。
张元济 全家合影
其三，就网络而言，商务构建了庞大的跨区域、跨国的发行网络
当年的出版概念跟现在很不一样，是集编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发行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商务自创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发行，1899年即在交通路对马路现久成，曹素功的原址，开设沧海山房，同时聘用俞志贤、吕子泉、沈知方专门负责发行，他们都是“老书坊杰出人才”，极富推销能力。1902年商务在棋盘街设立发行所，开始致力于构建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发行网络。1903年汉口分馆率先开馆，1905年斥资在北京虎坊桥设立京华印书局，1906年北平分馆、天津分馆、沈阳分馆、福州分馆、开封分馆、潮州分馆、安庆支馆相继设立。据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统计，截止1928年，商务已在全国各大中型城市及东南亚设立的分馆、支馆、分厂、分店，共计40家，其中香港分馆和新加坡分馆负责对海外发行，京华印书局则可单独印刷、出版书刊。其实，这个统计并不完整。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和《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议录》可知，到1912年，已在全国各大中型城市设立分馆21家。
此后因中华书局的强势崛起，与商务印书馆展开全面而激烈的竞争，商务在全国各地增设分馆的步伐明显加快。1913年增设吉林、贵州、南京、兰溪4家分馆，又在云南、香港、澳门与当地同业合资创办3家分馆，一年之内即添设7家分馆；1914年增设衡州、梧州、厦门、哈尔滨、长春5家分馆；1915年又添设九江、袁州、东昌、常德、宝庆、汕头、武昌、蚌埠、洛阳、韶州、湖州等11家分馆；1916年添设新加坡、泸州、达县、石家庄、张家口等5家分馆，停办因营业未见进步的佛山、袁州、蚌埠、澳门等4家分馆，分馆总数已达45家。此后，随着时局变迁和各分支馆营业进退，时有增删裁并，但大体维持在40家上下。
分支馆之外，商务还设有千余个销售网点，不仅遍布中国、东亚，南洋，以及日据时期的台湾也有它的销售网点。此外，近代邮政体系建立后，商务还依托这个体系，办理邮购业务，馆内设有一个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借助这样一个无远弗届的网络，商务把自己的出版物源源不断地推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供读者选择、购买、阅读。这个网络还曾帮助商务度过许多危机，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商务总馆被夷为平地，实际上就是通过扩充北京分馆、京华印书局和香港分馆的生产能力，来满足图书市场对商务版图书的需求。如果没有此前在全国范围内乃至跨区域的网络布局，商务要度过这样的灭顶之灾是非常困难的。
可以说，商务的成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它精心构建的这个网络。其实，不仅商务，上海的优势地位也是靠这样一个不断延伸与拓展的庞大网络支撑起来的。没有这个网络，就没有上海。
（本文选自《江南纪》，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20年8月版）
周武，历史学博士，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上海城市史研究，兼及中国学。曾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上海学》集刊主编，兼任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等职。已出版《中国遗书精选》《张元济：书卷人生》《大上海的兴起》《世界的上海》《边缘缔造中心：历史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圣约翰大学史》（主编）等著作，另有《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等论文数十篇。部分论著被译为英、俄、日等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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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樊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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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王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