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商帮”，是被谁搞垮的？
明代之前山西南部，是个富饶的地方。运城有生产自然结晶的盐池，临汾、运城是传统的产粮区，晋城、长治有发达的冶铁业和丝绸业。山西商人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号称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中国传统社会，是重农抑商的，对商人充满了世俗的偏见。千百年来商人在逆流中，要么甘居末流，在矮檐下忍辱求活；要么激流勇进依附权贵，成为官方附庸，甚至变成官商皇商。战国末年卫国商人吕不韦，以一招奇货可居的政治投资进入秦国政坛，封侯拜相，差点建立不朽功勋，但遇到个狠角色晚节不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直至1911年清朝灭亡，中国一直是个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明清时代更是将这一体制推向鼎盛。
现代法治是保护公民、限制政府的。而古代法家的法制，则是政府用来压迫人民的。皇帝一句活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是在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披着法制外衣、赤裸裸的人治，公民包括商人的权力根本得不到的保障。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自愿把一部分利润献给官员（知道为什么，古代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了吧），晋商的崛起也概莫能外。
商人有需求，官员有供给，自然形成了官商结合的“市场经济”。明朝为了保证北部边境“九边”（九个军分区），先后实行“开中制”和“折色制”，商人可以通过输送粮草等军需品，换取“盐引”，获得贩盐的资格。伴随着明朝国家的发展，“开中法”逐渐推广至各处边镇，货物种类也从军粮扩展到丝绸、马匹等多种物资。
官商模式，最好是这家人中，既有人当官，又有人经商。蒲州（今运城市下属的永济市）的张、王两家，就是晋商官商结合的翘楚典范。王家第三代王崇义为大盐商，其弟王崇古，考中进士后，一直升迁至位高权重的宣大总督，成为北方防务的最高指挥官。兄弟二人一官一商，很快控制了河东盐场。王家亦成为全国第一大盐商。张家的第二代张四教也是个大盐商，其兄张四维中过进士，任过内阁大臣、内阁首辅，在张四维的帮助下，控制了北方的长芦盐场。而且王崇古还是张四维、张四教兄弟的舅舅（像极了红楼梦四大家族的组织架构）。
明代中期开始，盐业从开中制转向折色制。盐商分为仍然靠运粮换盐引的“边商”和在内陆用银子换盐引的“内商”。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俺答之孙把那汉吉弃蒙投明，张四维与王崇古一派就主张“封俺答、定朝员、通互市”。此后，山西商队开始与蒙古、女真等不同民族进行贸易往来，赚取外汇。
“内商”的兴起，促进了徽商势力的腾飞。徽商中有土话：“出门身带三条绳，万事不求人。”意思是说出门经商总得带着绳索，身背的行囊坏了、轿杠和扁担断了都用得着，万一血本无归，还可以用它来上吊。徽州人原来主做徽墨、生漆、林木、茶叶生意。后来浙江地区的棉纺织业兴起，徽商也参一脚。但这些生意的利润，都无法和盐业的暴利相比，拥有地利、人和的徽商开始向晋商的地位发起挑战，逐渐掌握了主动权。扬州成为新的交易中心和“盐商之都”，所产的食盐行销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到明朝后期，已有了“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的说法。
船帮、驼帮、票帮陨落
晋商做大源于清廷的扶持，晋商走私通道原是清军物资补给的重要渠道。顺治入关后，清廷将山西商人中的范、王、靳等八家封为“皇商”。康熙平定叛乱噶尔丹的准噶尔军时，八大皇商之一的范家主动提出押运粮草，办事极为得力，雍正时被封为太仆寺卿衔（正二品），获得河东和长芦两大盐场的运销经营权，还用中国的瓷器、丝绸、文房四宝等交换日本的铜（清代国家货币是铜钱，故历代缺铜）。范家从事对日贸易，最多时占到对日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因这种贸易用船运输，故也被称为“船帮”。乾隆时，日本铜矿枯竭，严限出口，中间商惨赔了，可范家不能不做，也不能提价，结果倒欠了清政府300多万两白银。最后，范氏家族被乾隆寻找了个罪名，清产抄家。
中俄《尼布楚条约》后，懂汉语、蒙语和俄语的晋商开始吃香起来。晋商在湖南、湖北、福建收购茶山，加工成砖茶，出口到外蒙古、俄罗斯，换取皮毛、牲畜等，运茶路线被称为“陆上茶叶之路”。出口茶叶要经过政府批准，领到“龙票”（出口许可证），而“龙票”的发放权在政府、在官员手中，权钱交易更加名正言顺。以常家、渠家、曹家三家晋商生意做得最大，因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又被称为“驼帮”。同治年间，俄罗斯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茶叶贸易开始衰落。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贯通，俄商直接赴福建买茶，经海路运回海参崴。晋商亦想竞争申请走海路，却被清政府拒绝。十月革命后，茶叶贸易结束。在俄晋商的货币变为废纸，财产被全部充公，甚至性命不保。
“票帮”是在原有的典当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光三年（1823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成立，以后又陆续有多家票号出现。在清代的51家票号中，晋商就有43家，其中22家总部开在平遥。清代票号，主要从事汇兑、存贷款以及发行银票、代办捐项（为捐纳官职者服务）、平色余利（以各地不同成色的银锭兑换标准银锭）等业务。直到1880年，山西票号一直垄断着全国的金融业，平遥又被称为“中国华尔街”。日后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号称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晋商出身，这绝非是历史的巧合。
大德通
当然提到票号，不能不提大德通。第一代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穷到什么地步？30岁都娶不上媳妇，最终娶了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乾隆初年，乔贵发与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
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乔贵发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乔贵发又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后又在包头城内开设复盛公、复盛全等19个门面，实力雄厚，素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有钱了，乔家没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当时山西很多大户人家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乔家也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避免出现不雅的事情。每到过年的时候，乔家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
乔致庸幼年失去父母，由哥、嫂养大。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
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大德兴丝茶庄主营就是丝茶生意。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已经考上秀才的乔致庸只好中断学业，继承了家业。当时的乔家还未涉及票号生意，平遥已有了像日升昌这样的票号（不过不做个人小单业务）。
乔致庸看到商机，力排众议投资26万两白银开设了大德通票号。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通票号，在乔致庸的眼里，不光是用来赚取利息，而是要货通天下、汇通天下，让天下都没有难做的生意（是不是很耳熟）。
现在银行汇款可以秒到账，可古时用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遥远的南方，时间久不说，恐怕这点钱连路费都不够，可见晋商当时的实力和魄力。发现票号更赚钱，乔致庸于是改成汇兑业务为主，茶叶生意为辅。
包头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乔致庸还很会审时度势，创造商机。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借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个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到了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仓皇逃往西安（西狩途经山西太原），随行的还有北京大量高官与王公贵族。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从随行大员、内阁学士桂月亭处得到慈禧即将到来的消息，就把大德通总号大院装饰一番，作为慈禧一行的行官。慈禧一行在两天的忍饥挨饿之后大快朵颐，太后特赏赐“福种琅环”匾额，高悬在乔家的大门之上，以耀门庭。对于其它仓皇逃跑缺衣少食的王公贵族，即使许多票号的账本已在战乱中遗失，山西票号也尽力对提款要求有求必应。慈禧太后对这次西行中乔家的接待甚为满意，将沿路搜刮的银两和赋税收入，陆续存入“大德恒”票号。
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很缺钱用。山西巡抚召集省城商界、金融界头面人物开会并宣谕太后圣意筹钱，但与会的票号、钱庄的掌柜却保持沉默，不予表态。人们担心清朝的统治不会长久，只怕是有借无还。乔家大德丰票号25岁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承诺借给朝廷白银30万两。小伙头脑异常清醒：中国乃泱泱大国，八国联军不会长期侵占北京，皇室断不会欠下庶民之钱！就算大清江山亡于旦夕，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票号、钱庄长期以来与朝廷官府互为依存，国家灭亡，票号哪还有好日子可过！再者，这也是东家的钱。
长期以来，大清中央政府向地方收税，均采用现银装鞘，委派押解的方式运往京师（地方若私自改换运银方式会受到严厉处罚）。太平天国相继占领南京、苏杭等江南地区，同时捻军在安徽、山东一带打仗，南方诸省押解银两至京师的通路断绝。不得已，清廷只得允许地方政府以票号汇兑的方式上缴钱粮。从广东省开始，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省以及各海关，均逐步改用票号汇兑的方式解送官饷。
慈禧回京后，不仅同意票号可以汇总官饷，而且把《辛丑条约》中规定的给各国赔款本息近10亿两银子交由票号汇兑。各省把每年应交的赔款交给当地票号的分号，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再由汇丰银行转给各国政府。这样票号就两头赚钱，一是汇费，另一是利息。1900-1910年是票号的极盛时期，晋商成为天下第一商帮。
1903年，袁世凯请山西票庄入股天津官银号，遭拒。1904年，清政府试办户部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入股，又被拒。慈禧特诏贾继英进京，任命贾继英筹办户部银行。贾继英拟订了设置和管理银行的章程三十二条，然后精心选人，组织成立了大清第一个银行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1912年改名中国银行），贾继英任首任行长。
晚清政府机构能维持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借债。除了向外国银行以及洋商借债，清政府还问票号借款。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已欠各票号超过700万两。清灭亡后，这些钱就成了无法收回的烂账。政治靠山的倒台，票号的信誉也遭遇巨大危机，各地出现挤兑风潮，票号开始大规模倒闭。到1913年末，山西帮24家票号中已有5家倒闭，包括「天下第一票号」日升昌。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格局已逐渐明朗：沿着内陆商道拓展的晋商和沿着内河水道延伸的徽商，都无法在一个开放、多变的竞争格局中幸存下来。这次崛起的是东南沿海、能积极对接海外贸易网络的商人，特别是浙商（宁波商帮）和闽广商人。真正的经济竞争，已不是小群商人，用自持资金就能把持、掌控的了，而取决于当地市场体系的发育完备。再精明的晋商、徽商也无法逆转时代的变迁，毕竟游戏规则已变，昔日的辉煌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