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读 | 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

如果我是作家，而且我死了，我多么希望有一位友好而又不客气的传记作者细心地把我的生命简化为某些细节、某些爱好、某些变故……总之，是一种有缺漏的生命。

——罗兰·巴尔特

[法]艾尔韦·阿尔加拉龙多 | 文

怀宇 | 译

在街上，只要我看见那些不认识的举止明显异样的行人，我就会不禁激动起来。我的大脑里，总是闪动着一个满面泪痕、懒散地呆在朗格大街的电话亭里的男人形象，总是闪动着在里窝利（Rivoli）大街上冲着过往汽车喊叫的一个男人的形象。但是，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一位明星也会如此。

确切地说，罗兰·巴尔特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处这种状态之中了。

那是在帕拉斯剧院——当时，在这处巴黎之夜的圣殿，正在开塞尔日·甘斯布的音乐会。

首演的晚上，我有幸坐在了阿拉贡与巴尔特之间的一个包厢里。在这两个人之间，对比是多么鲜明啊！诗人光彩照人，思想大师则陷入冥想。

诗人刚刚失去母亲。这种失去显然解放了诗人。他周围是一群年轻人，而他的兴奋几乎预示着某种不祥。这完全像思想大师的忧伤。是忧伤吗？25年之后，我仍保留着一个消沉男人的一幅照片，他被封闭在注定与整个大厅的热情不协调的一种孤寂之中。

如果不是在此之后命运急转直下，我大概会把这张照片放进自己的相册之中。几天之后，一辆小卡车在法兰西公学的对面撞倒了巴尔特，因为他每个周六上午都到那儿为痴迷的听众讲课。一个月之后，巴尔特在医院里去世。在文艺界广为散布的一种传闻，由一位新闻界的朋友传到了我这里：巴尔特撒手人寰。像阿拉贡一样，他刚刚失去了他最深爱的、甚至是同甘共苦的一位女性：他的母亲。但是，这种失去，远没有解放他，而是让他失去了生活情趣……

1977年10月25日，罗兰·巴尔特的母亲在经历了半年疾病折磨之后辞世母亲的故去，使罗兰·巴尔特陷入到极度悲痛之中。他从母亲逝去的翌日就开始写《哀痛日记》，历时近两年。该书封面图为巴尔特及其母亲。

在帕拉斯剧院的相遇之前，对我而言，巴尔特只不过是一个名字。不过很快，我就产生了叙述他陨落的强烈愿望。然而，一家出版商肯定地告诉我，这种想法实现不了。这种想法太有悖常理了。大师的任何朋友都不会同意讲述他最后的日子。我一个劲儿地解释，说我丝毫不会损坏一位伟大的人物，而只是想阐述他个人的人性部分，然而毫无结果。

25年之后，我何以又重拾这种想法了呢？我也刚刚失去母亲。母亲的逝去使我陷入了迷茫的忧郁状态之中。这与巴尔特经历过的沮丧毫不相关。但是，我又一次与巴尔特相遇了。在一位朋友于农村的家里，我在他的书架上翻找书籍，就在斯卡布勒尔词典旁边，我发现了《明室》（Chambreclaire）一书的初版本，那是他的最后一本书。

《明室》一书是巴尔特应《电影手册》杂志之邀写成的，在摄影评论界声誉卓著。

最前面的文字是符合大师的声望的，因为那都是些行话。而当我读到巴尔特回忆他故去的母亲的段落时，我把书放回到了原处。这本书变得完全不同了。巴尔特清晰地剖析了他面对母亲的一张照片时的情绪，照片中的母亲还是一个孩子，呆在冬天的一个花园之中。从此，我便荣幸地开始了我与他的心灵约会。

在调查中，我惊奇地发现这一事业是正确的。在母亲去世之后，巴尔特曾经很想放弃随笔，转而改写小说。他的榜样——马塞尔·普鲁斯特就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开始文学创作的。他在讲授课程的同时，也在为一小部分听众开办研讨班。研讨班最后一课的题目是“普鲁斯特与摄影”。这次研讨班未能开办，只留下一篇介绍性文字，文字前面有一句古怪滑稽的告白：“并非排除马塞尔本人”。巴尔特在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公开说自己更被人而不是被作品所吸引，更被马塞尔而不是被普鲁斯特所吸引。于是，我便经常把巴尔特留给属于巴尔特家族的人，为的是把精力集中在罗兰身上。

罗兰。认识他母亲的人都说，他的母亲经常把这个名字挂在嘴边。最后一个夏天，他们在巴约纳市附近的于尔特村时，妈妈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弱，脚步也越来越沉重，她几乎不大出门，把自己封闭在二层楼的房间里。只有当热尔省的老邻居——一对双胞胎兄弟——路过这里时，她才下到一楼客厅。

傍晚时分，罗兰把他的几位客人带到花园里。这时，母亲说话了：“罗兰，披上披肩，外面有点凉。”儿子没有丝毫的恼火，而是说：“是的，妈妈，我这就披上。”当时，他已经61岁，她84岁。他们母子，还有罗兰的弟弟，一直生活在一起。

研究罗兰——这便是我调查的意义之所在，非看重罗兰本人的人，不需要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