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载于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向导》第二十二期）

　　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观过去现在以察将来，其最大的变更，是由游牧酋长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这些时代之必然的推进，即所谓时代潮流，他若到来，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在空间上各民族以环境所演的机会不同，虽至进化之迟速大相悬绝（例如非洲南洋之游牧酋长社会，东方之封建军阀社会，西欧南北美之资产阶级社会，俄国之无产阶级社会，同存于今世），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这是因为人类治生方法，次第变更发展，由简单而复杂，造成次第不同的经济组织而为社会一切组织进化基础的缘故。

　　中华民族以地大物博易于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济制度之下，及与治生方法进化较速的西欧民族隔绝这两个原因，封建军阀时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汉以至今日，社会的政治的现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势力已濒于覆灭，一方面又回向封建，这种封建势力垂灭不灭的现象，乃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旧有的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倾向，但新生的经济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还不能取而代之的缘故。

　　明代西力东渐，这是中国民族思想制度发生空前大变化的最初种子；清代鸦片战争，这是西欧资本帝国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这几乎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也就是资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在西欧征服了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进化到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各国的铜墙铁壁都被他打开，封锁不住了，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那里还封锁得住？所以中国自甲午、庚子两次战争以来，已由内部产业之发展遇着外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驱入封建宗法主义与资本民主主义之转变时代，“富强”“维新”“自强”“变法”的呼声遍满全国，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自此以后，无论几多老少昏蛋天天讲什么人心道德，什么礼教纲常，什么东方文化，什么精神生活，凭他们喉咙叫得多少响亮，可怜终于被机器算盘的声音掩住了，这种历史进化的必然现象，就是封建宗法主义进化到资本民主主义的现象，或者也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终于敌不过客观的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这班老少昏蛋的咨嗟太息终于无用，因此清西后及刚毅辈无论有如何威权终于失败。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所以单以满汉民族冲突解释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观察，忘了经济的历史的基本条件；因为辛亥以前，已经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压迫资本民主派富强维新运动之反动，所以“非革新不能自强，非推倒满清不能革新”，是当时革命派反对立宪派之重要的理论。当时革命与立宪两派的方法虽然不同，而两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强，换句话说，就同是“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这三个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那能说是满汉民族之争。

　　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虽说成功，实质上可说是完全失败）；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他们大部分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所以革命事业犹在中途，他们便现出小资产阶级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帝国主义的英、美、日本等国知道中国资本民主革命成功是他们的不利，极力援助北洋派压迫革命党，于是革命党失败逃亡，以至帝制两次复活，革命党屡战屡败，一直到现在还是孤苦奋斗，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国资产阶级之多数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至嫉视他们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说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堕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说明他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革命事业完全成功时，社会阶级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时对于革命的性质究竟如何解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在也没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一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没有真实力量牢固地站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

　　同时我们对于右倾的观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来在各阶级的革命当中，实际参与的只是该阶级中一部分最觉悟的革命分子，挺身出来为全阶级的利益奋斗，决不是全阶级的动作与意识，并且全阶级中一定还有许多失了阶级性的分子同时出来依附敌对的阶级，来做不利于自己阶级之反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上现社会上常见不足为奇的事。因此，我们虽然主张中国国民党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的观念，同时也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的现象：（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1]以至张弧[2]王克敏[3]，乃是他们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所有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他们打倒妨碍工商业发展的一切军阀，并且为他们排除援助军阀而又压迫中国工商业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非排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或为完全自主的国家，实行保护政策，决不能完成资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国资本民主运动自始便以维新自强抵御强邻外患为惟一的动因，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绝对不可和他们妥协。他们为做官抓钱计，有时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难艰险的时候，他们是丝毫不负责任的；就是在没有困难艰险时，他们也有使勇敢纯洁的革命党变成官僚化的能力。他们始终是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军阀而生存，他们始终是阻挠革命运动，他们当中最优秀分子，也不过一足立在军阀阶级，一足立在资产阶级，调和两方面革命冲突，结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资产阶级，封建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工具，可以永远阻住本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及国家独立自主。所以国民党要想完成资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因为中国此时的危机，“军资妥协”更险恶于“劳资妥协”，官僚的资产阶级正是军阀与资产阶级妥协之媒介物，也就是资产阶级中卖阶级之蟊贼，和欧美劳动运动中鼓吹“劳资妥协”来卖无产阶级之改良派（如社会民主党）等是同样的奸恶。

　　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使革命党易于采用右倾的妥协政策；但是要知道现有一条活路横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因为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官僚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站在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者那一方面，决不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成一个战线，这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总括起来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则。

根据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向导》第二十二期刊印

注释

[1] 曾担任清政府的工部左侍郎、邮传部侍郎。协助李鸿章、张之洞办理经济和对外交涉事务。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控制和经营了铁路、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中国通商银行及汉冶萍公司等多种实业。

[2] 曾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

[3] 曾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