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6】 蒋祖怡：《春兰秋菊见精神 》
【“纪念抗日英烈郁达夫”专栏编者按】
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自1985年在北京和富阳两地举行纪念郁达夫先生殉难四十周年座谈会以来，郁达夫烈士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在抗战胜利的纪念日里，我们特别推出了历年来郁氏后人及家乡人民的纪念文章，以资更好地体现“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断地去拥护、爱戴、崇仰”的理念。
春兰秋菊见精神
蒋祖怡
读了《富阳广播》第二期张堃老师的《兄弟双烈，诗歌双峰》一文，不禁回忆起两位郁先生的许多往事，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我在高中念的是"文科"，时间在一九三O年左右，当时受"左联"文艺思潮的影响，我们大多数学生爱读爱谈歌德、席勒、莎士比亚和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郁达夫先生的作品，当然也包括在内。我们也常常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或者创作小说、诗歌、话剧剧本，在国内报章杂志上发表。有一次，我署名"祖诒"的一篇短篇小说在《文艺月刊》上发表，题目是《吉祥寺的钟声》，就不揣冒昧，把它寄给了我从未见过面的郁达夫先生，请他指教。事后大约有一年光景，在一个星期天，我到父亲那里去。看到一个剪平头、穿灰布长衫、个子比我父亲略为高大的人在和我父亲兴高采烈的谈论着。我只能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父亲指着他对我说："这是郁达夫先生，我的老朋友。"那时侯，我又惊又喜，想不到突然遇见这位心仪已久的作家，更想不到他是父亲的朋友。于是我腼腆的向郁先生问起当年的事来。他略想了想，对父亲说："我看到了。 '吉祥寺'是富阳寺名，作者一定也是富阳人这是我料到的。但是，没有料到竟是你的儿子。"
我高中毕业以后，在父亲处得知郁达夫先生要在之江大学开教《比较文学史》课。我决计考之江大学，为的是想听郁先生的课。这门课不但在当时国内大学中文系没有人能开，就是在今天也如此。当我听了几堂《比较文学史》课以后，深深的认识到郁先生是个名作家，也是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他不但懂得我国近代文学，而且懂得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他讲课以我国文学发展史为主线，还讲了日本、英国、法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他把我带进了一个百花盛开的知识花圃，引导我从事研究工作的门径。他经常穿一件灰布长衫，挟着一个黑布包袱跨进教室。有一次，我对他说："这个教会学校有许多事情我很看不惯，要不是为了听您讲课，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他淡淡的说："是的，我也看不惯。不过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不争气。"至于要怎样才算"争气"，实际上那时侯，我是不懂的，或者没有完全懂；但当时我自己却认为已经懂得他的话了。半年以后，郁先生不来讲课了，我自己也因为写文章的事，触怒了中文系主任、前清太史公孙智敏先生而离开了之江。
一九三七年夏，我大学毕业了。这时候，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富阳县城相继沦陷。我们全家在神功山张堃老师家避难。到了一九三八年春天，在父亲的老友、上海世界书局蔡总编辑帮助下，我们一家经由宁波海道到了上海。父亲在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课，还兼任世界书局的特约编审。我也在世界书局当编辑。一九三九年底，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从编辑所的一位同事那里知道郁达夫先生在南洋的通讯处。我把它告诉了父亲，父亲就按照这个地址写了一封信，我也附了一信，并附去中篇小说《火花》和一篇散文。一直到一九四O年夏天，忽然有人送来郁先生给我父亲的信，内容很简单。大致说，我寄去的那篇小说，已经在《星洲日报》上陆续发表完了；那篇散文，他已经转给了《宇宙风》。因为通信不大方便，所以我们以后不再给他写信。
我们到上海后不久，我妻子的堂姊来看我们，告诉我们她在郁曼陀先生家做家庭教师。我父亲说，他在北京念书的时候曾见过曼陀先生，于是和他约定在一个星期天到法租界郁家去。我父亲告诉我，曼陀先生是个法官，又工诗善画，为人刚正、严肃，他三弟达夫先生都有几分怕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郁老先生。他深度近视，看去果然在慈祥中有点严肃。我在他们面前很是拘束，便和我妻子去找姊姊谈天，谈起郁夫人在南京路被敌人的炸弹削掉了半只耳朵，大家都很气愤。在我的记忆里，这样到郁家去，至少有两次，我都见到郁老先生。一九三九年初冬的一个上午，姊姊忽然到我家来，满面泪痕的告诉我们曼陀先生遇害的消息。我陪着父亲去参加曼陀先生的追悼会，我父亲上台义正词严地责骂敌伪。旁边有人悄悄对我说，会上有奸细，回去路上要小心。在路上，我们提高警惕，故意多乘几路电车，总算平安地回到家里。这时候，我才初步懂得达夫先生所说的"争气"的意义——威武不能屈，为正义、为民族而献身。这才是最大的"争气"。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这孤岛已经"陆沉"，学校、书店纷纷内迁。那时朱自清先生来信邀父亲到西南联大去教书，金兆梓先生叫我到中华书局去当编审。我们全家一再商量："此地已无鸡肋弃，逼天烽火整归装"。
归途中，在上海火车站入口处，我母亲藏在衣袖中的一本稿子被搜查出来了。敌伪要把她扣押起来，我父亲毫不犹豫挺身而出，说这稿子是他的。我也挺身而出，说是我的。于是我们父子都被关进车站地下室，惨遭严刑拷打。这时候我眼前浮现出深度近视、既严肃又慈祥的容貌，耳际响起"争气"的声音。在一天一夜的连续的折磨中，我咬着牙、紧闭着嘴，不吭一声。后来，由于上海亲友的营救，才获释放。
达夫先生在南洋遇害的消息，是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市立师专中文系教书的时候，一位同事告诉我的。这消息刺痛了我的心。我又一次深刻的体会到"争气"的意义。
一九六四年初夏，浙江省人民代表参观富春江冶炼厂，我们住在城里县委招待所，早出晚归，用汽车接送。休息这天，我徘徊在鹳山上曼陀先生的血衣冢前。低吟着"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的达夫先生遗诗，不仅感慨万千。"鹳山有幸埋忠骨"，这是我当时口占诗中的一句。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从解放以来，一直担任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行政职务，所以遭受迫害也特别残酷。至今尚有一足不能行动，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们讲课和撰述工作，都只能在家里进行。加以存书散佚十九，工作上困难很大。因此，有时情绪消沉，不能自已。但一想到两位郁先生和其他烈士以身殉国的伟大精神和崇高品德，就会给我以无限的勇气和力量。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前程似锦，中日两国化敌为友，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两位郁先生相比，真是"我比前贤路已宽"了。
作者原注：《宇宙风》是当时以讽刺散文为主的刊物。
（原载1980年《富阳风貌》第一集）
蒋祖怡(1913---1992)，大源镇新关村人，蒋伯潜子，教授，《富阳县志》顾问。幼承家学，后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任教于浙西三中、富阳简师。民国37年(1948)8月受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1952年2月转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8月，就职杭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1950年5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秘书长、副主委、顾问等职。1984的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兼职省人大、政协、作协工作。
祖怡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教学，成绩卓著。尤于王充《论衡》、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探求阐发，造诣甚深，已出专著十余种。其中《论衡选》、《王充卷》、《文心雕龙论丛》等，在海内外学术界影响殊为广泛。1978年11月，为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青年教师六人讲授《文心雕龙》。1979年起，连续招收三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生。教书教人，立德立言，深受学界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