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八年（5）速杞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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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04年，鲁桓公八年，周桓王十六年。

最后一件大事就是楚国召集的“沈鹿会盟”。

沈鹿在哪？《左传》注解：“沈鹿，楚地，在今湖北省钟祥县东六十里，有鹿湖。池深不可测，相传有白鹿入此。”

按照中国古文字的使用习惯，“沈”通“沉”，此处曾有鹿沉于湖，故而叫做“沈鹿”。

很多人容易把湖北的沈鹿和河南周口沈丘县搞混淆，其实不是一个地方。河南的沈丘原来是沈国，姬姓，后来被楚国灭了，“沈国的废墟”就叫做沈丘。

楚国在沈鹿会盟之时，楚国的都城在郢城，就是现在湖北沙市附近。选择在沈鹿会盟，目的很明确，主要是对位于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的随枣走廊附近的汉阳诸姬施加压制。

所以楚武王熊通就召集了周边的效果，比如巴国（四川重庆）、庸国（湖北竹山）和一些新归附的封国，如申国（河南南阳）、邓国（湖北襄阳）、郧国（湖北安陆）、罗国（湖北宜城），都来参加。

当时还召集的有随国，前文说过，就是曾侯乙的那个曾国，曾国和随国是一国二名，是当时汉阳诸姬里面的强国。

还有黄国，位于现在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附近，当时属于汉东诸姬。黄国和随国两个国家都没到。

楚武王熊通很生气，开完会就发兵随国，这是第二次伐随了。这个事件在《史记》中记载是楚武王三十七年，鲁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但是同年发生的打败随国的速杞之战却被记载发生于公元前706年，到底哪个对？我倾向于《左传》和《史记》记载的公元前704年，毕竟是可以互相佐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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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杞之战经过比较简单：

楚武王三十七年（鲁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春，斗伯比因少师受到随侯的宠信，就对楚武王说：“少师这个南方人都知道的奸臣受随侯的宠信，随国上下必然离心离德，随国内部会产生裂痕，现在我们要赶紧攻打随国，不可以失掉这个天赐良机。”

同年夏天，楚武王在沈鹿会盟诸侯，邀请了黄国和随国，但两国拒绝参加会盟。楚武王就先派薳（ wěi）章去责备黄国，然后亲自率军讨伐随国，军队驻扎在汉水、淮水之间。

随国的季梁建议随侯向楚军投降，说：“骄兵必败，我们先投降，这样可以激怒我军而使敌军懈怠，然后再突袭楚军，必然会胜利。”

但少师对随侯说：“我们必须速战，不然就会丢掉战胜楚军的机会。”

随侯听了以后主意未定，于是率军抵达楚军阵前，远望楚国的军队。

观察一番后，季梁对随侯说：“楚人以左为尊，国君一定在左军之中，楚军的精锐肯定与楚王在一起。我们不要和楚王正面作战，先攻击楚军的右翼。楚军右军没有好指挥官，必然失败。楚军右翼一旦动摇，必然全军失败。”

少师说：“no，no，no。我君上不与楚王正面作战，这不就表示我们低他们一等吗？精锐？我们随国人打的就是精锐！一定要堂堂正正的打赢楚军，这样才能彰显我大随国的勇武！”

张大彪，哦不，是随侯，听了少师的话，激情澎湃，率军在速杞这个地方正面硬刚楚军精锐部队。然后就发现，他大爷还是他大爷，楚军大败随军，随侯只身逃走，随侯的战车和车右少师被楚国大将斗丹俘获。

同年秋天，随国主动向楚国求和，楚武王本来不同意。斗伯比说：“上天已经铲除他们讨厌的少师，但随国目前还无法一口吞掉。”

于是楚王让随侯反省，写一万字以上的检查后，又和随国订立盟约，然后回国。

从此，随国再也不敢主动挑衅楚国。

这个战例不如后面的城濮之战，长勺之战那么出名，都没有被收录进《中国历代战争史》里，我想其原因可能是参战的国家不是当时的中原诸国，不算主流，战斗过程文字记载不足。

第二，就是参战国都是小国。随国和楚国虽然在江汉一带是大国，但这是瘸子里头挑将军的结果，放到中原诸国比如齐鲁宋卫等国，其综合国力还不是不够看的。

但“速杞之战”虽然没有被收录，我认为其精彩之处一点不亚于城濮之战、长勺之战等后世著名的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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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其发动的时机选的非常好。《左传》记载，先是春天，斗伯比向楚武王熊通建议伐随时机已到。然后夏天楚武王就电召随国与黄国参与会盟。随国历来瞧不起楚国，自然会拒绝，那么楚国就有了讨伐随国的理由。

注意，随国和黄国都拒不参加会盟。但楚国只斥责了黄国，而发兵讨伐了随国。除了随国距离较近，黄国距离较远之外，楚国在通知随、黄两国之前，是否就知道他们不会参加，为了避免有针对随国的嫌疑，而同时通知了黄国呢？

第二，季梁在战前所定下的骄兵战略以及针对楚军军阵特点所制定的先攻右军的战术，后面均验证是正确的，但随君屡次未采纳。反衬出楚国斗伯比“只要有少师在，随国就好不了”的判断是极为精准的。

第三，打败随国后，因少师这个分裂随国的势力在战争中被摧毁，随国看似失败，实则去掉了兄弟阋墙的心腹大患，就像人割掉了致病的盲肠，休息一下就会恢复健康。少师死后，随国上下同欲，君臣一心，其实反而不可轻侮。楚国能审时度势，摆脱占领随国的眼前诱惑，为了将来彻底灭亡随国而延迟暂时的满足，更衬托出楚国君臣志向之大。唯有大志向的鹏鸟，才不会在乎蓬蒿间的小虫。

前几年流行一个理论，叫“木桶理论”，大意是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组成木桶的最短的那块木板。

在战争中，木桶理论经常得到运用。比如：

• 繻葛之战，周桓王的军队中，最先崩溃的就是战斗意志最不坚定的诸侯国仆从军；

• 淝水之战，前秦皇帝苻健的军队中，最先崩溃的也是战斗意志最不坚定的外族仆从军；

• 抗日战争，八路军游击队先打的一般都是皇协军，因为他们战斗意志最不坚定，一打就乱，像无头苍蝇一样鼠窜，经常冲乱日本人的队形；

用通俗的话就叫“不怕神一样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放到国政上，木桶理论也同样适用。像随国的国力不取决于大贤季梁有多贤明，随君有多英明，而取决于少师这块最短的木板。少师决定了随国的突破点。

一个团队里，团队的团结程度往往不取决于那些支持团队的力量，而取决于团队中分裂的力量。人不患寡患不均，对好人坏人一视同仁的结果就是好人怠工，坏人更坏，最终团队没有战斗力。

所以孔子上任鲁国司寇，第一件事就是诛杀少正卯，既是立威，也是向人们无声的宣告：好人好事会表扬，坏人坏事会惩治。然后鲁国一下子就安定下来了。

管理，无非就是各安其职，各做其事，让大多数人都感觉自己是在公平的环境中生存，注意，是“感觉”，实际上什么环境，另说。

所以说，一个少师的死活就决定了随国的国祚是在公元前704年就断绝还是再绵延四十年。从这一点说，是忠臣决定了国家的兴衰还是奸臣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呢？这是个玄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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