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究竟是哪里人？夏朝国都怎会在千里之外的二里头？

（作者：赵辉）大禹是哪里人？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全国各地有很多自诩为大禹故里的地方，但仔细考量都缺乏可靠的证据，不足为凭。大禹故里没有定论，但大禹的岳父家史料却有详细明确的记载，就是淮河流域的涂山。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中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大禹在涂山娶涂山氏女成家立业，是关于大禹事迹记载中最可靠的记录，有地点、有人物、有事件。大禹在涂山娶妻生子，儿子启在涂山长大，并成为夏朝世袭制王朝的启始。大禹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家指的就是是涂山，从这一点来说，涂山至少是大禹的半个家乡。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中记载的“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

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

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以涂山氏族的涂山之歌，进一步说明了大禹为淮夷涂山氏族部落的同源同地区的“我家嘉夷”，明确了大禹与涂山氏族同为淮夷人。

如果以上文献还不足以证明大禹为淮夷人，那么周朝时期，大禹的直系后裔东娄公被封于杞国，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夏朝君主的祭祀。根据笔者研究结论，东娄公正是来自于东夷地区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内的娄家村。周朝杞国的第一位国君称为东娄公，到西部杞国的第二位国君就称为西娄公。《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杞桓公来朝，用夷礼”再次证明了周朝时期大禹的直系后裔，也被公认为东夷人，在杞国与诸侯国的交流礼节接待中，按照东夷礼节来款待。

如果大禹本身不是东夷人，不是淮夷人，夏朝的国都不在淮夷地区，那么大禹的后人无论如何不会按照夷礼来招待。如果大禹建立的国都不在淮夷地区，而在黄河流域的二里头地区，那么经过夏朝470年的历史和殷商时期的570年历史，一千多年后，大禹的直系后裔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按照淮夷人来看待。否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夏朝前后时期，各方国是以氏族部落的自然地域，经济人口实力建立起来的。做为大国的夏朝，是不可能建立在其他氏族部落的地域，只能建立在自己本身氏族部落的势力范围内。如此看来，就只有一种可能，大禹本人是淮夷人，大禹建立的国都在淮夷地区，大禹的直系后裔也一直生活在淮夷地区，大禹本人与直系亲属是彻头彻尾的、正宗的淮夷人，周朝时期的杞国才被各诸侯国用“夷礼”来接待。

宋朝时期的大诗人苏东坡在《和陶示周掾祖谢》诗中，对此也有清晰的描述与感慨：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永言百世祀，未补平生勤。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邻。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其中的“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邻”，说明了大禹的后人杞国仍保留着淮夷人夏朝的“邦风”，如果不是因为殷商灭亡了夏朝，杞国淮夷人又怎会去到杞国与陈国蔡国为邻呢？世事变化无常啊，曾经创造如此辉煌文明的夏朝大禹后人，现在只能偏安一隅，与陈蔡为邻了。

因此，虽然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大禹的故里，但我们通过各种史料线索去分析、论证，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果，那就是大禹是涂山地区人，是淮夷人，更加详细、明确的结论为大禹是涂山北二十公里处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人。大禹儿子建立夏朝的启王是土生土长的涂山人，那么，夏朝的国都也必然是位于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

如果夏朝国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的二里头，不论大禹是否为淮夷人，那么一千年后周朝时期大禹的后人杞国还能称为“杞夷”吗？周朝各诸侯国还可以以夷礼来接待杞国国君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在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国都，作为夏文化中心区域，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孤立地以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学文物、遗址来定位二里头的夏都身份，不仅不能说服国人、说服文献、说服历史，更不能说服世界，展现华夏文明的辉煌历程。（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