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中,那本让年轻人痴迷的《新青年》,后来怎样了?

一、《新青年》:各自为战,三头马车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新青年》的编辑群虽然战胜了林纾与保守派,他们自己的阵营却因为主张不一,而无法巩固并拓展其文化霸权。胡适梦想中的杂志,是一个有一致主张、有统一战线的杂志。然而,这也是他一生中从未实现过的梦想。

《新青年》由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创刊,1918年1月第4卷以后改为同人杂志,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这种轮流编辑的制度,跟胡适所心仪的《新共和国》编辑部“每日相见,每周会议”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胡适希望《新青年》杂志能有统一的战线,不要各自为战。然而,他的理念并不是《新青年》的同人所共有的。比如,钱玄同就说:“同人做《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说几句革新铲旧的话;但是各人的大目的虽然相同,而各人所想的手段方法当然不能一致,所以彼此议论,时有异同,绝不足奇。”

1、世界语的论战引发的分裂

为了争夺并奠定文化霸权,胡适不希望《新青年》同人作无谓的争论。他说:“有几种主张是内部先就不能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世界语(Esperanto)。

世界语是柴门霍夫(L.L.Zamenhof)在1887年创制的。他是犹太人,生活在俄国沙皇统治下的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今属波兰。世界语当时在中国颇受欢迎。北京大学就设有世界语班。根据1917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报道,北大世界语班有三百名学生。

《北京大学日刊》除了常有世界语的介绍与报道以外,从1918年2月18日到1918年6月29日,该日刊用世界语作为其外文的刊头。比如,1918年2月19日星期二的《北京大学日刊》第二张的刊头,就用世界语印为:“Pekin-Universitato Chiutaga Gazeto,Mardo19,Februaro,1918”。“报资”,用世界语印为“Prezo”。

每份铜元两枚,用世界语印为:“1numere:2g”;每月本京三角外省四角五分,用世界语印为:“1monate:loke:30g;aliloke:45g”。从1918年7月开始,《北京大学日刊》剔除了世界语的刊头。1920年7月1日恢复外文刊头以后,英文成为正宗,名为The University Daily,亦即《大学日刊》,摆出的姿态就是天字第一号大学的意思。北大的世界语时代于焉告终。

在《新青年》的编辑群里,陈独秀和钱玄同是世界语的支持者。胡适是反对者,但他始终不愿表明态度。明明在日记里说他不赞成世界语。甚至在逼得必须表态的时候,他还是自称采取“中立”的态度。他对世界语如此,对其他问题也常是如此,比如中文横排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是胡适矫情的地方,但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辩解,说他是希望到最后的关头为止,都能摆出“一致的团体主张”。

《新青年》从1917到1919年热烈地讨论了世界语的问题。持反对立场的多半是从西洋留学回来的,如陶孟和、胡适、朱我农。陶孟和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夫一种之言语,乃一种民族所借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言语。”他认为世界大同与世界语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国民性不可剪除,国语不能废弃。所谓大同者,‘利益相同’(identity of interests)而已。”他说:“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统一’(unity in diversity),而非‘一致之统一’(unityin uniformity)也。”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中文在世界语中没有任何地位。

所谓“世界语”者,并不是“世界”:

“世界语所采用之单语,以英、法、德、意之语为多。若瑞典、挪威半岛之单语,采用极稀。若夫东洋之文字,更全不在世界语之内。吾族民数之巨,吾国文学之丰富,奈何于所谓世界语,反无丝毫之位置耶?”

《新青年》5卷2号的编辑是钱玄同。这一期的《通信》栏,是世界语正反两方鏖战的一回。《新青年》编辑群里赞成世界语的钱玄同、陈独秀和反对的陶孟和都发表了意见。陶孟和的话,刺伤了钱玄同的心。

他说:

“玄同对于这句话,惭愧得很。玄同于外国文,只略略认得几个日本假名,至于用A,B,C,D组合的文字,简直没有学过,哪里配懂得外国语中之新天地呢?除了自愧不学,脸红一阵子,是别无他法的。”

陶孟和也许体认到他说世界语是“垂死之假言语”有点过当,于是用白话文与文言文来作比方。其结果是越描越黑:

“白话文字为吾人日常通用之语。其发表思想,形容事物,自胜于陈死古人所用之文字。其中之天地,视诸先贤所用之文字,境遇自广。故白话文字犹今之活言语,而世界语始有若钱玄同先生所称之‘谬种’之文字也。”

事实上,钱玄同讥诋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就是“垂死之言语”。把世界语比拟成“谬种”,等于是用钱玄同批评古文的话,来批评他所提倡的世界语。陶孟和知道再辩下去只是意气之争,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他声明:“敢请以此文为最末次之答辩。”

眼看《新青年》的编辑群为世界语问题的辩论而冒出了火药味,胡适赶紧提出停战的宣告: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始终守中立的态度。但是现在孟和先生已说是“最末次之答辨”,孙(国璋)先生也说是“最后之答言”了。

我这个中立国可以出来说一句中立话:我劝还有那几位交战团体中的人,也可以宣告这两个问题的“讨论终止”了。胡适当然不是“中立国”,他要的是两面讨好。可是,一直不愿意表态的胡适,终于还是被拖下了水。这是因为《新青年》在1918年10月15日的5卷4号上发表了朱我农给胡适的信。这封长函,编辑以《反对Esperanto》为标题刊出。

胡适回朱我农的信说:

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虽然不曾加入《新青年》里的讨论,但我心里是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的。此次读了老兄的长函,我觉得增长了许多见识,没有什么附加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可以驳回的说话。我且把这信中最精彩的几条议论摘出来,或者可以使读者格外注意……以上五条,我非常赞成。老兄讨论这个问题的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我觉得老兄这几段议论Esperanto不单是讨论,竟可以推行到一切语言文字的问题,故特别把他们提出来,请大家特别注意。

胡适何止“心里”赞成陶孟和的议论而已,钱玄同干脆在通信栏里把胡适的立场给抖了出来:

“适之先生对于Esperanto也是不甚赞成的(此非仡必之言,适之先生自己曾经向我说过),所以不愿大家争辩此事……但玄同还有一句话,几个人在《新青年》上争辩,固可不必;而对于‘世界语’及Esperanto为学理上之讨论,仍当进行,不必讳言此问题也。”

尽管胡适提出了停战宣言,但他无法控制其他编辑。就在胡适提出停战宣言的同一期里,钱玄同就声明:“同人做《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世界语的讨论不但延续到1919年春天,而且用的完全是论战的语言。钱玄同即使原谅了陶孟和,他也没办法原谅陶孟和所代表的英语崇拜者,特别是像陶孟和讥笑世界语是“垂死之假言语”,又说:未曾学过外语的人,不可与言外语世界中的新天地。这样刺伤人心的话不可能不留下伤痕。

钱玄同在5卷6号的通信栏里就公然反对陶孟和——包括胡适在内,因为胡适“心里是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的”——等英美派的看法:“我决不像现在读了几句英文的人,便竭力骂Esperanto为‘私造的文字’……以为语言文字必须是习惯的,必不许人造的,这话我是不敢苟且赞同。”不过,钱玄同也体会到世界语要成功必须靠研究与推广,口舌上的争辩不过是徒然的。只是,对英美派那咄咄逼人的口吻,他仍然不能释怀。

值得回味的是,宣布停战的胡适却又在《新青年》讨论世界语的最后一期(6卷3号),刊载了张耘一篇文章,更足以刺伤不懂西洋文字的人。不但如此,他还加了一句看似轻打却可以被解释为嘉勉的按语。张耘说:

美国大学得学士学位者至少须通德法二文之一,得博士学位须兼通德法二文,而于彼等所崇拜之世界语则置之不理。舍一取二,避易就难,岂非大背经济学原理吗?我以为今人凡轻视英法德文而极力提倡世界语者,其病因有三:曰愚、懒、妄。惟愚乃信英法德文中好书籍,世界语均有译本;惟懒乃甘取此不通捷径,无所得而不辞;惟妄乃坚信世界不久必大同,大同后必有大同语,而此大同语又必为今日之所谓世界语。三问题混合为一,颇足形容今日中国人思想紊乱情形。主张踏实地做建设工夫者,对于此种愚懒妄传染病,须极力扑灭之乃可。

胡适的按语就一句话:“张君这封信有许多话未免太过。但他所说的大旨,都很有讨论价值。故登在此处,供大家讨论。”

《新青年》的编辑群在世界语问题上没有“一致的团体主张”,在中文究竟应该废除还是拉丁化这个问题上亦复如是。钱玄同主张废除中文,陈独秀主张在人类社会进化到完全没有国界以前,过渡的做法应该是废汉文、存汉语,而把汉语拉丁化,胡适则只愿意谈中文拼音化,而不及于其他。

2、横排与直排之争

《新青年》编辑群主张的不一致,甚至表现在《新青年》杂志究竟应该直排还是横排的争议上。《新青年》用标点、分段,这本身就是一大革新。同时,这也是必须付出成本的。当时中国的印刷厂并没有标点符号的铅字。出版《新青年》的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寿,特地和太平洋印刷所的张秉文商量,用外文的标点符号来做底子,刻成中文标点符号的铜模。当然,这种铜模是直排的。

《新青年》编辑群里最早倡议中文自左至右横写、横排的,可能是钱玄同。他致信陈独秀,以人体工学为由提出这个主张:

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故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施而出,则无一不便。

陈独秀在回信里表示同意,于是钱玄同打铁趁热,就在《新青年》3卷6号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

然而,这个主张《新青年》注定没有实施。原因之一,就是胡适不赞成。朱我农在那封讨论汉字罗马字化的来信里,也问胡适为什么不同意改采横排。

胡适回答说:

《新青年》用横行,从前钱玄同先生也提议过。现在所以不能实行者,因为这个究竟还是一个小节的问题。即如先生所说直行的两种不便:第一“可免墨水污袖”,自是小节;第二“可以安放句读符号”,固是重要,但直行也并不是绝对的不便用符号。先生所见《新青年》里的符号错误,乃是排印的人没有句读知识之故。《科学》杂志是用横排的,也有无数符号的错误。我个人的意思,以为我们似乎应该练习直行文字的符号句读,以便句读直行的旧书。除了科学书与西洋历史地理等书不能不用横行,其余的中文书报尽可用直行。先生以为如何?

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异议而其实是反对的答复,是成名以后的胡适典型的答复方式。这跟他其实反对世界语,却又摆出一副旁观者的姿态,说自己是“中立国”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两面讨好的战略用到极致,就是到了非表态不可的时候,仍然不愿意明说自己的立场。

在中文横排这个问题上,胡适不但仍作似是而非的议论,甚至称之为“小节”,俨然是可以搁置不论的意思。然而,钱玄同就是不吃这一套。在讨论世界语的时候,他干脆就把胡适的立场给揭穿了,说胡适不赞成世界语,所以也不喜欢大家“争辩此事”。

《新青年》终究没有走向横排的另一个因素显然是财政上的。我们能知道这一点,要拜钱玄同1918年11月26日的一封信之赐:

独秀、半农、适之、尹默、孟和诸兄钩鉴:上月独秀兄提出《新青年》从六卷起改用横行的话,我极端赞成。今见群益来信说:“这么一改,印刷工资得加多几及一倍。”照此看来,大约改用横行的办法,一时或未能实行。我个人的意思,总希望慢慢的可以达到改横行的目的。

二、《新青年》的分裂

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说得完全正确,中文横写、横排的问题是“小节”。何止如此,世界语、中文拉丁字母化等问题也是“小节”。这些问题的辩论即使造成了《新青年》编辑群内部的不快,终究不会导致分裂。《新青年》分裂的故事,最富戏剧性也最为人所知的,是陈独秀与胡适分道扬镳之后,把《新青年》转化成为共产党外围刊物的一段。

胡适把《新青年》的分裂、陈独秀的左倾、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中国思想界的左倾,都归罪于这个不幸的决定:

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胡适说:“从第七卷开始,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文学革命的杂志的《新青年》,就逐渐地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报。”这句“逐渐地”是关键词,因为那是渐次形成的。至于“在北大的我们就这么地把杂志给拱手让出了”,就有夸张之嫌了。在上海的陈独秀对群益书社营利的态度不满,想要招股本开一间叫作“兴文社”的书局来发行《新青年》。

从1920年4月底到5月,陈独秀接连写了五封信给胡适以及北京的《新青年》编辑群。他除了把招股的想法告诉胡适等人以外,也一再写信要大家写稿。只是,北京方面反应冷淡。陈独秀在经费及稿源两相欠缺的情况下,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在5月1日出版以后,一直要到9月1日才出版8卷1号。

《新青年》8卷1号出版的背后有许多当时的人都不会知道的事实。

首先,陈独秀1920年2月12日到上海以后,很快就与共产党人联系上了。5月,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根据陈望道的回忆,“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就在这时,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到北京与李大钊联系。经李大钊介绍,维氏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诸人会面。《新青年》从1920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另一个当时的人不会知道的事实是8卷1号封面设计的意义。那封面正中绘制了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茅盾回忆说,这个设计“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这等于宣告《新青年》是共产主义刊物。

《新青年》的左倾,北京的编辑群当然很快就感觉到了。事实上,在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以后,陈独秀就致信北京的编辑群,提出三大问题,请大家答复:

一、是否接续出版?二、倘续出,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三、编辑人问题:1.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2.由在京一人担任;3.由弟在沪担任。

1920年12月,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会长。12月16日晚,离开上海之前,陈独秀再次写信给胡适、高一涵:

《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不多,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胡适大约在12月底写的回复里提出了三个办法。他还把这封信让几位北京的编辑看过。这三个办法如下: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

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

陈独秀不反对胡适在北京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的想法。然而,对于“不谈政治”,或者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去办理则坚决反对。他在1921年1月9日给北京编辑群的回信说:

适之先生来信所说关于《新青年》办法,兹答复如下:

第三条办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太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弟虽在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

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胡适说陈独秀因为他的建议而大动肝气,于是他在1921年1月22日向北京的编辑群提出了一个修正案: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一、移回北京,二、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注:《苏维埃俄国》是苏联新闻局在纽约出的周刊]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

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眼看着胡适跟陈独秀几近于撕破脸、《新青年》濒临分裂,李大钊建议胡适留下转圈的余地:

我对于《新青年》事,总不赞成分裂。商议好了出两种亦可,同出一种亦可。若是分裂而抢一个名称,若是与《新青年》有关的人都争起来,岂不同时出十几个《新青年》,岂不是一场大笑话!我觉得你和仲甫都不是一定要抢《新青年》这个名称,还是主义及主张有点不同的缘故。如果主张相同,在哪里办,哪一个人办,成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人都有点固执。仲甫一定要拿去广东,你一定要拿来北京,都觉得太拘了一点。总之,我的意思不拘《新青年》在哪里办,或是停办,总该和和气气商量才是。而且兄和仲甫的朋友交情岂可因此而大伤?

钱玄同在1月29日回复胡适的残信里则赞成分裂。他说《新青年》的成立是自由的结合,现在意见既然不合,自然应该自由分家:

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动[情]都不伤,自然不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以为是我们不应该说的。

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国》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办。

1921年2月上旬,《新青年》编辑部在法租界被搜查,并被勒令停办。2月15日,陈独秀分别致信胡适和周作人、鲁迅,通报《新青年》将移广州出版。他在给胡适的信上赞成胡适另办一报。我们不知道胡适对陈独秀把《新青年》移往广州出版的态度如何,但是胡适显然坚持要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周作人2月下旬接连写给李大钊的两封信:周作人表示赞成《新青年》分裂,《新青年》就交给陈独秀,胡适则应该另起炉灶。

1921年7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书记。8月,他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会长的职位,9月到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工作。《新青年》9卷5号在该年9月出版。10月初,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新青年》随之停刊——1922年7月出版9卷6号以后休刊,1923年6月15日以季刊的形式复刊,由瞿秋白主编。然而,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刊,而非昔日胡适、陈独秀及其编辑群的刊物。

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这几位《新青年》领袖令人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够主张不同,却不影响其友情。胡适和李大钊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里有过短暂的交锋;胡适和陈独秀争办《新青年》,用钱玄同写给周作人、鲁迅信上的话来说,“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

然而,他们都能继续保持朋友之义,甚至在朋友落难的时候出面相助。李大钊在《新青年》分裂的节骨眼上,仍然能够心平气和地作最后的斡旋。胡适跟陈独秀的朋友之义更令人心仪。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跟蔡元培等人通过不同的管道设法营救。两人此后在意识形态上相形渐远,然而相互关怀之情不变。

陈独秀1925年2月5日的一封信就温馨得令人心动:

“久不通信了,听孟翁说你问我果已北上否,我现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无论怎样秘密,焉有不去看适之的道理。”

然而,无可否认,《新青年》的分裂,意味着胡适文化霸权争夺战的战线开始变化。如果他先前文言与白话的文化霸权争夺战是西方与传统的对峙,现在则转为西方思潮与西方思潮的对峙。中国知识分子各自以西方的思潮作为武器来从事论战,肇始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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