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中，那本让年轻人痴迷的《新青年》，后来怎样了？
一、《新青年》：各自为战，三头马车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新青年》的编辑群虽然战胜了林纾与保守派，他们自己的阵营却因为主张不一，而无法巩固并拓展其文化霸权。胡适梦想中的杂志，是一个有一致主张、有统一战线的杂志。然而，这也是他一生中从未实现过的梦想。
《新青年》由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创刊，1918年1月第4卷以后改为同人杂志，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这种轮流编辑的制度，跟胡适所心仪的《新共和国》编辑部“每日相见，每周会议”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胡适希望《新青年》杂志能有统一的战线，不要各自为战。然而，他的理念并不是《新青年》的同人所共有的。比如，钱玄同就说：“同人做《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说几句革新铲旧的话；但是各人的大目的虽然相同，而各人所想的手段方法当然不能一致，所以彼此议论，时有异同，绝不足奇。”
1、世界语的论战引发的分裂
为了争夺并奠定文化霸权，胡适不希望《新青年》同人作无谓的争论。他说：“有几种主张是内部先就不能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世界语（Esperanto）。
世界语是柴门霍夫（L.L.Zamenhof）在1887年创制的。他是犹太人，生活在俄国沙皇统治下的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今属波兰。世界语当时在中国颇受欢迎。北京大学就设有世界语班。根据1917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报道，北大世界语班有三百名学生。
《北京大学日刊》除了常有世界语的介绍与报道以外，从1918年2月18日到1918年6月29日，该日刊用世界语作为其外文的刊头。比如，1918年2月19日星期二的《北京大学日刊》第二张的刊头，就用世界语印为：“Pekin-Universitato Chiutaga Gazeto,Mardo19,Februaro,1918”。“报资”，用世界语印为“Prezo”。
每份铜元两枚，用世界语印为：“1numere:2g”；每月本京三角外省四角五分，用世界语印为：“1monate:loke:30g；aliloke:45g”。从1918年7月开始，《北京大学日刊》剔除了世界语的刊头。1920年7月1日恢复外文刊头以后，英文成为正宗，名为The University Daily，亦即《大学日刊》，摆出的姿态就是天字第一号大学的意思。北大的世界语时代于焉告终。
在《新青年》的编辑群里，陈独秀和钱玄同是世界语的支持者。胡适是反对者，但他始终不愿表明态度。明明在日记里说他不赞成世界语。甚至在逼得必须表态的时候，他还是自称采取“中立”的态度。他对世界语如此，对其他问题也常是如此，比如中文横排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是胡适矫情的地方，但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辩解，说他是希望到最后的关头为止，都能摆出“一致的团体主张”。
《新青年》从1917到1919年热烈地讨论了世界语的问题。持反对立场的多半是从西洋留学回来的，如陶孟和、胡适、朱我农。陶孟和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夫一种之言语，乃一种民族所借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言语。”他认为世界大同与世界语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国民性不可剪除，国语不能废弃。所谓大同者，‘利益相同’（identity of interests)而已。”他说：“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统一’（unity in diversity)，而非‘一致之统一’(unityin uniformity)也。”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中文在世界语中没有任何地位。
所谓“世界语”者，并不是“世界”：
“世界语所采用之单语，以英、法、德、意之语为多。若瑞典、挪威半岛之单语，采用极稀。若夫东洋之文字，更全不在世界语之内。吾族民数之巨，吾国文学之丰富，奈何于所谓世界语，反无丝毫之位置耶?”
《新青年》5卷2号的编辑是钱玄同。这一期的《通信》栏，是世界语正反两方鏖战的一回。《新青年》编辑群里赞成世界语的钱玄同、陈独秀和反对的陶孟和都发表了意见。陶孟和的话，刺伤了钱玄同的心。
他说：
“玄同对于这句话，惭愧得很。玄同于外国文，只略略认得几个日本假名，至于用A，B，C，D组合的文字，简直没有学过，哪里配懂得外国语中之新天地呢？除了自愧不学，脸红一阵子，是别无他法的。”
陶孟和也许体认到他说世界语是“垂死之假言语”有点过当，于是用白话文与文言文来作比方。其结果是越描越黑：
“白话文字为吾人日常通用之语。其发表思想，形容事物，自胜于陈死古人所用之文字。其中之天地，视诸先贤所用之文字，境遇自广。故白话文字犹今之活言语，而世界语始有若钱玄同先生所称之‘谬种’之文字也。”
事实上，钱玄同讥诋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就是“垂死之言语”。把世界语比拟成“谬种”，等于是用钱玄同批评古文的话，来批评他所提倡的世界语。陶孟和知道再辩下去只是意气之争，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他声明：“敢请以此文为最末次之答辩。”
眼看《新青年》的编辑群为世界语问题的辩论而冒出了火药味，胡适赶紧提出停战的宣告：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始终守中立的态度。但是现在孟和先生已说是“最末次之答辨”，孙（国璋）先生也说是“最后之答言”了。
我这个中立国可以出来说一句中立话：我劝还有那几位交战团体中的人，也可以宣告这两个问题的“讨论终止”了。胡适当然不是“中立国”，他要的是两面讨好。可是，一直不愿意表态的胡适，终于还是被拖下了水。这是因为《新青年》在1918年10月15日的5卷4号上发表了朱我农给胡适的信。这封长函，编辑以《反对Esperanto》为标题刊出。
胡适回朱我农的信说：
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虽然不曾加入《新青年》里的讨论，但我心里是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的。此次读了老兄的长函，我觉得增长了许多见识，没有什么附加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可以驳回的说话。我且把这信中最精彩的几条议论摘出来，或者可以使读者格外注意……以上五条，我非常赞成。老兄讨论这个问题的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我觉得老兄这几段议论Esperanto不单是讨论，竟可以推行到一切语言文字的问题，故特别把他们提出来，请大家特别注意。
胡适何止“心里”赞成陶孟和的议论而已，钱玄同干脆在通信栏里把胡适的立场给抖了出来：
“适之先生对于Esperanto也是不甚赞成的（此非仡必之言，适之先生自己曾经向我说过），所以不愿大家争辩此事……但玄同还有一句话，几个人在《新青年》上争辩，固可不必；而对于‘世界语’及Esperanto为学理上之讨论，仍当进行，不必讳言此问题也。”
尽管胡适提出了停战宣言，但他无法控制其他编辑。就在胡适提出停战宣言的同一期里，钱玄同就声明：“同人做《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世界语的讨论不但延续到1919年春天，而且用的完全是论战的语言。钱玄同即使原谅了陶孟和，他也没办法原谅陶孟和所代表的英语崇拜者，特别是像陶孟和讥笑世界语是“垂死之假言语”，又说：未曾学过外语的人，不可与言外语世界中的新天地。这样刺伤人心的话不可能不留下伤痕。
钱玄同在5卷6号的通信栏里就公然反对陶孟和——包括胡适在内，因为胡适“心里是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的”——等英美派的看法：“我决不像现在读了几句英文的人，便竭力骂Esperanto为‘私造的文字’……以为语言文字必须是习惯的，必不许人造的，这话我是不敢苟且赞同。”不过，钱玄同也体会到世界语要成功必须靠研究与推广，口舌上的争辩不过是徒然的。只是，对英美派那咄咄逼人的口吻，他仍然不能释怀。
值得回味的是，宣布停战的胡适却又在《新青年》讨论世界语的最后一期（6卷3号），刊载了张耘一篇文章，更足以刺伤不懂西洋文字的人。不但如此，他还加了一句看似轻打却可以被解释为嘉勉的按语。张耘说：
美国大学得学士学位者至少须通德法二文之一，得博士学位须兼通德法二文，而于彼等所崇拜之世界语则置之不理。舍一取二，避易就难，岂非大背经济学原理吗?我以为今人凡轻视英法德文而极力提倡世界语者，其病因有三：曰愚、懒、妄。惟愚乃信英法德文中好书籍，世界语均有译本；惟懒乃甘取此不通捷径，无所得而不辞；惟妄乃坚信世界不久必大同，大同后必有大同语，而此大同语又必为今日之所谓世界语。三问题混合为一，颇足形容今日中国人思想紊乱情形。主张踏实地做建设工夫者，对于此种愚懒妄传染病，须极力扑灭之乃可。
胡适的按语就一句话：“张君这封信有许多话未免太过。但他所说的大旨，都很有讨论价值。故登在此处，供大家讨论。”
《新青年》的编辑群在世界语问题上没有“一致的团体主张”，在中文究竟应该废除还是拉丁化这个问题上亦复如是。钱玄同主张废除中文，陈独秀主张在人类社会进化到完全没有国界以前，过渡的做法应该是废汉文、存汉语，而把汉语拉丁化，胡适则只愿意谈中文拼音化，而不及于其他。
2、横排与直排之争
《新青年》编辑群主张的不一致，甚至表现在《新青年》杂志究竟应该直排还是横排的争议上。《新青年》用标点、分段，这本身就是一大革新。同时，这也是必须付出成本的。当时中国的印刷厂并没有标点符号的铅字。出版《新青年》的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寿，特地和太平洋印刷所的张秉文商量，用外文的标点符号来做底子，刻成中文标点符号的铜模。当然，这种铜模是直排的。
《新青年》编辑群里最早倡议中文自左至右横写、横排的，可能是钱玄同。他致信陈独秀，以人体工学为由提出这个主张：
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故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施而出，则无一不便。
陈独秀在回信里表示同意，于是钱玄同打铁趁热，就在《新青年》3卷6号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
然而，这个主张《新青年》注定没有实施。原因之一，就是胡适不赞成。朱我农在那封讨论汉字罗马字化的来信里，也问胡适为什么不同意改采横排。
胡适回答说：
《新青年》用横行，从前钱玄同先生也提议过。现在所以不能实行者，因为这个究竟还是一个小节的问题。即如先生所说直行的两种不便：第一“可免墨水污袖”，自是小节；第二“可以安放句读符号”，固是重要，但直行也并不是绝对的不便用符号。先生所见《新青年》里的符号错误，乃是排印的人没有句读知识之故。《科学》杂志是用横排的，也有无数符号的错误。我个人的意思，以为我们似乎应该练习直行文字的符号句读，以便句读直行的旧书。除了科学书与西洋历史地理等书不能不用横行，其余的中文书报尽可用直行。先生以为如何?
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异议而其实是反对的答复，是成名以后的胡适典型的答复方式。这跟他其实反对世界语，却又摆出一副旁观者的姿态，说自己是“中立国”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两面讨好的战略用到极致，就是到了非表态不可的时候，仍然不愿意明说自己的立场。
在中文横排这个问题上，胡适不但仍作似是而非的议论，甚至称之为“小节”，俨然是可以搁置不论的意思。然而，钱玄同就是不吃这一套。在讨论世界语的时候，他干脆就把胡适的立场给揭穿了，说胡适不赞成世界语，所以也不喜欢大家“争辩此事”。
《新青年》终究没有走向横排的另一个因素显然是财政上的。我们能知道这一点，要拜钱玄同1918年11月26日的一封信之赐：
独秀、半农、适之、尹默、孟和诸兄钩鉴：上月独秀兄提出《新青年》从六卷起改用横行的话，我极端赞成。今见群益来信说：“这么一改，印刷工资得加多几及一倍。”照此看来，大约改用横行的办法，一时或未能实行。我个人的意思，总希望慢慢的可以达到改横行的目的。
二、《新青年》的分裂
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说得完全正确，中文横写、横排的问题是“小节”。何止如此，世界语、中文拉丁字母化等问题也是“小节”。这些问题的辩论即使造成了《新青年》编辑群内部的不快，终究不会导致分裂。《新青年》分裂的故事，最富戏剧性也最为人所知的，是陈独秀与胡适分道扬镳之后，把《新青年》转化成为共产党外围刊物的一段。
胡适把《新青年》的分裂、陈独秀的左倾、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中国思想界的左倾，都归罪于这个不幸的决定：
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胡适说：“从第七卷开始，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文学革命的杂志的《新青年》，就逐渐地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报。”这句“逐渐地”是关键词，因为那是渐次形成的。至于“在北大的我们就这么地把杂志给拱手让出了”，就有夸张之嫌了。在上海的陈独秀对群益书社营利的态度不满，想要招股本开一间叫作“兴文社”的书局来发行《新青年》。
从1920年4月底到5月，陈独秀接连写了五封信给胡适以及北京的《新青年》编辑群。他除了把招股的想法告诉胡适等人以外，也一再写信要大家写稿。只是，北京方面反应冷淡。陈独秀在经费及稿源两相欠缺的情况下，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在5月1日出版以后，一直要到9月1日才出版8卷1号。
《新青年》8卷1号出版的背后有许多当时的人都不会知道的事实。
首先，陈独秀1920年2月12日到上海以后，很快就与共产党人联系上了。5月，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根据陈望道的回忆，“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就在这时，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到北京与李大钊联系。经李大钊介绍，维氏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诸人会面。《新青年》从1920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另一个当时的人不会知道的事实是8卷1号封面设计的意义。那封面正中绘制了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茅盾回忆说，这个设计“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这等于宣告《新青年》是共产主义刊物。
《新青年》的左倾，北京的编辑群当然很快就感觉到了。事实上，在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以后，陈独秀就致信北京的编辑群，提出三大问题，请大家答复：
一、是否接续出版?二、倘续出，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三、编辑人问题：1.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2.由在京一人担任；3.由弟在沪担任。
1920年12月，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会长。12月16日晚，离开上海之前，陈独秀再次写信给胡适、高一涵：
《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不多，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胡适大约在12月底写的回复里提出了三个办法。他还把这封信让几位北京的编辑看过。这三个办法如下：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
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
陈独秀不反对胡适在北京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的想法。然而，对于“不谈政治”，或者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去办理则坚决反对。他在1921年1月9日给北京编辑群的回信说：
适之先生来信所说关于《新青年》办法，兹答复如下：
第三条办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太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弟虽在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
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胡适说陈独秀因为他的建议而大动肝气，于是他在1921年1月22日向北京的编辑群提出了一个修正案：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一、移回北京，二、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注：《苏维埃俄国》是苏联新闻局在纽约出的周刊]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
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眼看着胡适跟陈独秀几近于撕破脸、《新青年》濒临分裂，李大钊建议胡适留下转圈的余地：
我对于《新青年》事，总不赞成分裂。商议好了出两种亦可，同出一种亦可。若是分裂而抢一个名称，若是与《新青年》有关的人都争起来，岂不同时出十几个《新青年》，岂不是一场大笑话！我觉得你和仲甫都不是一定要抢《新青年》这个名称，还是主义及主张有点不同的缘故。如果主张相同，在哪里办，哪一个人办，成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人都有点固执。仲甫一定要拿去广东，你一定要拿来北京，都觉得太拘了一点。总之，我的意思不拘《新青年》在哪里办，或是停办，总该和和气气商量才是。而且兄和仲甫的朋友交情岂可因此而大伤?
钱玄同在1月29日回复胡适的残信里则赞成分裂。他说《新青年》的成立是自由的结合，现在意见既然不合，自然应该自由分家：
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动[情]都不伤，自然不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以为是我们不应该说的。
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国》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办。
1921年2月上旬，《新青年》编辑部在法租界被搜查，并被勒令停办。2月15日，陈独秀分别致信胡适和周作人、鲁迅，通报《新青年》将移广州出版。他在给胡适的信上赞成胡适另办一报。我们不知道胡适对陈独秀把《新青年》移往广州出版的态度如何，但是胡适显然坚持要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周作人2月下旬接连写给李大钊的两封信：周作人表示赞成《新青年》分裂，《新青年》就交给陈独秀，胡适则应该另起炉灶。
1921年7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书记。8月，他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会长的职位，9月到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工作。《新青年》9卷5号在该年9月出版。10月初，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新青年》随之停刊——1922年7月出版9卷6号以后休刊，1923年6月15日以季刊的形式复刊，由瞿秋白主编。然而，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刊，而非昔日胡适、陈独秀及其编辑群的刊物。
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这几位《新青年》领袖令人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够主张不同，却不影响其友情。胡适和李大钊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里有过短暂的交锋；胡适和陈独秀争办《新青年》，用钱玄同写给周作人、鲁迅信上的话来说，“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
然而，他们都能继续保持朋友之义，甚至在朋友落难的时候出面相助。李大钊在《新青年》分裂的节骨眼上，仍然能够心平气和地作最后的斡旋。胡适跟陈独秀的朋友之义更令人心仪。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跟蔡元培等人通过不同的管道设法营救。两人此后在意识形态上相形渐远，然而相互关怀之情不变。
陈独秀1925年2月5日的一封信就温馨得令人心动：
“久不通信了，听孟翁说你问我果已北上否，我现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无论怎样秘密，焉有不去看适之的道理。”
然而，无可否认，《新青年》的分裂，意味着胡适文化霸权争夺战的战线开始变化。如果他先前文言与白话的文化霸权争夺战是西方与传统的对峙，现在则转为西方思潮与西方思潮的对峙。中国知识分子各自以西方的思潮作为武器来从事论战，肇始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