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仰韶村遗址
【中国考古学的封面】
--- 安特生与仰韶村遗址 ---
不论是在本地调查，还是外出寻访，常会遇到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古遗址，口中常常得念叨，笔下常常要书写“仰韶文化”一词。尽管对“仰韶文化”的含义和内容并不陌生，但却从未去过其“原产地”。 2019年5月17日，“走遍祁县”本地好友郭瑞刚正好去晋南参加一个同业庆典，邀我同往。不巧的是，我正好当班，只能忍痛叹息。谁知，第二天即事有转机，同班的人到岗了。于是，我立即起身，乘高铁于当天下午追到了侯马。与郭瑞刚会合后，立即动身前往渑池。但如此侥幸成功的行动，居然在最后一步遇到了挫折。当我们下午四点（博物馆四点半打烊）赶到仰韶村口，博物馆已近在咫尺时，突遇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重汽车栽到了仰韶村口的山坡下....当天返回三门峡的计划遂泡汤。我们不得不住在渑池县，5月19日上午9点才延续了行程。
仰韶村遗址其实并不“仰韶”--- 仰韶村遗址并不是一处“纯粹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 ---也就是说，它自己并不是自己。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人提议，是否可以考虑以“西阴文化”（发现于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是一处“纯净”的仰韶文化）取代“仰韶文化”，但是响应者寥寥。因为近百年来，“仰韶文化”早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考古文化类型名字了，它已经成为中国考古的象征，替换它将会造成全面的混乱。
而更有趣的是，设计出这张“中国考古学封面”的居然是一个叫做“安特生”的外国人。这一百年来，这个外国人还博得了“仰韶文化之父”的名声。（西阴村遗址则是最早由一个叫李济的中国人，完全自主发现、发掘、命名的古遗址，这可能也是曾经提议者的一点理由）
安特生是个瑞典人，而且他并不是考古学家，只是个地质学家。我们常说是“安特生发现了仰韶村遗址”，不对！仰韶村遗址并不是安特生最早发现的，其最早发现者是中国人叫刘长山，他是受安特生的委派，于公元1920年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了仰韶村遗址。尽管在刘长山发现仰韶村遗址之前的1918年，安特生本人已经去过仰韶村。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居然与这个为自己博得百世高名的“福地”失之交臂。
我们也常说，是“安特生最早发掘了仰韶村遗址”，这个也不对。1921年10月发掘仰韶村遗址时，确实是安特生组织指挥的，虽然他本人也参加了发掘工作。但是发掘工作的具体操作者，更多的是中国人袁复礼等人。
另外，仰韶村遗址也不是中国最早发掘的古文化遗址。在安特生察觉到仰韶村遗址的价值，并申请、等待中国政府批准期间，他先期发掘了辽宁省的“砂锅屯遗址”。
那么，安特生是不是徒博了虚名呢？绝对不是。在这个事件中，尽管刘长山发现了仰韶村遗址，但是他的职责和权限所赋予他的“直觉”，并未使“他的发现”产生任何效应。而是作为科学家的安特生，通过刘长山的报告，立即敏锐地觉察出仰韶村极可能埋藏着一处重要的史前遗迹，并且以他卓越的工作使“仰韶文化”扬名于世。
尽管袁复礼等人具体担负了重要的发掘工作，但是他们只是受雇于人，而且当时他们和安特生一样，对发掘古文化遗址一无所知。而是安特生凭借自己丰富的地质工作经验和直觉，隆重地履行了正规而合法的审批手续--- 取得北洋政府的批准，争取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并且十分谨慎地调集相关人员及设备工具，详细指导（尽管是按照地质发掘的经验）布置了发掘工作。
最后，还是安特生命名了“仰韶文化”，以及当他1925年离开中国后，一心研究仰韶文化，并大力传播华夏的古老“文明”。
尽管后来证明他的研究多有错误，但是毫无疑问，由于他的努力作为在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开创性的工作，“发现仰韶文化”的主要荣誉和绝大部分贡献，应该归于这个外国人。
在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的公元1921年10月之前，整个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从未听说过什么是“远古文化”，更不知道什么叫“考古”。在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的时候，世界上基本认为“中国文化是西方传播过来”，甚至中国人都是“两河文明”的移民，总之一句话，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
安特生本人是个严谨而博识的科学家，但他也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虽然他非常谨慎而客观地把“他的发现”--- 仰韶文化 ---叫做“中华文化”。但是，在他那个时代里“考古文化”不仅是新鲜事物，至少在中国还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和资料可供参阅；而且“考古”也并非安特生所长。
因此，他完全不认识他手里拿着的“仰韶文化彩陶”是个什么玩意儿。在与当时世界上仅有的考古资料进行对比，并请教了他知道的专家学者后，他隐约以为这种“彩色陶片”可能是“进口货”。这种认识客观上助长了“中国文化外来”的论调，后来他也因此而被中国人责难。但这完全是“时代的错误”，并非安特生本人的主观意愿。
另外，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 如今的中国考古资料都认为，当初作为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组的“采集员”刘长山，之所以能发现仰韶村遗址，是受安特生的指派前往仰韶村调查地质的。只是在具体调查中，刘长山更侧重了“考古调查”，而不是“地质调查”，收集到了“六百多件”仰韶文化石器，并在回去后向安特生做了详细的报告。
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发现仰韶文化”过程中，仅次于安特生，堪称“第二当事人”的袁复礼却回忆说，刘长山去仰韶村调查并非受安特生的委派，而是他自主前往的。这是“发现仰韶文化”事件中的一桩不解公案。
不管怎么说，是外国人安特生和“他的发现”--- 仰韶文化，以及他的书《中华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记》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揭开他设计的封面，中国考古学便呈现在世界面前，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发展。
当他在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现场奔忙时，“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尚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听老师讲课，而“中国考古的奠基者”梁思永还在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尚未结业。是安特生和“他的发现”启示了他们的方向，中国考古由此而来。
所以，中国考古的滥觞，源自这个外国人是毫无疑问的。
鉴于当时中国的形势，安特生在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以后，把仰韶村遗址及其他经他发现、发掘的遗物大部分都带回了瑞典。后来，经由瑞典官方出面协调，中国政府同意以后，双方商定：全部遗物一家一半，但是在分割之前，应该先全部运往瑞典作基本研究，然后再把其中的一半还给中国。
为了保存这些遗物，瑞典政府专门成立了“东方博物馆”，并任命与中国政府签约到期而回国的安特生为馆长。这个博物馆随即专门刊发了介绍这些中国新石器时代遗物的期刊，每年一期，直到现在仍在出版中。
不仅如此，安特生也兑现了他当初的承诺：从1927年开始至1936年，安特生先后分七批把他带走的遗物的一半还给了中国。那么这一半遗物今天在哪儿呢？不知道。百度说“后来都丢失了”......
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工作，是中国考古的开端，无疑是开创性的作为，但这并不能代表他的“结论”都是正确的。囿于时代的步伐，和社会及主观条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主要结论（事实上，除了他崇高而明智地认为“他的发现”是“中华远古文化”以外），后来被证明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精确的。他把仰韶村遗址，以及后来几年内在黄河中上游发现的所有文明遗迹，全部归入“仰韶文化”中，而且他认为“仰韶文化”的时代并不久远，并主观地错误划分了类型和年限。
但是，这一切并非安特生故意，而确实是时代所限。公元1937年，安特生有幸再访中国时，中国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已经成长了起来。这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当面对安特生提出了批评。安特生虚心表示，会再重新研究这些问题。
仰韶村遗址并不“仰韶”，安特生之后，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又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才弄清楚仰韶村遗址的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以及少量更晚期的文化共同组成的，而其中“龙山文化”似乎更多一些。
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城以北约15里的仰韶村南、寺沟村北，黄河右岸的丘陵台地上，总面积约三十万平米，比安特生当初调查的范围更大。直到今天，遗址区内的第三纪红土断崖上，依然密布尚未发掘的灰坑，暴露着密集的遗物。
为了纪念这块中国考古的诞生地，在遗址区北部，仰韶村西口，建立了大型“仰韶文化”专题陈列馆。
从网上搜索的图片中看到，在陈列馆的广场上曾经树立着“仰韶文化之父”安特生的半身塑像。但是我们到达时，却没有看见塑像。
【仰韶村遗址·新石器时代·石凿】
直到今天，关于“仰韶文化”的具体内涵及文化分期还在孜孜求索中。但是，作为中国考古的象征，“仰韶文化”及其原产地--- 仰韶村遗址，所关乎的已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学的文化类型，它是中国历史上一门现代科学--- 中国考古学 ---的产床。
仰韶村遗址上曾经树立着的一块幢式纪念碑没有了，陈列馆广场上的安特生塑像也没有了，只有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上凿刻的当事人袁复礼的落款，还能让人依稀感受到百年前的这段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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