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不同公众参与过程如何导致不同结果？一项个体层面公众参与的评估
类别：社会治理
导言
在世界各地，公共行政学者和从业人员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的问题。个体层面上，参与者互动的性质和强度导致不同的结果。Suyeon Jo & Tina Nabatchi两位美国知名学者合作，研究了不同直接公众参与过程的相对有效性，具体来说，比较了三种类型的参与过程(公众会议、焦点小组、公民陪审团)对参与者问题意识、能力、赋权感和对服务从业人员信任的影响。本研究为实践者提供了关于参与形式设计与效果联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让人们明白在不同情况下运用何种形式的参与。研究结果表明，在可能的情况下，实践者会让参与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倾听、表达偏好、发展偏好、汇总协商想法，并进行商议和谈判。在互动中，即使是很小的变化也可能导致参与者之间有意义的变化。在可能的情况下，实践者会让参与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倾听、表达偏好、发展偏好、汇总协商想法，并进行商议和谈判。在互动中，即使是很小的变化也可能导致参与者之间有意义的变化。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PAR上面。
（文献来源：Jo, S. , & Nabatchi, T. . (2020). Different processes, different outcomes? assessing the individual㎜evel impac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Online first：1-15. DOI:10.1111/puar.13272）
研究问题
虽然支持和反对公众参与的论点在文献中很容易找，但最近研究焦点转向了公众参与过程的设计，学者们呼吁对参与形式和结果之间的联系进行更多的研究(Bryson et al. 2013; Nabatchi and Amsler 2014)。本文回应了这些呼吁，率先对公众参与形式设计和结果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具体而言， 本文探讨了三种形式的直接公众参与（公众会议、焦点小组和公民陪审团)是否、如何影响四种个人层面的结果(问题意识、能力、赋权感和对公共服务从业人员的信任）。在卫生医疗的背景下进行试验，数据来自一个让公众给减少误诊提意见的研究项目。研究揭示了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为必须利用公众参与来实现各种目标的公共管理人员提供了实用的见解。
公众参与及其不同种类
公众参与是“ 一个总括性的术语，它描述了人们的关切、需求、利益和价值观被纳入关于公共事务决策、行动的活动”(Nabatchi and Leighninger 2015, 14)。在这一框架下、公众参与有两大类：（ 1)间接参与，指个人选择代表为他们作出公共决定(例如投票)；(2）直接参与，指个人“ 亲自参与并积极投入、作出决定、解决问题。
本文只研究直接参与，直接参与在公共行政中通常比间接参与更重要(e.g., Fung 2006)。与公民将决策权下放给政治家的间接参与不同，直接参与使公民与政策决策、行政决策更加直接的个体联系。因此，直接参与与维护民主价值观的行政工作更相关，如问责制、回应。此外，直接参与往往是执行各种政策的法律要求(Nabatchi and Amsler 2014)。
在直接公众参与的范畴内，有不同的形式和过程，在如总体目的、目标、 参与者选择方法、共享决策权力的程度等维度上不同(Bryson et al. 2013; Fung 2006; Nabatchi 2012; Rowe and Frewer 2000)。本文研究三种不同的直接参与过程：1）公众会议， 使广大受众参与信息共享，并有问答时间，而且经常用于教育或提供信息(see McComas 2001; Nabatchi and Leighninger 2015)；2) 焦点小组，使不同群体的人参与对某一特定问题的、有指导的讨论，经常被用来收集反馈意见(see Bishop and Davis 2002; Rowe and Frewer 2000)；3）公民陪审团，使一小部分在人口上有代表性的人对特定事件进行审议，通常用于建议、决策(see Crosby and Nethercut 2005)。总得来说，公众会议、焦点小组和公民陪审团在沟通、做出决定方面互动强度不同，在选择参与者、所需花费时间方面也存在不同。但总体来说，学者们通常认为公民陪审团参与程度最深、公众会议参与程度最浅(e.g., Gastil and Levine 2005;Nabatchi 2012)。
不同直接参与的个人层面影响
直接公众参与的倡导者认为，直接参与可以对个体参与者、行政人员、社区、政策和治理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Delli Carpini, Cook, and Jacobs 2004; Thomas 2013)。本研究关注参与者可能发生的个体水平效应(Pincock, 2012)。大多数个体层面的影响都与感知和态度的变化有关，许多影响可分为四类：（1）提高对正在处理的问题的认识(Rowe and Frewer 2000);（2）提高认知能力(Barabas 2004);（3）提高自我效能和赋权感(Gastil2000; Morrell 2005)；（4）提高对公共服务从业人员的信任(Bryson et al. 2013; Jo and Nabatchi 2019)。以上内容经常在文献中出现，因此本研究重点测试这四种结果。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三种直接参与都提高参与者的问题意识。
假设1b：问题意识提高程度将因直接参与形式不同而有所不同，公民陪审团最多，公众会议最少。
假设2a：三种直接参与都提高参与者的感知能力水平。
假设2b：感知能力的增加程度因直接参与形式不同而不同，公民陪审团最多，公众会议最少。
假设3a：三种直接参与都提高参与者的赋权感。
假设3b：赋权感增加程度因直接参与形式不同而不同，公民陪审团最多，公众会议最少。
假设4a：三种直接参与都提高参与者对服务从业人员的信任。
假设4b：信任感增加程度因直接参与形式不同而不同，公民陪审团最多，公众会议最少。
数据和方法
研究项目
本文研究使用了大型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数据，该项目由美国卫生保健研究与质量管理处资助。资助者的首要目标是在卫生保健环境中参与式、教育式效果的比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本文用三种公众参与来搜集以病人为中心的建议，以减少误诊。建议最后将提交给改善医疗诊断协会(SIDM)提出的，以便病人、服务提供者提高各种保健环境中的诊断质量。
虽然诊断质量、误诊不能归咎于美国公共行政研究，但这是世界各地日益关注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在医改的背景下。众所周知，误诊在美国每年造成8万多人死亡，是医疗事故索赔的主要原因(Bishop, Ryan, andCasalino 2011)。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误诊是医疗错误的主要触发因素，是继心脏病、癌症之后第三大死亡原因(Makary and Daniel 2016)。因此，误诊已成为卫生保健、卫生政策周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并日益成为患者的共同关切。根据以上分析，误诊是一个公共利益问题，是适合直接参与的主题。
本文之后详细讨论了这个项目使用的三种参与过程的设计，三种设计对应公众会议、公民陪审团和焦点小组。所有参与小组和控制小组的参与者都被告知，项目目的是提出减少误诊的建议，这些建议将被提交给SIDM采取行动和实施。此外，所有参与者都得到了经济报酬，除了满意度问题外，所有参与者进行同样的事先、事后调查。同时，这些过程被设置为一系列现场实验，其中一些采用随机对照设计。
公众会议小组于2015年8月27日参加了为期三小时的会议，过程设计与传统公众会议一致，参与者坐在教室里，听专家介绍诊断错误的信息，然后进入问答环节。参与者在事后调查结尾的开放问题中对如何减少诊断错误提出自己的想法。公众会议风格是本研究中参与程度最浅的参与模式，包含前三种互动模式：作为观众的倾听、表达偏好和发展偏好(Fung 2006)。分析纳入公共会议小组21名与会者的答复。
公民陪审团。该小组参加了为期六天的一系列协商会议（2015年8月27日至29日、10月8-10日）。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与会者参加了公民陪审团，与公众会议小组接收同样的信息，然后在较小的小组、整个小组中进行了过天审议。审议目的是制定和完善一套减少诊断错误的建议，这些建议将被交给SIDM以实践。公民陪审团是本研究中参与程度最深的形式，包含所有五种互动模式：作为观众倾听，表达偏好，发展偏好，汇总协商观点，以及做出决定(Fung 2006)。虽然这一组有18名参加调查的参与者，但分析只包括16名完成了前后调查的参与者。
焦点小组。该小组于2016年2月6日参加了一系列促进性圆桌讨论。大量的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六到八个人的小桌子上。参与者听取专家给出的有关错误诊断的信息，然后进入问答环节（虽然过程较短，但这一信息会议的内容与向公众会议、公民陪审团提供的内容非常相似）。在信息介绍完毕之后，与会者就在主持人指导下第诊断错误进行一系列讨论，并对公民陪审团小组提出的建议质量提供反馈。这种焦点小组式的过程，参与程度中等，使参与者能够体验四种互动模式：作为观众倾听，表达偏好，发展偏好，汇总协商想法。95名与会者中，有78人完成事前事后调查，分析利用该数据。
对照组。该小组没有参与以上任何一种活动。回邮信封邮寄给对照组的每个人。在228名参与者汇中，有66人完成事前事后调查，分析利用该数据。
变量测量
四个个人层面的结果（问题意识、能力、赋权感、信任）的测量通过事前事后的调查进行。关于因变量的更详细信息，包括前得分、后得分和四组的变化。
分析方法
运行了一组具有稳健标准误差的回归模型，其中包括四个因变量的前后变化。三种参与(公众会议，公民陪审团和焦点小组)包括在每个模型中，对照组作为基本类别。我们还用方差分析来检验三种参与形式是否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所有模型还包括以下人口控制变量：（1)性别，(2）年龄，（3）种族，（4）教育水平；（5)就业状况；(6）家庭年收入。
研究结果
第一组假设认为，所有三种形式的参与都将提高问题意识，公民陪审团的提升幅度最大，公众会议的提升幅度最小。结果表明，统计学意义上焦点小组(P<0.01)、公民陪审团(P<0.01)的问题意识显著增加，公众会议不显著。此外，方差分析表明，公民陪审团的提升程度明显大于公众会议(P<0.05)和焦点组(P<0.05)。但公众会议和焦点小组的提升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部分支持假设1。
第二组假设认为，所有三种形式的参与都将提高感知能力，公民陪审团的提升幅度最大，公众会议的提升幅度最小。公民陪审团和焦点小组的参与者的感知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高(P<0.1)，但公众会议有。F检验结果表明，公民陪审团带来的提升在统计学意义上大于公众会议的提升(P<0.1)，但与焦点小组没有区别。此外，公民陪审团、焦点小组之间，焦点小组与公众会议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因此，研究结果对假设2的支持力较弱。
第三组假设认为，所有三种形式的参与都将提高赋权感，公民陪审团的提升幅度最大，公众会议的提升幅度最小。结果表明，统计学意义上公众会议(P<0.01)、焦点小组(P<0.05)、公民陪审团(P<0.01)的赋权感显著提升。此外，F检验结果表明，公民陪审团的增加大于焦点小组的增加(p<.05)。但公民陪审团与公众会议之间、焦点小组与公众会议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的。研究结果对假设3的支持力较弱。
最后一组假设认为，所有三种形式的参与都将提高对公共服务从业人员的信任，公民陪审团的提升幅度最大，公众会议的提升幅度最小。结果表明，统计学意义上公众会议(p <.05)、焦点小组(p<.10)、公民陪审团(p<.01)带来的信任提升具有显著性。F检验结果表明，公民陪审团小组的提升最大，与公众会议存在显著差异(p<.05)，与焦点小组也存在显著差异(p <.01)。然而，公众会议和焦点小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4。
研究结论
这项研究表明，不同参与过程产生不同结果。具体来说，直接公众参与可以对个人层面的结果（问题意识、能力、赋权感、信任）产生积极影响，不同参与形式影响程度不同。具体而言，参与公民陪审团的个人（高强度互动）和参与焦点小组的个人(中等强度互动)的问题意识、能力、赋权感、对从业人员的信任提升。此外，参加公众会议（低强度互动）的个人赋权感和信任方面经也会显著提升。此外，公民陪审团对四个结果的影响比焦点小组、公众会议深刻。这些结果与理论主张和先前研究的结果相一致，表明直接公众参与可以加强参与个人各种公民倾向，参与审议的影响最大。三种不同参与形式中，公民陪审团的个人层面结果影响最大。平均而言，与对照组相比，公民陪审团的参与者在问题意识（0.62)、能力(0.47)、赋权感(10.06)和信任(0.73)方面提升更多。这些影响大小是不可忽略的。
这项研究还为今后关于公众参与的研究提供了启示。首先，可以研究不同公众参与形式产生的政策层面的影响。其次，公共参与已成为政府机构每天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公共行政人员在设计、管理、实施和评价各种参与进程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可以进行更多关于行政人员在参与活动之前、期间、之后发挥的作用（也可以使用调查或实验），以及他们对不同参与形式的看法，来推进公众参与的理论和实践。这项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他们预测不同的直接公众参与方法对参与个人的潜在积极后果。最后，文章讨论直接公众参与对产生、培养问题意识、能力、赋权感和信任的影响，这在公共行政中都很重要。因此，这项研究指出了公众参与促使公共行政更民主、对公民更负责的潜力。
附参考文献献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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