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长：敦煌书法风貌流变
敦煌遗书的内容，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大约7万多件。敦煌遗书中汉字书写的文献最多，大部分是用细致工整的楷书来写的。敦煌地处东来西往的丝路重镇，民族成分复杂，所以在遗书中还保存了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来文字书写的古卷，包括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等。
敦煌遗书，囊括了篆、隶、楷、行、草等几乎全部的书法艺术形式。这些遗书是谁写的呢？主要是官员、学士、僧人，还有专门写经的人叫“写经生”，还有普通的老百姓。有的是为了专注信仰修行，还有人纯粹是为了积累功德，这一切当中自觉不自觉地弘扬和传承了书法艺术。
《千字文》（篆书）
南北朝安弘嵩《大智度论》（隶楷书）
唐《妙法莲华经》（楷书）
唐净眼法师《因明入正理论略抄》（草书）
从书法的视角看敦煌遗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楷变”的问题，也就是楷书变化的过程。楷书的变化，时间漫长，而阶段众多。
隶楷前凉《法句经》
魏楷前凉《法句经》
唐楷《妙法莲华经》
隶楷过渡期是一段漫长的时期，是楷书字体日渐形成的时期，如何简化隶书字形，如何形成新的笔画结构，正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写经体中出现的别字异体字，正是这种简化和改善字形结构的尝试。
隶楷以后，进入魏楷。魏楷从隶楷中脱离出来并逐渐成熟，是北朝写经的主要形态。南朝后期的抄经也有魏楷，魏楷的笔法显然比隶楷更先进，也更复杂。横画的起笔不再是尖锋落笔，而是顿笔直入或逆锋落笔，这个笔法是进入魏楷的标志。这种新笔法，让横画的写法有“三过折”的丰富形态，其他的竖钩、弯钩等法也都在这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逐步完善，其结体方整，有楷体的风范。在魏楷形成这个阶段的写经卷，其书法风格明显不同于隶楷期的写经，北方少数民族的淳朴、质厚、率意、自然都融入了写经之中，成为敦煌经卷中最为亮丽的一章。
从魏楷经隋楷到唐楷，大约也有100多年的时间，北魏灭至隋的四五十年只是一个过渡，但这个过渡很重要。因为楷书笔法的精细化进一步得到加强，横画宽结、斜画紧结的两大类型已形成，但尚未得到总结。到初唐，楷书呈现楷书风貌多样的格局。初唐的欧、虞、褚、薛，到中晚唐的颜、柳，唐代的楷法得到完善，至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张怀瓘《玉堂禁经》，总结了“永字八法”，至此，唐楷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表明楷法的最终完成。
从隶楷，魏楷一直到唐楷，其所花的时间比篆、隶、行、草都多得多，如果从公元265年三国结束算起，到公元649年唐初四大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的诞生，前后有400年的时间，不可不谓历尽艰辛。而敦煌遗书，完整地记录楷书这段漫长的历史，提供了楷法从萌芽到成熟的全过程。
敦煌文献P.3561《智永真草千文残卷》，是唐贞观十五年（641年）蒋善进临摹本文献记载，智永写了《千字文》八百本，分别送给了浙东的许多寺庙，一时间广泛流传，成为寺院和尚和民间写经生临习的范本。敦煌蒋善进临智永《千字文》的发现，表明智永《千字文》的影响已是相当普遍。智永是隋代和尚，书法深得王羲之真传。智永的价值，不在于他的创新，在于他对笔法的简化和对书写连续性的讲究，这种写法，正是熟练的、实用的、美观的平民写法，也是写经生所需要的写法。
敦煌文献P.3561《智永真草千文残卷》
智永《千字文》
敦煌遗书，后人习惯上称为“经书体”或“写经体”。其实，“经书体”来源于汉代的实用书写——汉简书法。
敦煌藏经洞发现后的第七年，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在敦煌附近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掘获大量汉代简牍，总数在3000多枚，考古界把这一批简叫“敦煌汉简”。斯坦因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在中国文化界会产生如此强烈而又持久的反应。他无意中打开的是一座罕见的汉代书法宝库，这里珍藏着最早的书法真迹。
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使得漫漫沙海中掩埋的木简，可以历经两千多年而不朽。干旱少雨的河西走廊，无意中成了中国古代文书档案的巨型露天博物馆。此后，敦煌汉简的发掘进入了鼎盛期，沉睡千年的书法材料大量出土，可以说令人目不暇接，一百多年来，东起天水，西至敦煌，南到祁连山，北达居延海，都有汉简相继出土。到目前为止，在甘肃发掘的汉简数量已达6万余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量的80﹪以上。
敦煌汉简，主要内容为边塞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基本上连续反映了两汉的历史，简牍上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墨迹也完整地反映了汉代的书法风貌。汉简不仅摆脱了石刻翻版的刀工限制，可以更加直接以观赏者的视角接触墨迹。阅读时可以完全感受到书写者手指、手腕、肘，甚至到肩膀的运动，如水波，如飞檐，如飞鸟，笔锋随书写者情绪流走。书法的舞蹈性、音乐性，到了汉简隶书才完全彰显了出来。
汉简的时代，这正好是中国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叫“隶变”，就是隶书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说，汉简书法就是汉字字体由篆书逐渐演变和简化到隶书的结果。敦煌汉简书法正好处在中国书法五体形成的重要时期的一个重要位置，可以说，中国书法的五体——篆隶草行楷，在汉简中都有原型或初露端倪。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也就是说，汉简书法是古今文字之间的一座桥梁。
汉简书法在一千多年的书写过程中形成了以隶书、行草书、楷书为基本特点的书写法则使之成为今文字书法的母体，没有汉简书法也就没有我们的书法史，就没有篆、隶、草、行、楷五大书体的形成。汉魏以后，中国书法的篆隶草行楷五体书已经完成了，两千年来再没人能创造出第六种书体。
悬泉汉简（隶书）
武威王莽新简（隶书）
水金关汉简（草书）
武威医药简（隶楷书）
地湾汉简（隶楷书）
汉简书法在书写实践中所产生的起收笔法、提按笔法、粗细笔法等均成为后世书法所遵循的基本法则。汉简书法的书写受当时书写材料的限制所形成的从上至下、从右至左的书写顺序一直影响中国书法几千年。汉简的写法受到简牍本身宽度的限制，所以形成了字形或扁或长的基本特征，继而形成了汉字的基本形态——方块字。
汉简的书写者大多是戍边或者是邮驿中的工作人员，这些将士们常年生活在烽火连天的边陲要塞，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墨迹率意洒脱，自由活泼，很少矫揉造作，形成了粗犷、雄健的书风。我们回想汉简的时代，是民族大一统思想空前勃发的时期，是引人荡气回肠的开拓时代。这段时间里，是汉民族超然神往的时期。民族处于这样的一个昂扬向上的节点，从官吏到戍卒都充满了对国家前程的憧憬。《史记·平准书》记载:“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一个拥有3600万人口的国度，其中的120万人直接参与战争，人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用毛笔在木简上写字，水平线条被简牍纵向的纤维影响，一般来说，横向的水平线遇到纤维阻碍就会用力。通过纤维阻碍，笔势越到尾端也会越重。这种用笔现象在秦简中已经看出。汉代隶书更明显地发展了水平线条的重要性。
汉字从篆书“破圆为方”成为隶书之后，方型汉字构成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就是“横平”与“竖直”。而在汉简上，“横平”的重要性显然远远超过“竖直”。从居延、敦煌出土的汉简上的笔势来看水平线条有时是垂直线条的两倍或三倍。“竖直”线条也常因为毛笔笔锋被纤维干扰，而不容易表现，因此，汉简隶书里的“竖直”线条常常刻意写成弯曲状态，以避免被汉简垂直纤维的破坏。
居延汉简
毛笔与汉简彼此找到一种互动关系，建立了汉代隶书美学的独特风格。汉代隶书不只确立了水平线条的重要性，也同时开始修饰、美化这一条水平线，形成“波磔”这一汉代美学上独特的时代标志。“波磔”如同中国建筑里的“飞檐”——建筑学者称为“凹曲屋面”。利用往上升起的斗拱，把屋檐尾端拉长而且翘起，如同鸟儿飞翔时张开的翅膀，形成东方建筑特有的飞檐美感。
“章草”保留了隶书的“波磔”。有人认为先有了正规的篆书、隶书、楷书，然后发展到行书，最后才有草书，书法的练习也应当遵从这个顺序。然而，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表明早在西汉中期就有了成熟的章草。它揭示出书法演变是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草书，然后才演变出行书、楷书的过程。草书产生于隶书之后，起源于雄浑壮美的西北。
马圈湾汉简（章草）
敦煌地区遗存的碑刻书法也是敦煌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碑刻书法的影响从古代就开始了，酒泉发现的北凉石塔《高善穆石塔》有“（公元428年）承玄元年建”的铭文，是明确的沮渠蒙逊的纪年，比洛阳龙门石窟开凿早半个多世纪。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北凉政权灭亡。北魏从凉州迁走了3万户，这其中包括沙门领袖师贤、玄高、昙曜和3000多僧侣、工匠。后来，曾经参与过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等石窟开凿的凉州僧团，在昙曜主持下建造了云冈石窟。公元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又开凿了著名的龙门石窟。留下了名噪天下的经典魏碑书法——龙门二十品。考察云冈、龙门石窟建造者的师传背景，我们不难看出，龙门二十品书法最早的源头就是北凉书法，也叫“北凉体”。
酒泉高善穆石塔
龙门二十品之北海王元详造像记
酒泉高善穆石塔拓片（局部）
在莫高窟开凿之前，敦煌地区的文化，尤其是书法，在全国是很出名的，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张芝了。张芝是东汉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甘肃敦煌郡渊泉县人（今瓜州县人）。每天做完功课，张芝就在水池边洗砚台和毛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把整个池塘的水都染黑了，“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一时传为佳话。后人把书法称为“临池”，就是从这儿来的，“临池”其实是一种学习书法的精神。张芝《冠军帖》“一笔书”的出现，宣告了草书的完全成熟。“一笔书”就是草书文字之间自始至终笔画连绵相续，好像一笔写成的样子。张芝在继承章草的基础上，摆脱旧俗，独创一体。
张芝《冠军帖》
在中国书法史上，张芝与怀素前后辉映，代表着汉唐时代草书盛行期的两座丰碑。
自汉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间，在草书领域里有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四位大师，他们的师承都源于草圣张芝。其实，张芝的“明星效应”到东汉末期才显露出来。从京城长安到西陲敦煌，从天水、洛阳到楼兰、高昌，都有大批张芝的“追星族”。
在张芝创立草书之后，草书从实用中脱离出来了，书法才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这门艺术在汉代形成了以敦煌书法为代表的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说到敦煌书法的代表性人物除张芝之外，还有一位就是索靖。索靖，敦煌郡龙勒县人（今敦煌西阳关、玉门关一带），和张芝是亲戚，是张芝的晚辈。索靖擅长章草，与书法家卫瓘齐名。都是尚书令，人称“一台二妙”，就是两个大书法家在一个部门上班。卫氏一门都是书法家，到后来卫夫人又把笔法传给了王羲之。
张芝草书在历史上实现了两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就是突破了“可识”（认识不认识）这个规则。在之前，章草还是以实用为主，其作用一个是简明，一个是快捷，而且字字独立。相传在汉章帝时代曾指定两个大臣可以用章草写奏折，可见章草还是以实用为主。只有到了今草，到了张芝，才可能突破“可识”这样一个规则。
突破实用以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元好问《雁丘词》里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就是情感的价值。张芝草书突破了可识的规则，成为纯粹艺术，纯粹艺术超越了实用，它只对情感负责！情感问题如同生死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对人的一生什么最重要？生和死还不重要吗？草书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太重要了。
第二个突破就是突破了单个字的规则。写字本来就是一个一个写，连在一起就不行，这就是实用的规则。但是被张芝突破了，可以一次写一串，叫“一笔书”。张怀瓘说了一句赞扬草书或者描写草书的话，叫“拔茅连茹”，就是拔起这一棵苗，下面的根是连在一起的。他认为这是草书的状态，大草的状态。张芝说“匆匆不暇草书”，时间太紧了来不及写草书，讲的就是草书创作。后来有人断句给它断成“匆匆不暇，草书”，这是没道理的。
草书通过这两个突破以后就具备了更高一级的价值了。讲文化自信，如电影、电视、舞蹈、音乐全世界都有，甚至人家有的地方比我们做得好，但是书法是我们民族最独特的。印象派之所以产生，这批人，包括凡·高，他们当时就是把其他所有的都抽掉了，只选择色彩对情感的关系，他们说我的色彩只对情感负责，就和我们的草书的符号直接和感情对应起来是一致的。这一点就可以把中西两个艺术形式打通了。我们的草书，包括中国的写意画，笔墨有情感，书法的线条有情感，组合、结构有情感，这些只对人的情感负责的理解追求与印象派的色彩只对情感负责，在美学层面上是相通的。
一切艺术都是形象、意象的艺术，中国的汉字恰恰是象形、会意的展现，中国书法、文学及一切与汉字相关的艺术等都是象形、会意的组合，以及节奏和旋律。比方说像马致远词《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都是画面，“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也都是画面，这是跟中国文字直接相关的。
中国的艺术更具形象、意象，形成了写意精神，在艺术上更具优势。写意精神是中国最高的艺术精神。西方到了文艺复兴以后才有写意精神，主要就是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包括超现实主义，是把做梦和现实结合起来。康定斯基的抽象几何图形，最后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像杜尚他要消解艺术与生活的区别，颠覆一切规矩。这些是和我们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