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奸父亲灵堂上，周幼海与上海滩名花成婚！两人相爱结局却太苦

1944年的周幼海，还是在孽海里挣扎的公子哥，大汉奸之子的标签贴在他的额头，他的心灵备受煎熬，那时候他不知道光明的前途距离自己还有多远，有一阵子，他显得很玩世不恭，那个样子连他自己都感到厌恶。

但恰恰在这最坏的时间里，“最坏”的周幼海与他一生的爱人相遇了。

当时，上海滩交际场中有一朵名花叫夏丹维。一天，周幼海闲来无聊，想采这朵花，于是在国际饭店二楼摆了一个场子。夏丹维大概知道周家公子心怀不轨，赴约时便拉上了自己的好姐妹施丹苹。

那一晚，周幼海梳着光亮的分头，穿着笔挺的西装，一副典型的上海滩小开模样。他说话的腔调像极了他的汉奸父亲周佛海，夏丹维与施丹苹心中虽然不喜，但面上却要阿谀奉承着。

吃完饭，周幼海提议再饮咖啡，两位小姐不敢抗拒。那时候，国际饭店因为时局不好，到晚上11点乐队就停止演奏，咖啡厅就准备打烊了。周幼海那一晚的兴致颇高，11点钟见乐队不再演奏，他叫来经理讲，不要扫了我和两位小姐的雅兴，乐队继续演奏下去，每奏一曲，我出五美金。

国际饭店的经理知道周幼海是伪上海市长、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的儿子，当时号称上海滩四大公子之一，不敢得罪，只好叫乐队不合时宜地继续演奏下去。

这样霸道地闹到凌晨1点，离场时，周幼海又做了一件嚣张事，他对夏丹维说，我想带你的女伴去兜兜风，你自己回去吧。

说完，周幼海一把拉过施丹苹，硬叫人家上了他的自备汽车。

那时日本败相已露，上海实行灯火管制，周幼海开着车，在马路上一路飞飙，时不时还要爆发出兴奋的吼叫。施丹苹很害怕，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暗中防备着。

在跑马厅一带兜风尽了兴，周幼海问施丹苹，你跟夏丹维一样，也是常年在金门饭店包房吧？

施丹苹点点头说，那就请你送我回去。

周幼海含义不明地笑了笑，然后开着车向金门饭店驶去。

到了金门饭店，周幼海并没有要走的意思，他直截了当地对施丹苹说，我送你上去。

施丹苹说，很晚了，我可以自己上去。

周幼海用略带威胁的口气说，你拒绝我可不好，我是一定要上去的。

施丹苹没有说话，只好勉强进门，上楼。

到了施丹苹的房间，周幼海原形毕露，他脱掉西装，朝床上一躺，一边摸支票本，一边对施丹苹说，今夜不走了！开个价，你要多少钱？

遭到这样的羞辱，施丹苹终于愤怒了，她郑重地对周幼海说，请你放尊重些，离开我的房间。

听到这话，周幼海笑起来，笑声中全是鄙夷。他对施丹苹说，舞女有尊严吗？你和我都是没有尊严的人。你的清高与我的可耻都是一样的，不会有人相信，更不会有人理解。

说着，周幼海冲上去，与施丹苹拉扯在一起。

施丹苹是个聪明女人，她先是假意表示顺从，等周幼海放开手，她抓住机会迅速跑进卫生间，从里面锁住了门。

周幼海遭到欺骗，恼羞成怒地将施丹苹化妆台上的香水瓶砸了一地，砸完，他站在一片狼藉中向施丹苹喊话，连你这样的女人也敢羞辱我！你等着，有你好看的。

然而，就在施丹苹躲在卫生间浑身颤抖的时候，外面突然没了动静，紧接着她就听到一声沉闷的关门声，周幼海居然突然陷入沉默，走掉了。

凭女人的直觉，施丹苹知道，周幼海明天不会再来找麻烦。但与此同时，她又无法明白，自己遇到的这个大汉奸儿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个阶段是周幼海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所有人都认为他只是大汉奸周佛海的儿子，一个玩世不恭注定可耻的公子哥，少有人知道他十七岁就被汉奸父亲送到日本，做了人质。在日本，他并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只会纸醉金迷，为了寻找内心的光明，他曾暗中结交革命青年，用心研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了挣脱牢笼，走向光明之路，他曾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毅然出逃，但日本人和他的汉奸父亲对他的控制太严了，努力了许多次想奔向革命的大后方，结果总是半道上就被汉奸特务拦下来，带回了上海。可就是这样，他还是不甘心的，但放眼整个大上海，能为他指引光明前途的却只有一个高中时的要好同学张朝杰，而赵朝杰能为他做的也仅仅是待时机成熟时将他介绍给人在苏北的共产党妹妹和妹夫。可即便有朝一日见到了共产党，他又怎能挣脱眼下的牢笼，奔向那光明的新世界。

由于心中的苦闷无法宣泄，周幼海只好拼命去做玩世不恭、让人憎恶的人，在他看来，这是畸形的抗争，孤独的呐喊，没有人能够懂得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幼海曾认为他的父亲周佛海会遭到严惩，而桎梏他的那个牢笼也会随之消亡。但现实的黑暗颠覆了他的预想，由于周佛海善于耍弄脚踩多只船的政治伎俩，日本人投降后，昔日的大汉奸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上海行动总司令”。但周佛海的光鲜之下，暗藏的却是军统戴笠的两面手法，一方面他有利用周佛海维持上海治安的算计，另一方面他又时刻做着过河拆桥，侵吞周家巨额财产的准备。

1945年9月30日，见上海治安已趋于稳定，军统在上海已经立定，戴笠便撕下合作的外衣，将周佛海送往重庆，软禁在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内。

周佛海被送走后的第三天，戴笠以周佛海心脏病复发为由，逼迫周妻杨淑慧和周幼海同去重庆，名义上是照料，实际上也是软禁。

与众多汉奸一同软禁在白公馆，这样的遭遇既超出了周幼海先前的预料，同时又让他感到了深深的耻辱感。

为了从软禁之地重庆白公馆逃离出来，周幼海将自己伪装成了不问政治的纨绔子弟，整日闹着要去国外读书。1946年3月，戴笠在南京岱山坠机身亡后，新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给了周家一个面子，同意释放周幼海，但规定周幼海只能暂时去成都，不能去重庆或者回上海。

这七个月的软禁，坚定了周幼海投身革命的信念。

在昔日“岭南中学”同窗好友萧孟能的帮助下，周幼海途径成都秘密潜回了上海。恰好这时候，张朝杰的共产党妹夫田云樵正在上海从事地下策反工作。就这样，在田云樵的引领下，1946年6月，周幼海来到了苏北淮阴，并且受到了时任中共华中局联络部部长杨帆的接待。

经过短暂的革命洗礼，1946年8月，周幼海入党，成为秘密的特别党员，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周之友”。

1946年10月，周幼海接受组织命令，秘密潜回上海，在田云樵领导的“策反工作委员会”下进行情报搜集和策反工作。

周幼海没有想到，脱胎换骨刚回上海，他竟然就与施丹苹再次邂逅了。

那是1947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施丹苹偶尔走到静安寺路陕西路口的“雪园老正兴”饭店，到服务台去打电话，不料周幼海和田云樵正在那里接头。突然看到施丹苹，周幼海对田云樵说，那是大上海鼎鼎有名的交际花，几年前我与她有误会，我想过去道个歉。

说完，周幼海走向了施丹苹。

见到施丹苹，周幼海诚恳地说，前年实在冒犯，很对不起。请你原谅。

对于这突然的邂逅与道歉，施丹苹感到很意外，她微微地笑了笑，点了点头。

这时候，周幼海对施丹苹说，那一晚我误会了你，你也误会了我，希望我们有重新认识的机会。

施丹苹觉得这句话不是逢场作戏的无聊语，她没有拒绝，而是以含蓄的沉默接受了周幼海的说法。

要到施丹苹的地址和电话后，周幼海对施丹苹展开了既热烈庸俗却又与众不同的追求，每天上午，他都会叫人送上一束鲜花到施丹苹家，鲜花上总是附着一张卡片，卡片上总是写着一些追求光明美好的话，例如：“坚信光明的人，在这一刻应该携手，我相信你是热爱朝阳的”、“请随光明的赤子走向未来，那里有你不曾见到的幸福！”

周幼海写下的这些话引起了施丹苹的好奇，于是她主动约周幼海见面吃饭，地点是她特意选的霞飞路华府饭店。

那是一餐昂贵的法国大菜。吃完后，周幼海看价钱时有些瞠目结舌，以至于连声对施丹苹说，你猜这一餐要多少钱？要多少钱？

言下之意，太贵了。

施丹苹说，这对你来说不是小意思吗？

周幼海说，我需要认真地告诉你，我不稀罕这些，这些也并不能给我带来快乐。从前你看我总是大把地撒钞票，那不是炫耀，不是得意，那是痛苦，是挣扎，是可笑的抗争？你懂得吗？

这样的话，让施丹苹想到了前年的那一夜，于是她问，那晚，你为何会突然沉默地走掉？

周幼海说，那晚，我好像突然看清了你是怎样的人。其实，那时候你也应该看清我的。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施丹苹，一瞬间的工夫，她似乎找到了那晚没有找寻到的答案。也许是心中生出了好感的缘故，随后施丹苹对周幼海讲了她的身世——施丹苹的祖上是常州富贵人家，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开了间浴室为生。起初父亲对她还是疼爱的，送她进新式学堂读书，但自从父亲吸上鸦片，心肠就坏了，后来将她卖给了一个老烟鬼。

施丹苹告诉周幼海，逃离那样的家庭，来到上海，不是为了风花雪月，是为了自由，为了见到光亮。

有了这一次坦诚的交心，两人之间便慢慢地靠近了，但对于施丹苹而言，周幼海是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那个人？她还需要真切地看一看。

一次，两人在国际饭店吃完饭，施丹苹故意说，最近正在跟朋友做棉花生意，尚缺两条大黄鱼（金条），要赶紧去想办法“弄头寸”。

周幼海听了，当场没有表态，第二天他来到银行看了施丹苹的财产，见账上有许多钱，但他还是将二十两黄金解了进去。

施丹苹知道后大为感动，一颗心就此落定在了周幼海身上。

然而，就在周幼海和施丹苹正式确定恋爱关系时，周家却陷入了极度难堪的境地。1947年春节后，周佛海被国民党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后经某些人苦苦哀求，周佛海才得以死里逃生，改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常州的老家人听说施丹苹要嫁给大汉奸的儿子，不答应。施丹苹顶住压力，不顾流言，十分坚决地陪同周幼海走进老虎桥监狱，去看望周佛海。

此时的周佛海虽然刚满五十岁，但心脏病严重，身体已经坏掉了。见到儿子选定的这个女子，周佛海看了好一会儿，送了施丹苹一句意义非同寻常的话：“丹苹，幼海以后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们走好你们的路，过好你们的生活。”

周幼海的母亲杨淑慧城府很深，精明世故，见周佛海十分看好施丹苹，她便不再去计较施丹苹原先舞女的身份。订婚当天，她先送了施丹苹一枚24克拉的大钻戒，然后当着众亲友的面，郑重严肃地宣布了三条，名之谓“约法三章”：第一、自订婚之日起，施丹苹即退出交际界，不再和任何人来往；第二，要等周佛海出狱后才能结婚（杨淑慧深信周佛海必有保外就医的一天）；第三，施丹苹立即迁入飞腾公寓居住。

施丹苹本就厌恶过去，订婚第二天，她便遵照杨淑慧的说法，搬进了飞腾公寓。

那一时期，周幼海接受组织命令，经常以看望父亲的名义到狱中做周佛海的工作，希望周佛海能给昔日的部下写信，劝其起义反正。施丹苹作为未婚妻时常跟着一起去，渐渐地，她便明白了周幼海还有一层秘密的红色身份。

见施丹苹大概已经知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周幼海对施丹苹说，关于我的身份，不是我不愿意向你说明，而是因为我们有严格的纪律。

施丹苹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先前你说过的许多话，这是一件好事，今后我会全力配合你的工作。

就这样，施丹苹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8年2月28日，大汉奸周佛海病死在狱中，周家上下悲痛不已，唯独周幼海无法流下眼泪。

周佛海的尸体运到南京万国殡仪馆，未入殓前，杨淑慧一边痛哭，一边说，你们的事，要么在灵堂前披麻戴孝成亲；要么等三年孝满，再成婚礼。你们快快自己考虑决定吧。

周幼海和施丹苹考虑到革命工作的需要，再三商量，终于接受了前一种办法，于是南京城里上演了一出灵堂成亲的荒诞活剧。

周幼海和施丹苹正式结婚后，在田云樵的领导下，两人作为搭档随即展开了新的地下工作。

为了隐秘身份，婚后的周幼海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周开理，在中央商场楼上租了一间写字间，表面上做的是股票公债的生意，实际上是做情报收集、策反工作的一个重要联络点。

那时候，周幼海经常约一些国民党元老的公子到家中茶聚，一旦收集到有价值的情报，第二天，他就会换成周开理的身份，到中央商场与田云樵接头。

除了收集情报，那段时间，周幼海成功策反了不少人，也营救了不少人，值得一说的是营救知名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当时，张、罗被国民党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周幼海买通一位曾姓医生和护士李小姐，经常和张、罗互通消息。起初，周幼海与田云樵想独自展开营救，但因为没能打入军统，计划最终没能实施。但周、田二人没有放弃，后来他们将掌握的情报传递给我党另一地下组织，终于在上海解放前将他们营救了出来。

因为有组织纪律，那一时期，施丹苹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周幼海做外联，其中最重要、最危险的一项即是为我党地下组织买枪。

为保护丈夫，买枪，施丹苹运用的是昔日交际圈资源，通过好姐妹夏丹维的介绍，施丹苹认识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个军官乔耐。乔是个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主，只要给他钱，什么样的枪他都能偷出来。

施丹苹与他讲好，只要是短枪，不管什么牌号，一律50美元一支。前后四个多月的时间，施丹苹冒着巨大的风险，大约买到了四十多支好枪。

买枪以及接济地下工作的钱都是周幼海的私财，仅这一时期用掉的就有黄金200两、港币4万元、美金5000元以及一批价值6000美金左右的首饰珠宝。

那时候，周幼海的母亲杨淑慧隐隐也知道一些，曾劝过他，这么多的钱，够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的。你都交掉了，将来遇到风风雨雨，可怎么办呀？

上海解放前夕，因为持续地工作，周幼海的真实身份还是暴露了，有人给他送来消息——赶紧走吧！毛森已把你上了黑名单，随时都可能捉你。

这样关系性命、关系将来命运的重大选择，周幼海已经不是第一次面临了。昔日他从白公馆逃离前，周佛海就奉劝他带着家中的钱财去美国，但周幼海拒绝了，坚持要走自己的路。

这一次，周幼海同样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得到消息后，他一方面叫母亲在麻将桌上放话，说他早已去了英国，另一方面他带着施丹苹在巨鹿路租了一个套房，从此隐蔽起来，直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

周幼海是1922年生人，等到1949年5月25日大上海解放时，他还没过而立之年，按理说，这样一位接受过革命考验同时也为革命作出贡献的青年人，应该拥有更加光明的前途。

可是周幼海的人生下半场却是悲剧的。

上海刚解放的时候，一切还好。周幼海进了公安局，先在社会处二室当股长，后来又升任副科长，而他的两位领导都是解放前的老熟人，一位是曾在淮阴热情接待过他，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的杨帆；另一位则是过去与他保持单线联系的上线，时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二室主任的田云樵。

在这两位老领导手底下，周幼海的工作做的相当出色，那一阵子他挖出了不少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施丹苹的工作也是好的，她私人拿出三十两黄金，同田云樵的嫂子一起创办了公安局人事处托儿所。有一次，陈毅市长来参观，还特意表扬了施丹苹。

可即便如此，周家的特殊背景还是为周幼海夫妇带来了许多流言蜚语。有人讲，周幼海夫妇是“六天革命，一天不革命”，每到星期天，他还是从前的小开，住洋房，开汽车，奢侈挥霍。

面对这些非议，周幼海显得既坦荡又开明。他说，住着过去的洋房，人是容易有毛病。干脆这样好了，把这些东西统统交出去，同大家一起去过俭朴的生活。

就这样，周幼海将飞腾公寓的豪华住宅交公，和母亲、媳妇一起迁到了淮海路上较小的培恩公寓。

生活渐渐归于安稳后，母亲杨淑慧时常对周幼海讲，周家实质上只有你这一个儿子，延续香火是大事情，不能耽误。

杨淑慧的意思是叫周幼海与施丹苹尽快生子，他们又何尝不想呢，可几年过去后，施丹苹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

裂痕就这样产生了。

1954年的秋天，施丹苹生病住院，好久未回家。等到回到家中，这才发现周幼海已与一个借住在周家的女人有了私情。

施丹苹对周幼海说，我不能生孩子，我无法怪罪你。

周幼海对施丹苹说，我没有背叛，只是想要个儿子。

施丹苹认为这是命运对自己昔日做舞女的惩罚，她不是不愿意原谅周幼海，而是无法在幸福的生活面前原谅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所以到最后，她和周幼海离婚了，整个过程平和友好，没有一丝一毫的杂音。

悲剧的可怕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无法想象它会因何而起？更无法预料它会去向何方？

离婚没多久，1955年5月，有同事通知周幼海赶紧去公安局，说有工作要处理。谁知道而当周幼海赶到公安局后，立刻就有人向他出示了逮捕证，然后上了手铐将他押去了北京。

这一年，周幼海三十三岁，正合着上海人惯说的“三十三，乱刀斩”。

起初，周幼海并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后来才知道是受到了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案件的牵连。

辩解是无用的，就这样，周幼海在北京被关了整整十年。1965年9月，周幼海虽然获得了释放，但仍以“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三年”，送往上海京华化工厂监督劳动。

四十三岁本是男人的盛年，但周幼海在这个年纪却已经成了风中残烛，在狱中，他曾中过一次风，勉强救回来后身体就基本垮了。

京华化工厂见周幼海已经无法劳动，最后给了他一间斗室，让他在里面自生自灭。

就在周幼海独自承受苦难时，施丹苹也遭受了残酷命运的冲击，她先是被关了一段时间，出来后不久又被扣上大汉奸媳妇的帽子，整日只能躲在出租屋内，不敢出门，不敢出声。

一切到这里并没有完结。

1967年6月，周幼海在京华化工厂的斗室里尚没有熬过那悲苦的三年，又有人前来将他逮捕，再次将他关进了北京的秦城监狱。

这一次，周幼海是受到了刘少奇的牵连。

此时的周幼海早已无力再去申辩，就这样，他又被关了整整八年。

1975年9月，公安部再度释放周幼海回上海，说是“维持原判”，仍回“京华化工厂监督改造”。

幸运的是，垂死之时，周幼海遇到了不少好人。先是他先前做地下工作时认识的护士李小姐，得知他几次中风，手脚已不能动弹后，李小姐便经常过来，帮他治疗恢复；周家过去有个男佣叫奎德，得知周幼海落了难，奎德每星期要去化工厂三次，照料周幼海生活，雷打不动；有些老公安佩服周幼海的人格，同情他的遭遇，也总是来看望他，为他奔走。

人间温暖让周幼海又重新活了过来，他便开始打听施丹苹的下落。

奎德经过多方打听，总算找到了施丹苹的住处，将来意一说，施丹苹点头答应，见面谈谈。

与施丹苹重逢的这一天，周幼海特意拿出5元钱作为菜金，这5元钱是他当时一月生活费的四分之一。

见面的时候，周幼海由奎德搀扶着，刚一看到施丹苹，两行热泪就滚了下来。

周幼海说，二十年了，还能见到你，真的好啊！

施丹苹也哭了，说，你要好好活下去。

从那以后，每隔两天，施丹苹就烧了菜到化工厂看周幼海。第一次去时，周幼海对她说，我是被这个世界遗忘了的人。施丹苹便安慰他说，我不是来看你了吗？

周幼海问她，这二十年你过的好吗？

施丹苹只淡淡地说，重逢总是好的。

周幼海身体坏了，但心底一直是亮的。他知道施丹苹没有钱，有一天，他将挂在脖子上的钥匙取下来递给施丹苹说，我箱子里还有原先你存的一千元，你全部拿去吧。

周幼海的举动让施丹苹想到了从前，虽然苦难毁掉了眼前的这个男人，但他的一颗赤子心却始终藏在胸膛里。

随着两人感情的升温，有一天，周幼海诚恳地说，丹苹，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我们复婚吧。

施丹苹默默点头，表示同意。

然而，落到现实里，那时候的周幼海却连一处最起码的房子也没有。一开始，周幼海还是满怀希望的，他找到化工厂领导，希望领导能给他分配一间房子。但一连几次，他得到的都是一句冰冷的“无房”。

最终，周幼海放弃了复婚的念头。

但对生活的心灰意冷并没有磨灭周幼海的赤子心，相反他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选择了与苦难的命运和解。

他对施丹苹说，丹苹！找个有条件的人改嫁吧！这是我的心愿！

他对为他抱不平的人说，我参加共产党闹革命，一点没错，我毫不后悔。至于我的一切厄运和遭遇，大概是我父亲周佛海太作孽缺德，父债子还吧！

1985年7月24日，周幼海在孤独凄凉中死去，只活了六十三岁，没有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