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君伟
撰文/法兰西胶片
《又见奈良》全国首日排片达到7%，这个数字，和《吉祥如意》打平，是《气·球》的3倍，《小伟》的7.7倍，《日光之下》的23倍，《郊区的鸟》的70倍。
我本来不想列这种数字，但上映三天322万票房还是让人有点丧了。
在中国观众一天天大骂中国电影是屎的时候，给你上一盘炒时蔬，你反倒闻不到味。
敢情大家就只能闻屎味？
看了那么久的电影，怎么就还是不明白，好电影是需要寻找的啊。这不是说是宣传做得够不够，电影卖点足不足，这是你从不去找，从不建立电影审美的结果。
你说《又见奈良》是文艺片，文艺片咱老百姓看不懂啊。
老百姓又是谁啊，不就是你和我吗，你是蠢吗？
《又见奈良》的故事已经通俗到“是中国人就懂”的程度，它的节奏也很灵动，喜剧元素层出不穷，一点都不闷，还很温和，而且还很感人。你不是喜欢感人吗？你敢不敢再喜欢一下感人？
气得我。
对了，还有民族性，大家不是很好民族性这一口吗？《又见奈良》通篇在谈民族，它连接过去，通往未来，它把《唐探3》突如其来的控诉转化成了最像正常人的理解力。
这还不行？
它还谈了老龄化的问题，人终有一天要变老的，会死的，你不怕吗？
忘记了，你不怕，明明是我怕。
今早上，一大早，得知一位十几年前杂志社的前同事昨夜突然病故，留下一个还没开机的本子，有的时候，逝去就是一种坚定的能量的消散，它就是会让我们心窝疼，它基本没有太多别的励志。
而《又见奈良》讲的是一个完整群体的逝去，它是从《鬼子来了》里挤出来的善良的影子。
去年，我们做过一轮《又见奈良》的深度采访，今天，我们再重发一遍，暂且先帮到这，将来有机会做系列采访，我们继续接着聊这片。
我上一部作品《米花之味》参加奈良电影节，获得观众选择奖。奈良电影节有个传统，获奖的人都有可能跟河濑直美导演合作，让她来监制影片。
我当时想，中日文化交流密切，一水之隔，如果我拍一个留学生故事或者爱情故事，会觉得太浪费了。我想以厚重的历史为背景，这是我感兴趣的。我一开始就确定想拍一个反战片，但怎么样去表现，当时没有想到。我以前知道有遗孤这类群体，但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开始查资料，开始买所有关于他们的书，找到的不多，大概七八本，一看就觉得我要写这个故事。有的书是写养母的采访，有的是回到日本的遗孤所写，有的是留在中国的遗孤所写，还有的是整理的书，包括严歌苓写的《小姨多鹤》这本小说，还有《大地之子》(日本NHK出品，中日合拍)连续剧，这些我都看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养母采访，很多的养母采访，作者会问她们，你的愿望是什么？养母的愿望很多都是我想去日本看看我的孩子，看看他们生活的环境，他在老家什么样子，但是真去的养母非常少，可能也就一个两个。所以我就想用电影去圆这些养母的梦，现在养母已经很少在世的了，大概是这样。《又见奈良》故事设定是2005年，实际上我去奈良是2019年，已有14年的跨度了。其实很多一代遗孤都已经不在了，养父母就更不用说了。
我在奈良是想寻找“一代遗孤”，所谓“一代遗孤”就是1945年前后在中国出生的孩子，80、90年代回到了日本，他们是日本血统。二代遗孤基本上都是混血儿。我在奈良找到的基本上都是二代，都是四五十岁，五十岁偏上的也有，还有三代能碰到。包括在我们剧组中帮我们翻译的张老师，她也是10岁跟他爸爸到的日本，那时是1993年。后来我找到归国者协会的会长，他叫张文成，没有日本名，虽然他是日本血统，但不愿意接受日本护照。那次见面还挺有意思的，我跟日本同事来到老年活动中心，一帮日本阿姨们在做饭，装便当，我看了倍儿好奇。我说：这干嘛呢？他们说：他们要给更老的人送饭，也就是给孤寡老人送饭。我心想，他们都这么老了，还有更老的？其实还有更老的，日本的老龄化很严重。这个时候迎面走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的日本男士，西装革履，拿着包，坐下之后开始跟他讲日文。我不会日文，但听他的口音挺奇怪。朋友介绍我是中国来的导演，准备做什么什么故事。那先生说：中国人？中国人那还讲啥日语，你干啥的？你哪的？我北京。北京哪旮沓的？我听着是很纯的东北话那种感觉。
其实一代遗孤特别少，奈良一共才五六个一代归国者，就是我用在片中的对白。后来就经过苦苦寻找，得知在一个叫黑龙镇吉野村有一位，但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后来我们就翻山越岭，开了两个多小时车，当然在日本开两个小时车挺远的，那苍天大树，还有一条土道，对面来车就得往回倒，旁边又是山涧。终于到了黑龙镇吉野村的时候，我问市役所，应该就是乡政府，有没有遗孤？那人想了想，拿出资料本打开找找找，说有一个，我们乡政府给他盖的房，在哪个地方，大概怎么怎么走，就让我们去了。日本的村还挺漂亮的，我们在半山腰上找到了那个房子。我就往里一看，有位老奶奶，白发苍苍、罗锅、没牙，她就开门来了，我还按照中国的礼节，带了最实在的米、油、水果这些。一开门，奶奶还没说话，我先说：奶奶您好，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来看您来了。老奶奶当时眼泪刷就下来了，你从北京来的？终于有人惦记起我们来了。我说请问刘大爷在哪呢？刘明财，日文名叫山田周作。老奶奶拽着我往旁边，他们家有一亩三分地，能种点萝卜、酸菜、白菜……一边跑一边说，家里来客qiě（亲戚）了。那个老头正种地呢，说：干啥呀？我当时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历史感扑面而来，你就会感觉到脑子中的数字年份在往前捯，开始往1945年倒……老头把那个锄头一杵地，就开始唠，从他小时候怎么到的日本，把他被放到哪家了，然后辗转反侧到姓刘家，给他起名刘明财，他还在村里当了干部，在中国挺好，后来村里的人说他是遗孤，他觉得挺奇怪，他说我不可能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还打小日本呢等等这些，挺有意思。
得知真的是有这么回事，他就开始沉默，政府说有机会让他回去寻亲，后来他就见到他的日本父亲，那是1991年去的，到了1993年3月份正式回日本了。回日本的时候，还挺轰动的，有不少的媒体报刊都在讲这个事情，就是中国人把日本的孩子养大了，还挺轰动的，机场很多人接机，包括记者，他的父亲已经75岁了，记者采访他父亲，他父亲非常的激动。父亲提到，我回日本之后又生了儿子，这儿子还没法生育，当时觉得我这辈子断子绝孙了。今天我没有想到，中国人民把我的儿子送回来了，我更没想到把我的孙子都带回来了，我万万没想到，我的重孙子都回来了，我一下四世同堂了，我太激动了，我这辈子够了，他就给我讲述他的这段历史。在家里，老人给我看很多他回来拍的照等等。有一个细节是，像中国人请客人到家里来喝茶，但是他喝咖啡。日本倾向于喝咖啡。当然茶文化日本也是非常浓，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人当时就给我泡了速溶咖啡。随后，老人就给我们看了一张1944年他们吉野村开拓团去中国出发前在村门口合的影，这张我用在了电影中，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一个素材。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接触这些遗孤，不管他们是一代二代，加上我们在寻找过程中碰到的一些故事，就慢慢地把这个故事构建起来了。
遗孤群体有一个协会，当地政府会安排老师给他们上课，上日文课，就是这些五六十岁的二代遗孤。有一个蒙古老太太是一代遗孤，80多岁了，还是吭哧吭哧在那学，眼睛看不清楚了，还在学最基本的日语。我问了一些其他遗孤，说：“您这个学多少年了？”“搁这学10年了”。我说：“学10年了？”“根本不会，到家就忘，回家还是包饺子，弄酸菜去，那谁记得住，日本名字，记不住。”我说：“您回家弄酸菜？”“自己泡酸菜，这边的酸菜不行，粉条还行，这边粉条好吃。”其实就是非常民间百姓的话题，没有聊很厚重的话题。他们都会每周要交一个作文，用日语写作文，其实是小学生水平。同事就把这个东西翻译给我看，基本上都是写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在中国的回忆，比如“我小时候怎么把柴火垛点着了”，“我小时候犯什么错，我爸妈教育我，后来长大了，觉得他们教育得对”，还有其他等等。说实话，这些记录让我挺感动的。她回到日本已经20年了，但是作文中的回忆依然是在中国，这就是无法磨灭的命运、文化与记忆。所以我在剧中安排了一个日本人回到了这个村，要表演节目，他唱的依然是中国的曲子，他是依旧怀有一颗中国心。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我更多是跟一代遗孤聊的，其实还是那位老先生——刘明财老先生，田山周作。我就问他，你对战争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他说，千万不能再有战争了，有了这次战争就让我骨肉分离了。当时回日本的时候，最开始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只能遗孤本人回来，我们就不同意，一起上诉，说你们发起一场战争让我们骨肉分离，现在我们回来你又让我们骨肉分离一次，我不答应，要回来就全回来，要不然就都不回来，后来经过一系列的交涉等程序，就让我们都回来了。对日本政府来讲，他们单方面认为我们是负担，因为村里人结婚早，生孩子又多，一个遗孤带着一老伴，生了4个孩子，孩子又结婚，一回来加起来就三四十口人。但又不能不面对这些事，就要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就得都承认，因为都是日本血统，都是留下的后代。
刘老先生也提到：这是政治的事情，我一个老人不是很了解。当时老先生还说：安倍在扩军，在增加军事开支，他不禁疑惑：增加这干嘛？增加这个不就是又要打仗吗？你又要打仗不就又有更多我这样命运的人？他跟他的太太非常不同意这种做法，战争不能再来一次了，因为遭殃最大的一定是百姓，两国都是。
04
从来不让妈妈给他开家长会
我自己对战争反思的重点，更多的是战争遗留下来的伤痛，战争对当时的人造成伤痛，而且这种伤痛会延续很久，不是战争结束就完了。
但日本不同，日本是单民族，他们回到日本之后的歧视其实是跟生活的压力相关的。在中国是从小成长的过程，从小学到大学，但是回到日本后就面临着各种方面的歧视，比如做底层的工作，会被人家看不起。所以，很多人不敢暴露自己遗孤的身份，有一些甚至影响到了三代。举个例子，有个小男孩两三岁去的日本，身上基本上没有中国人的影子，家里边说中文，他能听得懂，他也会说，但他不说，到学校，从来不让他妈给他开家长会，从来不说中文，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妈妈非常伤心。他妈妈是在中国长大的，就说为什么不让我去？他说，如果我让某些人知道我有中国的背景，那我在学校不好过，日本学校霸凌、抱团这种情况很严重，他不愿意向他的社交圈表露这些，其实孩子也是无奈的，是没有办法的。在日本我所接触到的遗孤二代、三代，他们实际带有的中国人的味道更多。就算他说的日语，穿着日本着装，但是他的气质是藏不住的，他的味道还是中华民族的，甚至影响到了下一代，比如我们剧组中的张老师。当然，他们这一代都是混血儿，但是因为在中国成长，接受的教育等等是长大后无法变化的。他们在日本就会讲日语，尽量跟日本人融到一起，因为在那边生活，没办法，但是给我的感觉，依然是浓浓的中国味。从吃饭来讲，我看他发朋友圈，去他家吃饭都是肥牛火锅，当然肥牛是日本的，但却是中国的那种放很多辣椒的火锅这是中国的饮食习惯。有时候去他家，问到吃什么？他说：包饺子吧，酸菜猪肉的怎么样？日本人不会碰你，但碰你一下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一种热情。这种肢体语言无时无刻不传达出中华文化的感觉。
再比如说一个家庭，日本的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没有像中国这么的亲近，感觉在隔着什么。子女要上学的话，一定就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生活费和其他问题，他们认为管家里边要钱是个很可耻的事情。而在中国，父母觉得我要培养孩子，我愿意为他付出所有东西，是为孩子以后的幸福付出。所以，从这方面看出，他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日本的孤寡老人很多？我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更准确一些。在中国，我们广场舞特别吵，一帮老大妈在那跳得也不好看，歌也不好听，好像乡村电音。但是到了日本，那些公园、广场等等，特别安静，没有老人，有时候没有人。他们各自在家里边，看灯是亮的，看电视也好，干什么也好，声音很小，好像是很文明这种感觉，但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有的老人在房间里死了一个月，才被人发现。日本有一个职业是专门清理这些孤寡老人遗体的。有一个纪录片就拍的这个。我问他们：“晚上吃完饭不出来遛弯？”日本人说：“不遛弯。”“你们不去树下边聊会天，打会麻将？”“不行不行，没有没有。”但是中国的老人相对日本就没有这么多因孤独死去的，是因为我们会去跳广场舞，就算孩子在外边打工，但我有我的老伴，我有我周围的朋友，要不打会麻将，要不我们树底下乘乘凉聊天。一开始我觉得很反感的广场舞，去完日本之后反而觉得很健康，会让远方的儿女没有那么担忧，这个社会也会稳定一些，跟日本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觉得没有哪个文明或不文明，中国的老人也是非常可爱、非常有意思的。我给日本同事讲中国老人在干什么，他们都觉得好可爱，其实这个是真的很健康的。从这方面反看我们国内的情况，从这件事就能体会到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日本人与之间距离的差异，何况这些遗孤去日本，他们想融入？更难。
其实选择这个题材，倒不至于害怕，只不过中日题材，尤其战争题材非常敏感，处理不好就会被人说成是，向着日本说话或者亲日等等。但我是从百姓入手，是在讲中国母亲真实的人性光辉，故事都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我是相对客观地处理这个题材的。我没有说日本多么好，而是跳出了思维局限和道德评判，讲人性。我听历史老师讲课，讲中日战争，有句话我觉得讲得挺好的，就是“再疯狂的年代也有人性的光辉”。我觉得中国母亲身上完全体现了这个，并不是说我要表现主旋律或者歌功颂德，是因为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看那些养母的采访，有些真挺“不可思议”的。一九四五年战争刚结束，日军正在撤退，日本人把孩子就放这了，对于中国的养母来说，这一行为等于是立刻就把敌人的孩子收养了，这是何等的伟大。有一些养母讲到，6个月前，她被日军一脚踹流产了，孩子没了；6个月后战争结束，有一个孩子留在她家门口了，或者是有人问，这有鬼子的小孩你要不要收养？要。
《又见奈良》这部影片的风格还是轻盈的。悲伤的事情，我想把它拍的轻盈一些、生活化一些。目前已经有很多很犀利的电影、很讽刺、很尖锐、很批判，我觉得这些电影都有了我就不用再这样拍了，这类很好的作品已经那么多了。我想换一种方式，我希望这部电影后劲大。这个劲不是用在你看的过程中这一脚踹心窝了，那又捅了一刀，不是这种。而是当电影结束，字幕升起，那个后劲在你心里开始升起。
2.韩家女：《药神》前一直在啃老，一年来一部片子没敢投
3.宁元元：第一次当导演，不想听建议
*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