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没有了旅行的这一年里(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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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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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给旅游业和所有依赖旅游业的人带来了沉重打击,所有的人都在艰难的生活着,等待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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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冠疫情给旅游业和所有依赖旅游业的人带来了沉重打击,所有的人都在艰难的生活着,等待着希望。本文译自The New York Times,原标题为" A Year Without Travel ",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已达到大规模流行的水平,“传播和严重程度令人震惊”。“国际旅行几乎立即陷入停顿,各国关闭边境,航空公司取消航班,世界各地城市进入封锁状态。生命、健康和人民生计的损失继续增加。

这给旅游业和所有依赖旅游业的人带来了沉重打击:2020年4月,美国机场的国际旅客人数同比下降了98%,并在这一水平上保持了好几个月。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数据,到2020年所有数据出炉时,全球旅游经济预计将萎缩80%左右。值此新冠疫情一周年之际,我们考察了世界各地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地区,看看它们是如何度过这一年的。

越南会安(HOI AN, VIETNAM)

回到大海求生

洪勒凡 (Le Van Hung)带着焦虑和希望,从位于越南中部海岸椰子树下的一座饱经风吹雨打的房子里走出来,绕过咯咯叫的鸡群,走上一条短道,凭直觉感受海浪、天空和太阳。

风平浪静的大海意味着,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暴风雨天气后,他可以安全地划着他的圆筐船进入中国南海,捕捞鱼和螃蟹来养家糊口。

51岁的洪,摇晃大的船上做了很多年的深海渔民。但在2019年,他放弃了这份工作,2017年他的女儿在历史悠久的前港口会安开设的海滨餐厅,他开始帮助她进行餐厅经营。他们赶上了因西方冒险家和亚洲旅行团推动的国际旅游热潮。

2020年初,当新冠疫情袭击时,游客和他家人的大部分收入都消失了。11月的时候,一场季风把他们坐落在沙丘上的阳阳(Yang Yang)餐厅拖进了大海,这是一个特别残酷的打击。

现在,会安的许多人都放弃了捕鱼,转而从事旅游业,当服务员、保安或快艇司机,或者开自己的生意,为游客服务。和他们一样,他又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行业,乘浪谋生。

洪是一个小个子男人,有点小肚子,背部也一直不太好,他供养着六个和他住在一起的亲戚,他们住在泥瓦屋顶和木百叶窗下的几个房间里。他们勉强度日。

自去年9月以来,天气一直狂风暴雨,以及最近的大风和汹涌的海浪一直在海面上徘徊,他担心自己那艘浴缸大小的船会翻船。

看着2月底的海浪,他餐馆的砖砌浴室一半还躺在下面凌乱的海滩上,他告诉自己:也许后天就安全了。

因此,在最近一个周二的日出时分,洪站在他的船上,在3英尺高的浪花中上下划动。在离海岸约400码(约400米)的海水中,他开始展开清澈的渔网。他划桨时,鱼网从船上拖下来,形成了一个6英尺(约合1.8米)深的网,最终延伸了500多码(约合500多米),随时准备网罗鱼群。

洪在会安长大。几个世纪以来,会安一直是一个渔村,夹在碧绿的大海和翠绿的稻田之间。它的古镇很有情调,两边排列着长长的木制中式店铺和深褐色的法国殖民地建筑。

在过去的15年里,越南开发商和国际酒店,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建设海滨度假胜地,当地人和外地人在这座城市历史悠久的核心地带,及其周边开设了数百家小酒店、餐厅和商店。国际游客蜂拥而至,白天挤在海滩上,晚上挤在老城区里。由于会安过度依赖外国游客,疫情的影响格外严重。在2019年,535万游客中有400万来自海外。

洪家位于旧城附近的Tan Thanh海滩,随着周边酒店的兴起,2017年,洪家从亲戚那里借了几十张日光浴床和茅草伞,并在房子后面的沙丘上建起了一家露天餐厅。

他23岁的女儿洪凡(Hong Van)准备了虾鱿鱼春卷等海鲜。他的两个儿子帮忙做饭和当服务员,他负责洗碗。2019年夏天,洪彻底离开了深海捕鱼队,他相信旅游是他们过上更好生活的门票。

“我更开心,”鳏夫洪通过翻译说。“在家工作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常生活很舒适。”

他当时的收入,是他在海上每月300万越南盾(约合130美元)收入的五倍。

但由于新冠疫情重创东南亚,餐厅的桌子空了,越南在去年4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实行了全国封锁。

去年7月,越南在岘港(Danang)以北40分钟的地方爆发了第二次新冠疫情,当时当地的居民对国内旅游业的复苏充满了希望。然而会安的一切,导致又被关闭了几周。

他的积蓄几乎耗尽了。洪知道他必须回到海边。到了去年8月,他掌握了用单桨推动他的圆船穿越海浪的技巧。他的女儿在她的脸书(Facebook)页面上,出售了他钓到的多余的鱼。但随着2020年的雨季进入2021年,海水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在平静的海面上捕鱼时,他穿上了塑料罩衫和手套,开始收网,把网卷成一堆。他偶尔挑出一只小水母,清澈得像一块圆冰块,20分钟后,他的网眼裙上生出一条5英寸长的银鱼和一只小螃蟹,15分钟后又生出一条小鱼。

因为大海的小气,吊着桨往后划。他对自己说,把鱼烤着吃可以省下几分钱,而不是炸着吃,因为那样会浪费油。他梦想着大量的海鲜的捕获量。

“我们希望,”洪说,“但我永远不知道,水下发生了什么。”

阿波罗湾,澳大利亚(APOLLO BAY, AUSTRALIA)

“僵尸公司”试图再坚持下去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游客会从大巴车蜂拥而入阿波罗湾的餐馆。阿波罗湾是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个海滨小镇,位于维多利亚(Victoria)长达150英里的大洋大道(Great Ocean Road)沿线,是时间有限的一日游中,很受欢迎的一站。

他们挤满了像阿波罗海滨中餐馆(Apollo Surfcoast Chinese Restaurant)这样的餐馆,这是一家面向海滩的双面餐厅,同时面向近200名想在匆忙中品尝到家的味道的顾客。现在,餐厅在午餐时间是黑暗的。在新冠疫情袭击之前,刚在人行道上安装的大型木桌和长凳已经无人使用了。

2012年,陈米雪(Michelle Chen)沿着大洋路旅行,没有找到适合她“中国胃”的食物,于是开了这家餐厅。随着中国一日游游客在该地区的迅速增长,她看到了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直到去年,这一机会才得到了回报。

2017年,中国超过新西兰,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国旅游市场。2019年,在墨尔本为首府的维多利亚州,中国游客消费了34亿澳元(合26亿美元)(超过排在后面的10个国际市场的总和),占国际游客过夜消费总额的近40%。同年,45%的中国过夜游客访问了大洋路地区。

在中国中产不断壮大以及临近澳大利亚的推动下,维多利亚州和阿波罗湾等小型社区的旅游业经历了长达10年的繁荣,它们通过定制体验、雇佣中文员工、翻译菜单和国家公园标牌来满足客户需求。

但是,当澳大利亚在2020年2月1日禁止中国的航班,然后在3月禁止国外旅行时,就像有人潮就像关掉了水龙头一样。

“我的生意几乎全没了。” 陈说。除了圣诞节期间的一些时段,这家餐厅自3月份以来一直关闭。

沿着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往下走,一边是崎岖的灌木丛,一边是海浪,是十二使徒教堂(Twelve Apostles),这是一个受欢迎的自然景点,由从水中拔地而起的石灰石堆砌而成。维多利亚公园(Parks Victoria)的商业团队负责人苏·拉德维格(Sue Ladewig)说,在这里,游客经常“肩并肩”,尤其是在春节这样的高峰期。“今年,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

严格的边境关闭、封锁和强制检疫政策,使得澳大利亚非常好地遏制了新冠疫情,在其2500万人口中,共有909人死亡。但澳大利亚可能会一直关闭到2021年。那些依赖于外国人的企业可能无法坚持下去。

超绿假日(Extragreen Holidays)提供普通话旅游服务的公司,中国客户约占其客户的一半。在旅游旺季,该公司每周可以向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派出16至20辆大巴。公司的总经理汤姆·黄恩(Tom Huynh)说:“现在,如果我们每周有一天的旅游,人数不到10人,我们就很幸运了。”

黄说,这家1994年在墨尔本成立的公司,已经取消了20辆左右的巴士的保险和登记,这些巴士一直闲置在一个车辆段。黄在2月底表示,公司已进入清算程序,包括他在内的员工正在被解雇。

阿波罗湾面包房的老板萨莉·坎农(Sally Cannon)说,在旅行禁令生效后,她移除了橱窗里多年来为招牌扇贝派做广告的中文招牌。

坎农说:“我们只是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这样的。

在2月份的短暂封锁之后,游客——大部分来自维多利亚——开始返回阿波罗湾,坎农的生意也有所改善。

马克斯·扎伊瑟夫(Max Zaytsev)是兔耳袋兔旅行社(Bilby Travel)的经营者,这家旅行社的客户主要是东南亚和美国人,他没有浪费时间去适应疫情的影响。扎伊采夫有四辆豪华小巴,是他在疫情爆发前赊购的,现在还欠着昂贵的月供。

扎伊瑟夫说这是“孤注一掷”的举动,他试着换了一份快递工作——把他的一辆小巴的座位拆了下来,装满了快递包裹——但是他说他赚的钱不够。他再次尝试多元化:去年4月,他申请了用公交车开办残疾人运输业务的认证,支付了大约5000澳元(约合3850美元)的费用。

“你知道我有多少份工作吗?我没有,一个都没有,”他说。“我尽力去做我能做的一切。”

和许多生意或工作受到疫情影响的澳大利亚人一样,住在墨尔本(Melbourne)的扎伊瑟夫每两周从政府获得1000澳元(770美元)的就业补贴,但这项补贴将在3月底到期。

“看起来我们还活着,因为他们付钱给我们当看门人,” 扎伊瑟夫在谈到他这样的旅游生意时说。“我们这个僵尸公司。”

译者:Teresa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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