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视野•文献 ——评魏宏远《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

后七子首领之一、二十余年的文坛盟主、诗风转捩点上的风云人物、吴地文人翘楚、明清文化巨匠……集天地人诸利于一身的王世贞，无可回避地成为世人关注的对象，从时人、后辈、清人乃至现在，王世贞得到世人长久关注。仅就今人而言，关于王世贞的专著有8部，大陆及港台博硕论文30余篇，单篇论文百余篇，尚有旁及王世贞的研究若干。王世贞的文学、文献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这既为王世贞研究的深入提供丰厚资源，同时也给后继者造成极大研究压力。如何面对已有研究继续推进，便是对后继者的学术眼光、勇气、胆识与毅力等因素的综合考量。

魏宏远君自2006年复旦读博期间开始关注王世贞，迄今已有十余年。其博士论文《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研究》是本书的雏形，书中的基本观点于此已基本成形。读博期间，其已发现明钞本《弇州山人续稿》及明刻本《<弇州山人续稿>附》等一手文献，并在博士论文中给予充分运用。之后发表的《论王世贞晚年诗歌写作的转变》（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11期）《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发覆》（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成书、版本考》（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从重“曹、韩遗迹”到“天厩万匹皆吾师”：王世贞“自然”思想探赜》（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6期）等二十余篇文章，以及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娄东诗派研究——以王世贞、吴伟业为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王世贞晚年文献及文学思想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子课题等多项课题，都是对王世贞研究的继续与深化。经过对王世贞文献的全面把握和更深入的思考，最终定型为结构完备、论证细腻深入、观点鲜明突出的《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一书。换言之，作者“从论文写作的开展，到承担各项研究课题，可以说始终以王世贞的相关研究为中心，勉力耕拓，情有独钟，渐次累积而成今日的成果，确实可以看做是他学术成长的一个见证。”（页1）

《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一书深厚扎实，观点新颖独到，引人瞩目。但其长处并不在于奇技炫人，书中没有令人炫目的方法、理论，而在于其把握到学问的根本之道，即问题、视野、文献三途。学问开拓源自问题，提升来自视野，根基涵养自文献。问题的有无、真假以及学术价值的大小是判定学问高下的重要准绳。好的学术问题离不开研究者质疑批判的精神与能力，也是研究者长期精深学术耕耘的果实，问题研究论证的最终成果必将于学术发展起到助推作用。视野是研究者知识体系与胸襟情怀的综合体现，是研究成果中透发出的气场氛围。开阔灵活的视野会使研究游刃有余，同时亦可挖掘出研究成果深层的学术意义与价值。文献为研究提供扎实的材料论据，是人文学科自律性的重要体现。文献的新发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其中凝聚着研究者坚持不懈付出的心血，也是研究者文献功底的集中体现。因此，问题、视野、文献三者虽已为众人耳熟能详，但却切切实实是为学的根本之道。

一、问题

作者秉承“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与勇气，对今人乃至清人沿袭既久的成见质疑反思。将其反思质疑进行梳理，大致可得到如下问题：单一、平面化的复古者形象是人们虚构的王世贞还是历史的真实？复古思想能否涵盖王世贞的文学思想？王世贞本应是何种形象？在真实的王世贞背后的思想支撑是什么？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是否可信？其本质为何？王世贞晚年发生了怎么的变化？文必秦汉的理论口号是否就是王世贞真实的文学思想？以及现有明代文学研究套路：矫弊论或“格调-性灵-神韵”的发展模式是否合理？其有无弊端？弊端何在？对王世贞研究有怎样的利弊？……上述问题构成作者王世贞文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构架，这些问题既有从感性入手者，也有颇具思考深度的。同时，这些思考做到了在细部究问与宏大视野间的自由转换。通过细腻而立体的问题思考，作者明确认识到“清人对明代文学的否定多被今人所接受，如果想获得对王世贞的新认识，就须跳出清人视野，重新审视明代文学，对王世贞进行‘分期研究’。本书依据王世贞诗文作品的编纂刊印时间及晚年‘好道’、‘自悔’等表现，以万历元年为限，将王世贞一生分为早、晚两期。如此对王世贞进行‘分期’，有利于改变明代诗文研究中的‘矫弊’说、‘斗争’说、‘明诗亡国’说的局限，有利于改变明清诗文研究存在的‘格调-性灵-神韵’的研究模式，并对已有的王世贞研究进行反思，以便使‘早年王世贞并非王世贞’这一观念得以确立，进而呈现一个‘立体的王世贞’、‘有发展变化的王世贞’。”（页18）“就王世贞而言，其晚年文学思想虽发生了转变，却未完全以‘性灵’、‘神韵’为旨归，而是在以‘恬淡自然’为宗的佛道世界表现出一种空明境界，渗透出浓浓禅佛旨趣。对王世贞进行‘分期研究’有利于认识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复杂性，对把握七子派文学复古的终结及公安派的兴起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明清文学史及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的客观性将提供重要的史料及理论支持。”（页91）作者对王世贞晚年转变的思想因素进行了细致辨析，敏锐挖掘到目前鲜有论及的昙阳子三教合一思想及王世贞对其思想的接受，并总结出王世贞三教归释，“援儒道入释，以释为本位，以佛教心性论来统摄‘三教’”（页123）的思想特点。以及王世贞晚年撰写《王守仁史传》时，“从佛教心性论角度阐发阳明心学，改易‘四句教’，引阳明心学入禅”（页129）。重新揭示在“跻阳明而为禅”者中，为黄宗羲所忽略的王世贞的功劳。对于王世贞之文是文主秦汉，如屠隆、《明史》、四库官臣、钱锺书所主张的那样，还是如孙鑛、张汝瑚所主张的文主唐宋。作者未轻易附和某派主张，而是在比较分析秦汉文与唐宋文各自特点及对王世贞持论之文的细致文本分析后，得出自己的判断：“王世贞的‘持论之文’，郧阳之前多得之于苏，郧阳之后则多得之于庄、释。王世贞晚年文法自然，渐造平淡，与早年之作已有较大不同。其持论之文早年以‘翻’、‘贬’为主，晚年则以‘褒’为主。”（页297）“王世贞晚年为文无论是从构思、风格及语言方面都趋于平淡。”（页301）作者在对前人研究了然于胸的基础上，不迷信、不盲从，本着尊重历史、学术求真的精神，大胆质疑，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澄清王世贞研究中的诸多迷误，发露人所未察的王世贞思想，对王世贞研究的深入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同时，作者对问题的设计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存在内在的呼应配合的。如作者通过分析论证，明确指出晚年王世贞的思想以三教合一为主导，同时佛道思想远过于儒家思想对其的影响。但作者并未就此打住，而是将此观点融贯到晚年王世贞文学思想及诗文书写的分析中。如其言：“王世贞主‘剂’思想力图扩大取法范围，打破‘宗唐祧宋’、‘以时代论诗’的界限，在取法对象、复古法式等方面进行了开拓，这与其晚年‘自悔’、‘三教合一’思想较为一致。”（页155）“王世贞主‘自然’思想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晚年转慕佛道，文学思想、价值观发生了转变”，“为文以恬淡自然为宗，表现出一种禅佛旨趣。此时其心如静水，能赏异量之美，亦佛亦道亦儒，融通诸家之说”（页186）。“王世贞晚年济世思想衰退，不问苍生，转慕佛道，其诗作的人间情怀削减，逸世成分大增，佛道诗及闲适诗是其晚年诗作的主要内容。”（页270）将研究问题进行彼此关联，使其研究呈现立体而鲜活的样态。

二、视野

王世贞是不为文章家所牢笼的，乡土、家族、时代的多重影响使王世贞的世界非常广阔。他“首先是有‘读书种子’之誉的学者；其次是颇具傲骨、不媚上的官员；再次是为后世留下宏富之作的‘文章家’，是继苏轼之后新起的一位文化巨匠，在史学、文学、绘画、书法、金石、棋奕、佛禅、园林、军事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页396）即便就文学而论，晚年王世贞主剂、尚辞达、重自然，其文学思想呈现多元化特点，但这“并非是一蹴而就，在早年思想中已埋下了种子，只是晚年随着生活、心态、性格等方面的转变，才开花结果。由此说明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之转变，并非是对过去思想的彻底抛弃，也非彻底否定过去的‘革命式转变’，而是‘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式的渐变”。（页198）当然，“王世贞的可贵在于其不仅仅倡导了一种文学思潮，更在于当时时过境迁，其能够与时俱进、不抱残守缺，通过不断调整、提升自己的文学思想，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页254）与研究对象的通脱豁达相应，《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一书亦呈现此特点，其研究视野灵活开阔、收放自如，往往于小切口中见出大景致。此点既表现在书中的具体论证，又体现在对王世贞文学研究价值、意义的发掘上。

《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不喜作空谈阔论，往往从细处着眼，渐次开拓出一片广阔空间。如在寻找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转变的思想动因时，作者选择了从晚年王世贞入昙阳子恬澹教这段传奇得有些荒诞的经历入手，从中得出的却是正儿八经且宏大的三教合一思想在晚年王世贞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如此从具体着实的细部阐发观点的做法，在《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中颇为普遍。除此之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其对“弇州晚年定论”“乐府诗与闲适诗”“持论之文的唐宋笔法”等相关论述中。

同时《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并非仅长于从细部深究，其亦擅长宏大视角观照研究对象，从而赋予研究对象更为深远的意义。王世贞文学思想研究作为典型的个案研究，从中恢复为世人遮蔽的真实王世贞形象及其文学思想的原生态已是不易之举，但作者并未满足于此，而是积极将之置于广远的文学发展历程中评估其价值意义。对王世贞进行分期研究，着重于晚年王世贞文学思想多元化特点的揭示，不仅有利于深化王世贞研究，而且“有利于认识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复杂性，对把握七子派文学复古的终结及公安派的兴起有着重要的意义”（页91），改革明清诗文研究中“格调-性灵-神韵”的单一进化模式，对“对明清文学史及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的客观性将提供重要的史料及理论支持”（页91）。除此之外，作者还从更广远的文学史程中，寻找王世贞研究的重要意义。王世贞虽身兼多种身份，但其留给后世最突出的印象仍然是七子复古派首领的身份。七子复古派文学往往因其口号化主张及世人的标签化认识而遭鄙弃，但作者独具慧眼发现七子复古派之于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其言：“新文学的发生以反明清文学复古为起点，一改传统文学‘崇古’的价值取向，与传统文学有了‘异质’差异。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文学参与了新文的发生，虽然陈独秀、胡适是从负面角度思考明代七子派的文学复古，但明代文学对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页15）作者研究王世贞个案，却能有效突破个案研究的狭窄视野，避免就事论事的局促格局。将王世贞置于文学发展历程中，一方面为之寻得厚实的学术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又是对王世贞为代表的复古派秉持公心的评判，是开放的学术心态的体现。

三、文献

王世贞的文献研究亦是本书的着力点，具体表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对目前研究中尚有欠缺的王世贞著述考证进行再考辨。作者指出王世贞文献的繁杂与真伪难辨的复杂情况，对目前已有王世贞著述考证中存在的阙误、不足进行辨正，指出尚需进一步关注的王世贞作品及版本、馆藏等信息。书中针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王世贞著述，进行了详细辨正。并针对王世贞的重要诗文集，作者从文献角度进行了考察，尤其是作者新发现的明钞本《弇州山人续稿》及明刻本《<弇州山人续稿>附》，通过详细对比二者与已有版本间的差异与联系，作者指出了二者之于王世贞研究的重要文献价值。二是充分利用新文献，开拓王世贞研究新领域。作者之所以大胆提出对王世贞进行分期研究，一方面是对现有研究之弊的纠正，另一方面是王世贞晚年文献的重要新发现为其提供立论的充分证据，而后者才是根本的研究动力。在久为遮蔽而新发现的明钞本《弇州山人续稿》及明刻本《<弇州山人续稿>附》基础上，作者才大胆断言，因王世贞晚年文献不为人所知，才导致王世贞以刻板的复古者面目定型在世人心目中，通过对王世贞晚年新文献的分析，作者形塑出真正的王世贞，即通脱、包容、灵活、稳重的形象，并结合诗文创作立体呈现王世贞的文学思想。三是行文论证中充分利用文献阐述观点。用文献说话是本书的突出特色。无论是观点的提出，还是对王世贞生活、思想、心态的拟想，无不是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的。如本书第一章对王世贞行履的介绍。这本是老生常谈，没多少技术、知识含量的内容，但作者从文献梳理上为之别开生面。如其介绍王世贞字号一部分内容，作者便征引了王士骐的《行状》、屠隆的《大司寇王公传》、陈继儒的《王元美先生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总目·<阳羡诸游稿>提要》、《弇州山人四部稿》中的《太仓州普济寺建经阁疏》《修观音殿疏》、《弇州山人续稿》的《贝多寮偈》、《昙阳师外传》、《弇山堂别集》序文等多种文献。除此之外，作者在结合王世贞著述刻画其行履外，还充分利用明清以来80余篇王世贞传记展现王世贞的人生，从而给人留下立体而生动的王世贞形象。新鲜、详实、恰切的文献运用，使《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一书新颖别致同时又朴实厚重，是作者学术功底的集中体现。

此外，《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语言平易畅达、一针见血，文本分析细腻独到都为本书增色不少。只是通读全书，发现第五章“诗文书写”的三四节“《王守仁史传》的书写及影响”“《昙阳大师传》与文化权力之争”，虽有助于塑造王世贞史家、官员的多面形象，但与整部书要突显的王世贞分期研究的主题不够贴合。虽在行文中作者交代了“关注王世贞传记的书写及影响，对探讨王世贞文学思想的转变及影响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页301），但在具体论述中却未明确体现出其间的关系。但这终是白璧微瑕，无损其美。

《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

（文史哲研究丛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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