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爱情故事中，为什么女子比男子更有主见，更强势？
中国古代爱情主题的文学作品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女主人公的形象比男主人公更丰满，她们集美貌、智慧、才能、勇气于一身，而男性角色却反而没那么耀眼，甚至成为懦弱、犹豫、卑鄙的代名词。可以说是“女强男弱”。
《孔雀东南飞》的意义，除了有对封建压迫下有情人双双殒命的谴责，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女强男弱”的爱情模式。刘兰芝无疑是全诗的中心人物：“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是她的容貌美；“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这是她的妆饰美；“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她才情了得；“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她又是相当有主见、敢于拒绝不公平的待遇的。
反观焦仲卿，形象上没有突出的呈现，性格上也是属于畏手畏脚型的。即便到最终赴死的殉情，焦仲卿也没有刘兰芝的果敢，而是“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至死都是迟疑与懦弱的。
后来的两性关系题材中，“女强男弱”现象更是常见。唐代传奇小说中，《莺莺传》中的莺莺爱憎分明，主动写情书，而被始乱终弃之后便拒绝了张生后来的求见；《李娃传》中的李娃，当她认识到与郑生不可能有结果时，便参与设计驱逐郑生，而当看到郑生沦为乞丐时，她与鸨母决断，全力为郑生调养身体，帮助郑生购书温课，通过考试。最终，这个身份低微的妓女得到了尊重与认可……
她们无疑都很美，而且爱得轰轰烈烈，甚至对现实看得很通透。而男人们却是负心的、被动的、软弱的、逃避的。
韦庄有不少爱情词，最出名的就是《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以一个姑娘角度，说她在春天出去玩，杏花飘落吹落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路上看到一个小伙子，长得非常潇洒；“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我下定决心要嫁给他，这一生就别无所求了，这里“休”是心愿达成后的罢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即使将来被他无情地抛弃了，我也不后悔，这个“羞”是后悔的意思。
这非常热烈的、非常决绝的口气，让多少男子都自愧不如呢？
中国传统士大夫，他们通常不会承认是他们先爱上一位女子的。所以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他们会写，是女子先勾引男子的。《聊斋志异》中这类故事就很多了，不管女性是狐精、花妖或是女鬼，都是她们先主动的。在诗词中，男性作家也偏爱写女子在思念着他们。
古典文学中的男人，在爱情发展过程中，多数在性格上非常有缺陷的，他们对感情没有那么坚定，软弱、犹豫、没那么大的信念去反抗桎梏，追求自主爱情。反抗封建势力，求得自由之爱，这样的重任却落在女子肩膀上。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古代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
但是男性作家们却乐此不疲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女性反抗者、爱情卫道士。难道是为了顾及女性读者的感受吗？不好意思，古时的创作者还没这个概念。而且，一部分文本写出来也并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目的，如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主要为抒发内心“孤愤”。
这背后是有一定的逻辑与渊源的。
首先，儒家礼教束缚下的情感压抑与士大夫的自恋情结。
儒家讲究约束自己，使得所作所为都归于“礼”，所谓“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篇里面讲到颜回问孔子，“克己复礼”有什么具体表现？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凡是不符合礼节的言行，都不能有。包括视、听、言、行。可是，孔子没有说“非礼勿思”，想想还是可以的，而文学正是一种以想象为主的艺术。
忠实地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历代士大夫的观念中，他们不可以动情。甚至到了宋代末叶，这种礼教观念就发展得更严重了，以至于形成公认：有关“情”的事情是不能轻易谈的，更不要说为情有所行动了。
但是他们却可以虚构出一个又一个故事，来填补精神上的缺口。当然，即便是写，也不能太肆无忌惮。写得太露骨，也会遭受鄙夷。如柳永，他去求见晏殊想得到他在仕途上的帮扶，就套近乎说，“咱俩都是写词的。”晏殊却一脸拒绝，“咱俩不一样，我可不写诸如'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词。”
爱情主题文学中，往往是女性主动，甚至可以说是“女追男”，这不仅是男性在“克己复礼”束缚下的畸形情感表达，更是男性自恋的表现。我们首先需要思考：古代传统男子会心甘情愿为一位女子奉献一切吗？恐怕很难。
当时社会，“男尊女卑”俨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男尊女卑被解释为是一种自然法则，女人要把男人视为“天”，唯一的指盼，所谓“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如果女性做了主会被认为是“牝鸡司晨”，是不正常的。
以男性为尊，这对于女子来说是一种“道德准则”，甚至连许多女性认为这就是正常的。班昭曾写过一本《女诫》，教导女人应该如何顺服男人，开篇第一章便是“卑弱第一”；后来唐太宗长孙皇后著有《女则》，陈邀之妻郑氏著有《女孝经》等等维持着这种“传统”。这些女性自我贬低，强化女子的自卑，增进男性的优越感，甚至发展而为一种自恋情结。
传统士大夫们本就自命不凡。受儒家思想浸染的传统文人无一例外的最高理想目标是要辅助帝王的：孔子自认为是受命于天，来教化天下的；屈原认为自己内外双修，“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杜甫之“甫”本是“辅”，祖父期待他长大后做宰相，父亲低调改成了“甫”……
即便洒脱如道家，自老庄以来对俗人俗世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陶渊明之类的隐者以隐居的形式表现对世俗人事的鄙夷；嵇康、徐渭等狷狂者更是直接表现出与世俗社会的势不两立。
不论怎样，传统文人士大夫们内心都是很骄傲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自然会投射到爱情心理上。爱情主题文学中女性被放大的美，以及对男性的主动追求，正是符合传统文人的自恋心态。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贵柔”传统与对阴柔美的推崇。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主流的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这两种文化都是“贵柔”的。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柔能胜刚，“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认为世间没有比水更柔软的，然而攻击坚强的东西却没有能胜过它的。进而他认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坚强的事物属于死亡，而柔弱的事物却在生长状态。
庄子把老子“贵柔”理念进一步推进，对水和风的歌颂正是道家文化贵柔的表现。《逍遥游》中，北溟的鱼之背不知有几千里，它之所以能生存，是由于依托于溟海之水，腾飞几万里，要依赖于翼下之风。
庄子甚至在《逍遥游》描绘了这样一位神人形象：“邀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这位神人是男性，但其容态却表现出女性特征。
道家的这种贵柔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以阴柔美为主体的艺术风格。比如，代表阴柔之美的月比代表阳刚之美的日在诗词歌赋中出现的频率要高得多。
儒家文化表面上虽然是崇阳贬阴的，但讲道德，讲礼仪，崇文治，可以说也是尚柔的表现。儒家还把家庭伦理原则与社会国家的政治伦理原则视为异质同构的，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女关系与君臣关系都是不平等的：为人臣在君主面前的卑微，犹如女子地位之于男子的低下。在这种环境下谋生的士大夫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阴柔的心理定势。
南宋以来，朱熹、二程的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不允许人性的觉醒、主体意识的存在，与正常的人的欲望的表现。因此，男性只能循规蹈矩，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反而形成“尚柔”的一面。
因而男性作家们潜意识中有一种“女性崇拜”心理，这与他们轻视女性的心理并不冲突。这当然也可以视为古典爱情文学中男主角多半是文弱书生的原因。
再者，在封建制度的重重束缚下，女性比男性更难得到爱情，因此她们往往会比较主动。
在中国古代社会，女子的一切价值都是在自己的丈夫身上体现的，婚姻对她们来说是决定命运的，正所谓“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嫁得良人，举案齐眉，夫荣妻贵，夫唱妇随。若非如此，不仅生活困苦，甚至会被虐待、被休。可以说，在封建社会中，爱情与婚姻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孟称舜在《娇红记》中借王娇娘之口揭示了爱情对于女子的重要性：“奴家每想，古来才子佳人共谐姻眷，人生大幸，无过于斯。若乃红颇失配，抱恨难言。所以聪俊女子，宁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无学李易安之终托匪材。”
在孟称舜看来，女子得不到良配，会“抱恨终生”。而为了这一目标，女子要大胆地自主选择，应该像卓文君那样主动出击，而不是像李清照那样错付。这里说的是李清照的第二次婚姻所嫁非人，当然，李清照后来果断地选择了“离婚”。实际上，古代社会，女性抛弃丈夫是非常少见的，一般情况下也是困难重重的。
孟称舜等文人就是懂得封建文化束缚下的像王娇娘这样女子的心理，从她们的这种理想反过来也可推测她们身上具备的光辉点：美丽、温柔、智慧、知书识礼、坚贞不渝……，故而才能将她们塑造得摇曳多姿、感人至深。
她们不仅主动追求爱情，更有强烈的捍卫爱情与婚姻的勇气。
还记得《如懿传》中如懿尤其喜欢看《墙头马上》，这部戏出自元代剧作家白朴之手，故事中女主人公李千金正是敢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在墙头观望与裴少俊一见钟情，以至不顾一切跟随裴少俊，做了七年地下夫妻，并且生儿育女。被裴父发现，遭到斥责与侮辱，“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李千金则针锋相对“妾是官宦人家，并不是风尘烟月”“这姻缘也是天赐的”，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爱情。
迂腐懦弱的裴少俊选择休妻，日后再趁机“曲线救国”，但李千金却不吃这一套。后来裴少俊考取状元，裴尚书夫妇也明确李千金是官宦之女，带着孙儿和礼物前来赔罪，求她重返裴府，李千金坚决不肯，“治国忠直，操守廉能，可怎生做事糊涂？幸得个鸾凤交、琴瑟谐，夫妻和睦，不似你裴尚书替儿嫌妇！”把裴氏父子奚落了一番。最后，为了一双儿女，才勉强重归于好。
如果肉体不能摆脱有形无形的枷锁，那么她们化成鬼魂也要追求自由之爱。如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她们的执念变成鬼魂，可以自由地跟随心上人身边。
此外，不得不说，完美的女性形象的确满足了男性作家们的某些想象。
在封建社会中，一般来说，女性是不能出门的，而男性却不得不走出家门。知识分子在黑暗与险恶的官场身心俱疲，或是屡遭科场失败的打击。他们的抱负无法伸展，一腔热血被否定，因此非常压抑。他们渴望倾诉，渴望得到安慰，甚至渴望得到知己。
在男子们中间是不能轻易寻到知己的，因为他们之间往往存在着利益冲突和竞争关系。而女子由于没有社会地位，所以往往是男子诉说心曲的对象，从而得到心理的平衡。如关汉卿《望江亭》中借白士中之口感叹：“谁家美女颜如玉，彩球偏爱掷贫儒”，表现了儒生渴望得到女性青睐，从而肯定自身价值。
而当男性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又会异想天开，希望有红线、聂隐娘式的女侠能帮他们摆平麻烦事；又或者有像《聊斋志异》中的仙女翩翩一样万能，治顽疾、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
残酷的是，现实中一般女性要么受教育程度太低无法与男性有共同语言，要么受礼教毒害太深不敢与男性掏心掏肺做哥们儿，女侠、女仙更是缥缈不可及，现实中的女性往往达不到男性精神方面的要求，因而作家们选择在文学创作中得到满足。
实事求是地说，并非所有古代爱情文学呈现的都是“女强男弱”模式，就像《红楼梦》，即便能看出作者描写的时候有意“重女轻男”，但男主公贾宝玉形象却也相当饱满，不逊色于曹公对黛玉的用心塑造；《聊斋志异·阿宝》中男主角孙子楚形象就比女主人公阿宝要更立体、更典型。
但是总体看来，古代爱情主题文学较有影响的作品、较经典的作品中，女主人公比男主人公的形象丰满更为普遍，她们美丽机智、大胆果敢，在此衬托下，男性更显懦弱卑鄙、胆小犹豫。
可是，这种文学表现中的“女强男弱”，并不能改变封建社会中女子被压迫、被奴役的现实。
【以上】
原标题：
女强男弱：男权社会下中国古代文学爱情主题中女性为何反而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