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男色”角度重新审视三岛由纪夫的死亡美学

　　战后派作家三岛由纪夫，曾一度被封为诺贝尔文学的候选人，并与当时文坛谷崎润一郎、安倍公房、大江健三郎等国际间有名的日本作家并驾齐驱。其作品常常被人们冠以“怪异”“唯美”“好色”之名。三岛的美学，是通过一系列的情事加上怪异西方美学为中心，展现异常的人间情欲，挖掘人物的心理，从而构建出他理想中的美学观念——希腊古典美学与日本古典美学的融合，即几何雕塑的肉体美与武士道精神美的结合——男色美学。他陶醉于古希腊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法国诗人莫利亚克的《爱的荒漠》的艺术结构的同时，还着重强调重视日本传统的精神的审美意识。

　　“三岛的美学是男色美学，是必然的死亡美学，是绝对权力者赞美的美学”山崎正夫在《三岛由纪夫的男色和天皇制》(1971)中这样说道。笔者认为，山崎这样说并不是毫无道理。三岛一生与“男色”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本文将从“男色”的特殊视角来剖析其美学是如何形成的。一生处于战争中，从小就寄居在祖母家的三岛，面对周围的女性环境有种说不出的习以为常，并写下了他的成名作《假面的告白》(1949)，该作品被外界视为他自己的内心独白——“无论是从主人公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还是性格形成都与他有令人吃惊的神似”。作品中，青春期的“我”因看到挂在房间的圣西巴斯善训教图的画而有了性冲动，从此被这种感觉彻底打败、击垮了，开始明白自己是个同性恋者，是男色的爱好者。三岛首次用露骨的语言暗示了他的“性取向”。这是当时文学时尚史无前例的。

　　战后的社会史混乱无序、是道德伦理受到考验的时期，《假面的告白》(1949)的出版，无疑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无可言语的冲击，但不难看出小说中“我”在竭尽全力的对现实社会的反抗和呐喊，文中“私が智的な人間を愛そうと思わないのは彼ゆえだった。わたしが眼鏡をかけた同性に惹かれないのは彼ゆえだった。私が力と、充溢した血の印象と、無智と荒荒しいてつきと、粗放な言葉と、すべて理智によっていささかも蝕まれない肉に備わる野蛮な優いを、愛し始めたのは彼ゆえだった。”语句描写出“我”眼中男性的美，“我”对男性肉体的渴望和变态的性倒错心理。“我”的内心活动的变化，内心的挣扎、无所适从的心理变化，在三岛的笔下赤裸裸地展现出来。男色在三岛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要素，也是让他区别于同期的文学家的原因之一。

　　三岛的男色美学与他笔下的“男色”素材脱不了关系，在现实中文学界不断揣测他的性取向，这点也成为众人的焦点。在第48号刊登的《解释和鉴赏》别册“现代的精神活动”一文中，这样写到“在昭和36年8月份，作家片口安史受到至安堂的拜托，对现当代代表作家进行'罗尔沙赫氏测验’(令患者解释10张墨水点画，据此诊断其性格和精神状态)，三岛由纪夫也包括其中，其检查结果表明三岛由非常明显的同性恋倾向。他之前所创作的有关男色素材的作品可见并不是单纯的虚构，青年期以后，抱有同性恋倾向的同性恋者，在受到强烈的挫败感、劣等感以及抱有严重的罪恶感后，他们往往会陷入孤独的世界中，在他们当中拥有艺术才能的人，会用尽他们的才能去克服他们的内心葛藤，使其合理化，从而小说、绘画、音乐等艺术作品被创造出来。(略)三岛由纪夫的意识形态的动向、审美意识与他的同性恋倾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岛由纪夫在昭和30年的同期小说家中“若无其事”的表现出“男色者”的社会身份。他的另一部作品，《禁色》也是形成三岛由纪夫的“男性美”基本文学结构的一个要素。小说中老头“俊辅”通过利用美少年“悠一”，对背叛他的女人进行肉体和心灵的报复，但自己却和身为同性恋者的“悠一”有着床伴关系，它写到男同性恋的尴尬处境，迫于生活舆论压力走进婚姻，却欺骗自己的妻子过着双重生活的情景。主人公“悠一”内心的变化被表露无遗，从一开始的服从，到觉悟，摆脱控制，自己走出去的内心变化过程，一层层地在三岛的笔下像剥洋葱一样被剥了下来。三岛由纪夫把自己的内心想法化作一个个故事人物，是对当时动荡社会道德伦理无序的现象的无声呐喊和控诉，对世俗的不屈从，是内心另一个“我”的身份再确认，以一个个“我”出人意料的反击了当时社会上的共同言说、法则，仿佛通过写作对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做出救赎。对社会法则的反抗，以及社会强加于“我”的身份的控诉，试图通过文学这一宣泄口，一吐而快。

　　在三岛由纪夫看来，三岛的文学不单单只是死亡美学，而是另一种变相的自我剖白。他的乖张、扭曲的文笔，揭示了当时战乱时期的微妙人性，同时，也暗示了自己的对爱情、国家天皇的态度。笔者认为三岛笔下的“男色”并不强调西方的肉体美，而是强调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类似柏拉图精神恋爱的武者精神之爱。作为武士道的法则——《叶隐》中最高的境界便是是忍恋，单相思。他的作品中往往透露自己的异端矛盾的美学观念，虽然追崇纯净的精神之恋，但又被西方的几何美学肉体所吸引，并通过“男色”的素材载体来构建自己文学生涯的前期另类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