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唐诗之路：一条诗歌型的文化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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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唐诗之路：一条诗歌型的文化线路
作者：奚雪松 张光明《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25日 12版）
天姥阁 马骏摄/光明图片
浙东唐诗之路线路 奚雪松制图
沃洲天姥水云间 吴新潮摄/光明图片
【守望家园】
■这是一条以唐诗为纽带的文化线路
■这是一个自然与人文相互融合的独特整体
■这是一种历史与当代跨越时空的资源集合
随着中国的丝绸之路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线路这个概念逐渐在中国普及。自1987年欧洲首次提出文化线路概念开始，阿曼的乳香之路、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香料之路等商贸和交通路线，西班牙圣地亚哥和日本纪伊山的朝圣之路等文化线路型遗产纷纷进入世遗名录。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CIIC）发布《文化线路宪章》。这一纲领性文件对茶马古道、古蜀道、唐蕃古道、红军长征线路等一批中国的文化线路，在认定、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利用方面指明了方向。除上述商贸、交通和主题事件类文化线路之外，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还孕育出了一种特殊类型——以诗歌作为纽带的文化线路，浙东唐诗之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以唐诗为纽带的文化线路
浙东唐诗之路是以唐代诗人在浙东运河西段、曹娥江、剡溪沿线的水陆交通行迹为依托，在浙东一湖（镜湖）、两盆（剡中盆地和沃州盆地）、三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区域内形成的一个以诗歌为纽带，将丰富多样的单个自然和文化资源串接在一起的独特整体。451位唐代诗人相继到过浙东，占《全唐诗》收载诗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留下了1500多首诗歌。其中被《唐才子传》收载的有173人，占唐才子总数的62％。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使得浙东唐诗之路成为山水旅居之路、诗歌创作之路、思想传播之路和文化融合之路，诗路所涉及的区域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佛教中国化时期的中心地、道教文化的发源地、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和士族文化的荟萃地，在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
从产生背景看，唐代浙东地区水陆交通便利、社会经济繁荣、自然山水秀丽，人文历史深厚。历代诗人均有明确的水陆交通作为行进线路，纵览沿线名山大川等自然风景及璀璨多元的人文风景。传颂至今的诗歌不仅是历代诗人“诗以壮景”，展现秀美山川和深厚人文；而且是“诗以咏志”，体现其情感、理想、体悟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的重要写照。诗仙李白公元742年写下《梦游天姥吟留别》，先用“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写景；后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咏志。他于公元756年再经游诗路时创作的《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开篇时用“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等诗句反映了安史之乱致洛阳、长安沦陷时的时势；随后用“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表达了自己欲拯救百姓于水火的抱负，却在当时看不到实现途径的苦痛。诗圣杜甫在《壮游》中亦采用了同样的手法，先写景：“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继而又用“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抒情。各历史时期不同诗人才子创作的诗歌，都赋予了诗歌之路与其他类型文化线路所不同的“情景交融”交互特征。
自然与人文相互融合的独特整体
从整体特征看，诗路把多样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以“诗歌”为纽带串接在了一起。浙东的江河山川、名胜古刹、风土人情屡屡出现在诗人们的笔下：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天姥山等名山，千佛岩、穿岩十九峰、石梁飞瀑等奇峰，曹娥江、鉴湖、剡溪、浣纱溪、若耶溪等河湖水系，国清寺、高明寺、华顶寺等天台宗佛寺，普济禅寺等普陀山观音道场寺庙，雪窦寺等雪窦山弥勒佛道场寺庙，新昌大佛寺、天童等佛教东传寺庙，赤城山洞、括苍山洞、委羽山洞等道教的三大洞天、八小洞天与十五处福地，剡纸、茶叶、鲈鱼、莼菜等风物特产，越剧、绍剧、甬剧、木雕、青瓷等民俗技艺……诗路形成了一个自然与人文相互融合的独特整体。它为浙东地区秀美的山水殊胜、多元的文化交融和多样的民间生活提供了重要历史见证，焕发出与其他类型文化线路不同的“诗情画意”的艺术特征。
同时，诗歌文化线路还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动态导引作用。源于六朝士族名士塑造的传统、风气和文化生活方式，极大地影响着唐代诗人。他们在此地对前人的凭吊、缅怀和追思，以及对前人名篇名作创作地的追寻，使得魏晋风韵的士人文化精神在诗路沿线区域得以积淀和传承。如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传播四方，开中国山水诗之先河，也使天台山名扬宇内，成为具有极高知名度与吸引力的文化名山。南朝谢灵运采用日臻成熟的五言诗体，在越中创作并形成了我国最早的山水诗派。他创作的《过始宁墅》《登池上楼》《初去郡》等，以细腻的笔触与幽远的意境让本地的山水美景与其诗歌一同名满天下。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与孙绰、谢安等41位名士修禊兰亭，雅集酒会，题写《兰亭集序》，使山水景观融入文人情趣，让书法、诗词与雅会均声名远播。再加上谢安东山再起、王子猷雪夜访戴、任公子南岩钓鳌、刘阮遇仙、王母天姥、十八高僧、十八名士、司马悔桥等人文逸事，让追慕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寻访名山胜迹、谋求仙道佛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引导着唐代的文人墨客“以诗为凭”不断地探寻和追索前人的行迹与文脉。比如，李白在天台山高歌“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天台晓望》）是对东晋孙绰《天台山赋》的唱和；“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向其偶像谢灵运的致敬。白居易游玩东山时，深为谢安的风雅所倾倒，在《题谢公东山障子》中写道：“唯有风流谢安石，拂衣携妓入东山”，借“东山再起”典故抒发自己的情感。孟浩然上天台山是向道士学习修炼长生术，服食求仙；贾岛上天台山是因钦慕禅宗智者大师。可见，每个时代的新创作又与之前的诗人、诗作和典故等叠加在一起，产生了更大的“虹吸效应”，使得浙东的山水殊胜、人文历史、风物民俗等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诗路的影响亦因此源远流长。这种因文学诗词的“积厚流光”而产生的文化叠合与虹吸效应，正是诗歌之路与其他类型文化线路所不同的特征。
历史与当代跨越时空的资源集合
201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以诗（诗词曲赋）串文”“以路（水系古道）串带”分别绘就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在四条诗路中，“打造唐诗之路黄金旅游带”成为浙江“全域旅游推进工程”重点内容和“大花园建设十大标志性工程”之首。
一方面，在浙东地区这样一个呈线形或带状区域内，唐诗之路通过文学诗词在艺术性、文化性、思想性和传播性等方面的作用，与本区域内丰富多元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持续叠加、融合与延展，形成了遗产族群。在生态文明时代背景下，可以充分发挥其重要的教育和游憩价值，形成与浙东唐诗之路相关的各种教育、交流与对话机会，促进各类人群对于浙东地区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的系统认知。
另一方面，浙东唐诗之路位于浙东高密度人口地区，纵贯南北，沿线自然风光秀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因而这条文化线路也是涵盖20个市县的唐诗主题黄金旅游线。以唐诗为纽带，浙东唐诗之路可将杭州、绍兴、临海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西兴镇、鄞江镇、慈城镇、前童镇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嵊州华堂村、新昌班竹村、天台张思村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会稽山、天姥山、天台山、四明山等文化名山，以及丰富多样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串“珠”成“链”，在很大程度上带动沿线区域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同时，通过“以诗为脉”挖掘和培育历史经典、文化创意、休闲康养、非遗体验、特色物产等产业，也能极大地促进沿线城镇与村庄文化旅游经济的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从而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实现诗路沿线区域、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
（作者：奚雪松，系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张光明，系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202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0NDJC31Z）“基于文化线路视角的浙东唐诗之路遗产活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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