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 难 以 割 舍 的 情 缘
并非时代的弄潮儿;也非时势造英雄，更无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只不过是在这普通而平凡的大半辈子中,曾经有过那么一段特别的经历——知青上山下乡。
有人说过，知青是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馈赠给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份标记，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有称谓。正因为曾有这段“知青沧桑岁月”,且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若说让它悄无声息湮没在人生长河中,那么也无可厚非。然而由于共同的知青身份,以及朝夕相处同在一口大锅里搅勺了上千个日日夜夜,注定了今生我们官塘知青的缘份。所以搭建起“知青战友群”后都十分珍惜，相隔三年五载就会重聚一堂,每每再度将大家的激情点燃。
2020年7月15日,是“官塘知青下乡45周年纪念日”。当天在株洲郊外的“君乐农家乐”着实欢乐了一把后,又为“第二故乡”的父母官——官塘村党总支书记谢友根和总支副书记文开雄(原村长)等再度盛情相邀，十几名知青代表重返“故地重游”……眼前翻天覆地的巨变，让大家感慨万端，心情激动。珍藏于45年前心灵深处的记忆,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潮水一般在我胸中涌荡，抑制不住灵感的驱使,我又将往昔“生活碎片”重新一一拾缀,串联成这篇“知青岁月漫忆”。
也许可唤起曾经“同一战壕”里的知青战友们的共鸣;也许还可对上月刚遭厄运而夭折的官塘村年轻有为的文开雄同志缅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也许还可能给后人留下点念想或借鉴?
尽管文字显得有些粗糙而杂乱，但从这一石三鸟层面上来说,自以为还是有点意义的。
因为我深信除了吃喝拉撒睡,这些维持生存的本能外，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还应或多或少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独有的痕印（足迹）,这才叫活着。
“知青岁月漫忆”
四十五年前的今天，对我们这些刚刚走出中学校门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单纯的“楞猴小伙”和“半大姑娘”来说,懵懵懂懂就一头扎向“广阔天地”战天斗地。虽只有短短的二至四年,可它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却是十分深刻的；它决定了我们这一辈子的人生"轨迹"和价值取向;甚至可以说受益终生。
因为，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使我们从啥都不懂到初尝人世艰辛，它教会了我们书本上未曾学到的知识;它充实了我们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华年，让我们从青涩走向成熟;从娇生惯养学会吃苦耐劳;从柔弱逐渐变得刚强。——用曾挑过大粪、泥巴、稻谷的双肩，扛起今后沉甸甸的岁月里事业和家庭的重任，经风雨、见世面,打拼人生……
而今退休年逾花甲、满头白发的我们,再回首“第二故乡”——当年的株洲县平山公社官塘大队,早已物是人非。现任村总支书记谢友根、总支副书记兼第一党支部书记文开雄,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近些年来艰苦奋斗带来的巨变。特别是官塘村创建“湖南省美丽乡村”崭露头角,后来者居上。2020、2021年先后荣获了"国家森林村庄"、"湖南省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单位"、"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等荣誉(详见《株洲晚报》2021年4月8日十版"蝶变官塘图景新")。
如今幢幢白墙红瓦的村舍和别墅，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荫丛中；阡陌纵横的明渠直圳清水哗哗；笔直宽敞的水泥道取代了坑洼弯曲的田埂路。新建的巍峨村牌坊和精巧的亭榭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既彰显了官塘的大气雄壮；也展示了它如丰腴少妇般的妩媚。更有那碧绿的“官塘水库”映衬着蓝天白云，犹如一颗璀璨的“绿宝石”楚楚动人。
官塘村在谢友根、文开雄等村支委一班人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党建示范引领作用,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大力推进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林下生态种养殖、田园风光休闲游"的新路。苗木基地、精品果园(“火参果”)、优质稻种植基地等主要特色经济作物初具规模,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官塘已蝶变成名副其实的“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让我们知青战友为之振奋,为昔日奋斗过的“第二故乡”今日之辉煌深感骄傲和自豪！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辗转难眠,夜不能寐!
四十五年前知青峥嵘岁月的点点滴滴，又一幕幕浮现眼前……
1975年,我们46名十八九岁（小的才十五六岁）铁路工务和车务子弟,英姿勃发满怀革命的理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抛却了相对优越的城市条件，辞别父母和温暖的家庭，分3批次下到距株洲约50公里的株洲县平山公社官塘大队。
想当年，我们株洲下放知青是作为全国“厂社挂钩典型经验” 之一、由国家专项人均拨款480元身价“嫁” 到农村去的,可并未建好知青点。
第一批11名老知青于1975年2月18日最先到达只得"将就"落脚安置在官塘水库旁“老林场”(一幢三间土坯房专用于护林员居住)。据知青陈尚义回忆：进门是堂屋,左右两间厢房，6男5女各挤住一间，男孩田雄伟、唐德民、陈尚义、刘大福、王德强、赵建军住东头；女孩王秋莲、王珍秀、粱艳、帅菊兰和朱翠英住西间，因太拥挤只有将单人床拼起来睡通铺。
第二批24名知青是近半年后的7月15日到达的。有周金莲、郭析宇、包玉敏、尹珍泉、叶冬莲、何小平、罗味香、张翠多、李金秀、李喜兰、严冬梅、黄新丽、周淑泉、崔素琴14名女知青和陈忠明、张国春、王炎、苏建国、龚金光、袁建多、宋伏林、姜运清、 田运利、 马齐峰等10名男知青。因无知青点又只好分散到7个生产队安家落户，真正实现了与贫下中农“三同”（ 同住、同吃、同干活）。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任劳任怨挥洒着廉价的汗水，品尝着刚刚独立人生的苦涩和五味杂陈。用知青喜洋洋（王炎）的话说“我们是懵懵懂懂走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可以说(1975——1979年)这二至四年的知青经历奠定了今后四十多年无可替代的厚实根基” 。
昏暗的煤油灯下、低矮的土坯墙、有的农民家甚至除了床铺和灶台外,家徒四壁，连碗柜都没有，碗筷就装在悬吊在厨房檐下(茶仔树枝削制成的挂钩)竹篮里。我们就是在这样陌生而贫困的环境中最直接体会着接受“再教育” 的滋味；体验着农家普遍缺吃少穿的艰辛。当时一个主劳力日工分（10分）最低仅值人民币8分钱（当时一枚鸡蛋的价格）；也有工值1角3钱，刚好是当时一包“红桔牌” 香烟价格。所以有人拿一名女知青的姓名开玩笑取绰号“一角三”；工值0.19元的生产队还算居中游；稍好点的有0.28元；令人羡慕的最高工值也未超过0.4元。
当时带队队长谢桂云有句口头禅：“这辈子要是能拿得到五角钱工价,我死都瞑目了”。可见当时一年辛苦忙到头365天,总价值也就徘徊在一百几十元左右……
本人属第二批下乡，则因父亲摔断腿住院需照料之故比战友们“迟到”了半个月。记得正好是1975年8月1日由兄长护送我乘火车到平山塘站，七队队长特意安排了他的大儿子来接车。下车时已经11点多钟,三伏天烈日当头，队长儿子走前面引路。当我们气喘吁吁爬行在二队与六队接壤光秃秃的山脊土公路上时，日正当午,烈焰蒸蒸。就如同《西游记》唐僧仨师徒到了火焰山一样，没有一棵树可遮荫。想蹲靠路边一株约一人高瘦弱的枞树歇息片刻时，未料想小枞树周身爬满毛虫，令人毛骨悚然……汗流浃背的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赶了近3公里,直奔七队队长王由生家,前坪绿荫如盖,凉风习习；他们全家热情款待，让我宾至如归，消除了疲惫和拘束感。
从此，我和王队长与我同岁的小儿子“毛乃牯”同睡一床，体验着“插队落户”的感觉。他家一栋3正2偏的农家瓦房坐落在官塘水库尾上,夏天一点都不热,晚上挂蚊帐入睡也无须摇扇。只是农舍普遍采光条件差，房间的窗户正好对着不足1米的山坎；房顶上虽嵌有二片玻璃“亮瓦”，因落叶和污渍遮挡， 室内昏暗仍看不清书。想读书写字也不好意思耗费主家的煤油，一般都是就着月光在前坪歇凉,很少点煤油灯。
最受不了的还是的房门旮旯弯长期置一“尿桶”，骚臭难闻,无论白天晚上都不倒掉。每到十天半月尿液盛满桶边沿、沤成一层白霜才不得已抬出房;连尿桶周围这块地长年浸渗尿液都泡松软了。只有当“毛乃牯”持扁担约我一起抬尿桶的这一刻,我才在心里默念一句：“阿弥陀佛”，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当地农民家家户户都是这习惯，习以为常,还给尿桶取一雅号叫“小水”。我刚来的几晚根本睡不着觉，却又不得不"入乡随俗"。尤其是“毛乃牯”半夜起来小解时“叮咚、叮咚”作响的尿液燥动尿桶里的陈尿翻腾、释放出的骚臭味弥漫整个房间，如雾瘴般将我熏“晕”了，咋睡得着？只有干着急干瞪眼至天明……
大约熬忍了一周才鼾然入眠。也许鼻子嗅觉不灵了，整个人麻木了；或许还有白天劳动太累了的缘故吧？
主人家为照顾我这城里人的生活习惯，改善改善伙食,增添点“荤腥”;就只有打山塘水库的"主意":春夏间的晚上隔三差五去"捞鱼鳖"。白天参加队里劳动收工后，"云乃牯"和“毛乃牯”兄弟俩就约我晚上穿着长统套靴、打着手电筒,肩扛一大捆尼纶线钩套上泥鳅等诱饵，转悠到官塘、黄泥大队附近多处山塘“钓脚鱼”。三人分工：老大“云乃牯”与 老二“毛乃牯”负责放线、上诱饵、；而我则一手帮忙照手电筒，另一手提着水桶等候收获“战利品”。待一口口池塘放完线后,再回头依次从最初一眼塘开始收线和取鱼。这“一放一收”转一大圈七、八口山塘也许十几公里。大约每隔十天半月转一晚，都有收获,从未扑空。少则二三只，运气好时可钓到六七只野生脚鱼和大半桶鳝鱼。
第一次出去满载而归钓了五只鳖和四五斤鳝鱼。此时天已发鱼肚白。虽说通宵达旦,但我们因收获多多而忘却了疲惫，白天照常出工不误。
队长堂客王妈则会在我们出工后将这些王八鳖甲鳝鱼收拾妥当，再上官塘大队唯一的代销店(小学附近)称上半斤猪肉（七角八分一斤），掺和在脚鱼一起炒;再做一道红烧鳝片、一盘油淋辣椒、一份清蒸茄子。这是一大家子最开心的午餐,这时年过半百、满额皱纹酒糟鼻的王队长就会捧出一坛自家酿制的米酒，笑眯眯给每人筛上一碗，个个喝成红脸“关公”。
承蒙他一家的关照，我“插队”的这大半年比起其他生产队的知青,日子过得还是稍稍“滋润”些。我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学会喝酒的。同时也因夏天晚上长期与“毛乃牯”在水库洗澡，他教会了我"狗扒式"和"仰泳"的基本功,从此我告别了"旱鸭子"。
出于感恩,我也会“投桃报李”。当返回株洲时会将家里凭票供应的豆豉、香干、或面条之类的“紧俏物资”捎一些回馈东家。
因七队只有我一名知青，社员们对关爱有加，但也会常常开些粗痞玩笑或抖露“浑段子”拿我“寻开心”,打发他们出集体工百无聊赖的光阴。特别是一叫“桔子”的少妇十分尖刻，窘得我满脸通红。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他们则哄堂大笑。
每每此刻，比我大两岁的回乡女青年叶习媛便会主动站出来呵斥他们，像保护小弟一样护着我、消除我的尴尬。对这“救星”心存感激,至今记忆犹新。我也是在她的帮助下勇敢克服“手撒猪粪”的心理障碍。后来回知青点时还曾拜访过她家……
下乡第二年的1976年春夏之交，大队才开始在官塘小学附近靠近5队和6队之间一片浅坡上选址筹建知青点。在阎伏喜、谢桂云两位知青带队队长的组织带领下，我们这二批知青从“一穷二白”起家，小小年纪无一例外全投入到繁重体力劳动中。
首先，从平山塘火车站后面的平山公社高高的石灰窑里一担担挑回仍烫手的生石灰（块状）。女知青体力小的用小撮箕挑一担约五、六十斤；男知青挑大撮箕一担有七八十斤。一趟趟往返近十里，当近万斤石灰挑到工地堆积如一座小山;然后均匀泼水溶化成熟石灰(粉状),。
第二步,拌墙土：由有经验的筑墙师傅则组织女知青挥锄搅拌成“三合土”（ 一种由熟石灰配比砂石和黄泥搅拌均匀的、专用于筑土墙的墙土）；这是一项浩繁而乏味的体力活，早出工，晚收工。反复搅拌几遍，花了约一星期才拌匀和熟了这用于筑十几间房子的数万方“三合土”。
第三步，筑墙：女知青用锄头上好撮箕；男知青则一担担挑着百十斤墙土颤颤悠悠一步一晃蹬上长约五、六米、宽三公分的跳板,将“三合土” 倒入夹墙板内，由社员师傅用方头木墩锤筑墙。每筑满一垛墙松开“夹板”后,还得用拍子将连接处的松土拍严实,才可升高安装下一垛新“夹墙板”。就是这样一垛接一垛随着墙体逐渐升高，跳板越升越长，坡度越来越陡，挑土也越来越艰难。场长田雄伟高长个大，总是一马当先，带领几个男同胞崭劲担。
第四步,运檐条：当墙筑到二人多高时临时停工，抽调男知青俩人一组,去龙潭河畔木排上,扛回一根根海碗粗的杉树作檐瓴；竹子则做楼隔。长久浸泡在水中的杉树、竹子既溜滑又笨重，当扛回到工地时男知青一个个都狼狈不堪成了“泥猴子”,手脚还时常被刮伤。龚金光回忆“累醉哒”！
第五步，上檐瓴、安楼隔、盖青灰色洋瓦……如果说当时知青点与农家房屋相比略有特色,那就是农家盖凹形青黛色小瓦,而知青点则是清一色洋瓦和一排方形红砖伞柱(全是知青自己动手拉坯并烧制成的)，增添了几分气派……
一幢高约5米、长约50米共10个寝室（每寝室设四个铺位）外加厨房、管理室的12间知青点,就是在队长和老农的组织率领下,历经近3个月,从这些从未肩扛手提过的稚嫩的肩和手上,一点点搭建了起来的。男女知青有的手心起了血泡结痂后又磨出了老茧;还有的肩膀压红肿脱了一层又一层皮也长了茧。正如《西游记》中唐僧取经一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诞生”了可集体生活、便于管理的“安乐窝” 。
从“建家”这几个月的团结协作奋斗中，知青们学会了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建立起深厚而纯真的友谊。就如到平山石灰窑挑石灰的途中，张国春和陈尚义、姜运清等除了自己挑重担外，当遇到力气小挑不动的女知青在路边歇气时，就会主动放下肩上的担子停在路旁，上前接过女知青的扁担，帮忙挑送一二里，然后再回头挑自己的担子。而女知青则会在晚饭后主动悄悄拿走他们换下来的脏衣服带到四队垄中间的泉水井旁洗濯干净、晾干，第二天又悄悄叠好送到男宿舍中。类似男帮女到垄中挑谷、去华石煤矿担煤、往朱亭街上挑陶制沟管道等好人好事司空见惯，更多的人不愿表露。
距知青点约300米四队田垄中间这口清澈见底的泉水井,可是咱们知青生活的“幸福井”。一年四季“冬暖夏凉”都离不开它：我们从早晨洗脸漱口到洗衣服。夏天，冰凉解暑，男同胞直接在井边冲凉；女同胞则早晨用铁皮桶挑回一担水放前坪晒一天后成了“热水”散工就可洗头洗澡。而冬天井水温热刚好洗漱，供40多人的日用水量够大的，却总是源源不断。虽后来在知青点新打了一口深水井直接抽入厨房，解决了公用生活用水的难题,但知青私人用水大家还是喜欢往井边跑……
最迟的第三批11人是1976年8月19日到点的:女的有方桂梅、唐俊平、吴万军、谭慧丽、张红桔;男的是杨岳林、任琪、谭建湘、龚建平、王建国 、唐大洪(来自衡阳单独一人) 。
这时知青点“人满为患”，场委会临时决定：加盖几间偏房作食堂、管理室、仓储室等，腾出正房给新知青住。又是忙乎了二个月，正眼看知青点新增建房即将大功告成时,高个子知青任琪在上檐梁安楼隔扫尾、却在墙头重心失衡摔了下来,下面的女知青被这突发状况吓得一片尖叫,幸好任琪身手敏捷，说时迟那时快，刹那间任琪像单扛运动员一样双手本能地抓住了半楼竹横隔，荡了几下“秋千”后才落到一人多高的地面。这一“缓冲”减慢了自由落体的速度,化险为夷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
知青们抱团取暖的苦乐年华在知青点悄然滋长。白日在田间、地头、山上辛苦劳作，晚上则有的拉二胡;有的拉小提琴,有的吹笛子、口琴等器乐。“吹拉弹唱”的娱乐,既缓解释放了大家的疲劳,也丰富了业余精神生活……
想当年，归建知青点集中统一领导后，"官塘知青林场"成立了场委会，建立健全了《出工制度》《请假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食堂司务管理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和规定。由大队委派阎伏喜、谢桂云两名干练的老生产队长担任知青带队队长,铁路单位株洲工务段也先后选派了陈益斋（后升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知青办主任，由黄炳成接替）、黄炳成、谭兴云三任带队干部加管理。而在知青中也选第一批老知青田雄伟任场长（后由谭建湘继任）负责日常生产劳动安排和管理；由大队团支部委员兼知青点团小组长周金莲为副场长（后郭析宇继任）负责知青日常事务并代理场长缺席时的职责；马齐峰任会计兼宣传委员（龚建平继任）。
第三批知青骨干方桂梅到知青点后,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兼知青点出纳,后不久改为专从事科学种田（搞实验田）工作(继任出纳为唐俊平)，还真搞出了名堂，“墙里开花墙外香”;赢得了不少荣誉！官塘知青管理工作走在全公社知青工作前列,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想当年,知青中人才济济,尤以文艺表演擅长。据唐俊平回忆,由周金莲、郭析宇、李金秀组织策划与编排的歌舞节目《绣金匾》，有王珍秀、张翠多、谭慧丽、李喜兰、张红桔、吴万军及大队团支委谢铁桥(一生平安)等参与演出,大获成功,赢得了公社文艺汇演一等奖。载誉归来,阎、谢二位队长眉开眼笑：连忙说：“记工分，记工分！”
在大队排演朝鲜族歌舞《延边人民把歌唱》时,析宇、金秀改装齐胸的民族服，竟别出心裁以红色皱纹纸装饰还蛮逼真;男知青任琪、龚金光、袁建多等文艺活跃分子同台载歌载舞，深受贫下中农欢迎;引来很多老少观众,场面异常热烈。
想当年，我们开发的知青林场，为让杉树早日成林，就必须经常删砍密挤尚不透风的弱小杉木及杂灌。杉刺和荆棘时常常割破手脚，疼得女知青直尖叫；每次收工将砍回来的小杉树分两部分：粗一点的卖掉增加集体收入；而大拇指粗的小杉则带削去刺后，一根根排列铺到尚缺“铺板”的床上。再在上面铺一层厚厚的稻草与草席就算安寝了。可这样湿杉树床铺却也留下不少隐患：知青身体吸干了杉树水份，由此落下了腰疼的毛病。
想当年，每逢一年两季春插和“双抢”下田扯秧、插秧时,蚂蟥多于牛毛，紧紧粘吸在白嫩的小腿上鲜血直流还撕扯不下来，当时有的女生吓得哇哇大哭……还有的人割禾时稍不留神锋利的镰刀就割破了小手指头，鲜血直流。不少知青都尝过苦头。王珍秀回忆是撕下火柴盒皮止血；王炎则是搭帮农民兄弟随手抓只青蛙剥皮包住受伤的手指;这样的“土方子”也顶用。
七十年代袁隆平先生试验的杂交水稻“异花传粉”很红火，我们知青点也在试用。带队干部挑选了周金莲、郭析宇、方方（方桂梅）、金桔妹妹（李金秀）,四人分为二组:她们严格按照科学种田的要求，烈日当头的正午时分不顾炎热，2组搭档各牵一条绳子,将正在抽穗的杂交水稻高的一行（父本）刮扫向低的一行（母本），使水稻母本与父本受粉均匀，从而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一丘丘农田拉绳授粉相当劳累,锋利的禾衣粘贴汗水刺痛大腿和胳膊，奇痒难耐……但她们都咬牙坚持一丝不苟保质保量全部完成,。
“平果真甜”（唐俊平）至今仍津津乐道那时杂交稻的米饭香！“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而我们知青的体会则是“汗滴禾下田,米饭才香甜！”
想当年，1976年初冬时节，我们知青响应公社的号召，与贫下中农一起参与官塘三队南端朱亭铁路桥头修堤坝。因为这里春夏湘江上涨时河水倒灌入湖汊，经常淹没三队及相邻大队低洼处的大片农田。只有等到秋冬农闲枯水季节才适宜修筑堤坝。
时下寒风料峭,细雨绵绵，标语、横幅、红旗在嗖嗖冷风中猎猎飘扬！工地上成百上千的“突击队”在奋战。大家挖的挖，挑的挑,情绪高涨，你追我赶,人山人海，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然而,由于连续奋战了半个月,早出晚归、中午又都未休息，再加之伙食的油水不足，知青们后来渐渐体力不支，湿泥巴如“卤盐蛋”一般粘撮箕上、裤脚上、套靴上厚厚一层，甩都甩不掉。且又行走在滑溜溜堤干上深一脚浅一脚，十分吃力。别说挑泥土，即便空手徒步都不容易……尽管肩膀红肿了,脚走崴了，但大家都还是咬牙坚持着。
周金莲为节省早出晚归回知青点的时间，干脆又住回插队时谢铁桥嫂子家，就近天天苦干在工地。直至场领导通知她去华石煤矿转运煤，才不得不提前撤回。
想当年，我们还从经济拮据的家里,每人筹一份款投资到官塘水库养鱼。为此谢队长还特地安排了几名责任心强、踏实肯干的女知青割草喂鱼。那时一星期才杀一头猪，猪肉紧俏奇缺,就在官塘小学附近的一处代销店销售。因为“厂社挂钩”的运作模式，单位经常有支援送肥的汽车来。因此往来知青点检查公干的领导和司机客人招待，就主要靠水库撒网捞鱼了。一年到头月月都少不了几次"撒网"。而剩余不多的鱼还要优先分给所在的七队，最后的小鱼小虾才是知青逢年过节“打牙祭”的“奢侈品”。方方(方桂梅)回忆起当年"油炸砣嫩鱼"至今仍齿留余香……她个人还写了这段时期的回忆录哩!
想当年,为增加点集体收入，队长还组织在知青点后山浅坡上开挖种上了约一亩西瓜,。成熟后挑选大一点的西瓜由王炎用箩筐挑着到平山塘车站那片热闹的地方去卖。大约2.3分钱一斤,一天卖百十斤瓜顶多也就三块多钱。据周金莲回忆,整个夏季西瓜收入大概十几元钱(相当于现在二千元吧?),在当时也算一笔可观的集体收入哟。
曾记否？每到秋冬季节青黄不接,蔬菜供不应求时，蕹菜蔸、红薯、萝卜丁就成了知青一日三餐的“老三样” 主打菜肴,且油水稀少。知青中流行着这样一首自编的歌谣：“早上萝卜菜，中午菜卜萝，晚上吃的还是现家伙”自嘲。
有的知青实在吃腻了,就偷偷溜回生产队插队时好伙伴家“换换口味”,亦实属无奈之举 。知青因长期油水不足，夜半三更饥肠辘辘饿醒常有发生。唐俊平与谭慧丽还讲述了曾有一个夜晚“蛇汤煮面”的有趣故事哩：
那是1977年热天排练文艺节目的一个晚上,大队团支委谢铁桥提着马灯在路上捉了几只青蛙,用稻草窜起挂在知青晒谷坪旁小树杈上。正在排练节目的几个女知青忽然听见青蛙“哇.哇”地叫，随即提油灯前去一看：哇塞吓得唐俊平、郭析宇直叫“蛇.蛇”,撒腿便跑。一条比锄头棒略小一点的银环蛇正仰头虎视耽耽撕咬青蛙哩。男知青应声而出用锄头丁耙团团围住合力将蛇打死，谭队长指示将蛇埋了。
可是次日早上到田埂坡下只见一个坍塌的洞穴却未见蛇，操湘乡口音的谭兴云队长好生纳闷直谪咕“蛇，蛇呢？”原来当晚有人饥肠辘辘睡不着就惦记着这条蛇，偷偷爬起来悄悄然从土中挖出蛇来剥了皮，将它煮面条吃了，俊平、慧丽至今还津津乐道当晚蛇面味道香!
知青本来对又苦又累的“双抢” 农忙季节并不买账，可为满足食欲却又盼望“双抢” 时节早点到来。因为“双抢”期间， 每日上、下午各有一次稀饭加白糖的“腰餐”送到农田中 。碰运气还能吃上冬瓜炖肉、炖海带或炖排骨汤的“大餐” 。大伙想想都馋得流口水。还曾发生男知青抢夺半脸盘冬瓜汤“起跑”众人追的故事呢！那短暂的“幸福”口感,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想当年，阎谢队长组织我们知青乘小划子横渡官塘水库去开发“江心岛”：挖山种花生、红薯等经济作物。我们当时只顾埋头苦干，都来不及好好欣赏一下“石官才”(当地俗称)山青水秀的美景。到冬闲时，生产队都没活干了，带队队长则会趁水库枯干有利时机组织我们挖肥淤泥转挑到岛上,为来年种植做好准备。后来岛上的管理基本上由“满弟”（刘大福）和“强伢子”（王德强）俩人承包了;知青点日常蔬菜供应主要靠他们栽种。
想当年，第一批知青从“老林场”撤离后还需留人守护。队长竟将守“老林场”的任务交与了我,我义无反顾一口承诺。从此我搬出知青点独自一人守护着（现在看来毫无价值）这3间老房子。漆黑的夜晚，要经过五六队之间长长的一段山路。有一回夜晚风雨交加又碰巧手电筒烧了打不亮，我只好高一脚低一步、跌跌撞撞摸黑麻起胆子往前闯，孤零零的绝望至今仍刻骨铭心……要是现在我都没有胆量再敢独自行走这荒山野岭啦！
后来阎谢队长又任命我当“鸭司令”，赶着知青点购买的七八十只水鸭仔撒到知青点附近的田间地头和沟渠里,吃虫草蚱蜢和小鱼虾，一只只长得膘回体壮,也先后成了"招待餐"。可惜我们知青很少有尝鸭子味道的记忆。
民间有句俗语：“死懒好呷看湖鸭”，我可不是偷懒才看鸭呀,因同时还兼温室育秧、会计等几个杂项……温室育秧是项细致活。知青点建有专门“温室育秧棚”：上面盖斗拱形薄膜，下面烧煤火;中间是几层木架和篾垫上搭着撒有谷种的竹篾隔离床,一扇扇悬空。室内须保持相对的温度、湿度。安装有温度计。每一小时巡查一次,以温度计数字显示为依据。温度过高或过低,种谷都发不了芽或烧坏稻种出不了秧,那麻烦可大了：既误农时又是经济损失不可估量。所以必须选派责任心强,细致、认真的人才适合。棚里密不透风，湿气重，煤气味很难闻,呛得人直嗽。
保持湿度是多少,现在回忆不起来了，当温度过高时就得肩扛打农药的喷雾器，均匀喷洒水雾增加湿度降温；反之则将炉火烧稍旺一点使之升温。我每次将温室温度调匀后再将鸭子从鸭圈中放出来,驱赶到四队五队附近农田中吃食，然后赶回温室巡查，再出来赶到田里看鸭……如此往返一天上十趟，直到黄昏时才将吃饱喝足的鸭子一只不少赶回鸭圈,才安心吃晚饭。饭后又到温室育秧棚观察育秧,一刻都不空闲。却从未发生过丢失鸭子或秧苗烧坏的事件。公社绰号叫“蚊子”的农技员常常来抽查指导，总举大拇指称道。
曾记否？首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文建平大哥来新知青点筹建团小组,对大家嘘寒问暧亲切有加,让我们倍感温暖、倍受鼓舞。后来二任团支书文美云及三任团支书谢兰球相继都对知青成长与进步格外关心，倾注了不少心血;发展培养了不少知青入团！
想当年，周金莲、郭析宇、方桂梅等“巾帼不让须眉”的佼佼者,也是虔诚的理想主义者。还有王炎、田雄伟等满腔热血,肩扛道义，千方百计在广阔天地里争取大有作为,圆其青春理想梦。然而他（她）们也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为官塘知青点争得了荣誉……
想当年，兰花草（李喜兰）是泼辣能干的食堂事务长；梁艳是官塘小学代课最久的老师；长期守护官塘水库杉林、住窝棚的是唐德明“唐和尚”和陈忠明“咪子”。
1977年深秋的一天，当得知我和袁建多“顶职”返城的消息时，方桂梅等组织全点知青敲锣打鼓、放鞭炮、一路夹道欢送2公里多到平山火车站,车缓缓开动仍依依挥手不舍……
想当年，当年的回忆太多太多，难以一一细说。虽有辛劳，也有埋怨，由不适应到适应，又由适应到逐渐与乡亲们建立起感情，以至回城后这四十多年中藕断丝连、难舍难分,常年有知青陆续返乡“探亲”。
知青生活短暂的这千余天，却为我们这一生作了最厚实的铺垫。这种独一无二的经历,不仅让我们学会了敢于面对困难与挫折。更为我们积累了人生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应感恩这段艰苦岁月给自己的磨练；感谢纯朴的乡亲们给我们无私的关爱与帮助；感恩和珍惜知青彼此之间这段难得的情缘。
于是，我们这些两鬓染霜年逾六旬、巳为人之祖的老头老太们,再度从四面八方重返“第二故乡”，叙说回味四十五年前那难忘的岁月，细数那从指缝中流逝的宝贵青春年华和那一同逝去朦胧而感伤的爱情……
感谢笫一次发起“知青四十年（2015年7月）聚会”的组织者－－深深缅怀已故的官塘村原支部书记谢兰球先生，感谢他当年给予知青的帮助和盛情接待。深切缅怀为官塘知青点的创建、兴盛而作出突出贡献的已故的阎伏喜、谢桂云队长和陈益斋、黄炳成、谭兴云三位带队干部；深切缅怀曾在广阔天地并肩战斗一道洒下辛勤汗水而"先走一步"的知青战友帅菊兰、杨岳林、王建国、叶冬莲和尹珍泉……深切缅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村总支副书记兼第一支部记文开雄先生(可叹他年轻有为时遭厄运而夭折)
感谢现任村总支书记谢友根先生及村领导班子热情周到为我们举行隆重的座谈会；借此机会向四十五年前曾关心、爱护、帮助过知青的官塘男女老少爷们、大娘、兄弟姐妹们问好！顺祝大家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健康长寿！祝知青战友们家庭幸福，天天开心！
笔者感怀吟七律《回故乡》作结束语:
花甲翁妪感恩怀，
四十五载返乡来;
探访当年知青点,
了无踪迹田畴在。
穷乡僻壤成记忆,
山青水秀旧貌改;
农家户户新楼立,
美丽乡村画卷开！
马齐峰，男，浙江省东阳人，1957年8月出生，文化程度，大专。铁路退休，曾任工人.干部，从事单位行政.宣傳部门工作数年。
从株洲日报业余通訊员起步，曾上报刊杂志铅印文字60余万字，其中含少量随笔.杂感之类散文。退休3年多后也在《广铁老年》.《铁路老年体肓》《快樂老人报》.《株洲晚报》等媒体上刊文数十篇。学习写作已成为老年业余生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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