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
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二里头，本是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和中国千千万万个村落名一样，她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但就在她的身后，在绿油油的麦田下，却隐藏着3000多年前华夏民族的一段辉煌的历史，这段历史也被其后人遗忘了3000多年，直到50年前她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才从此跻身于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我们也由此知道，在数千年华夏史前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这里产生了最早的“中国”。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读着这些“最早”，自己难以放下手捧的《最早的中国》。驱使自己一口气读完的是那份对史前中国求知的欲望，是这些“最早”背后先人们无限的智慧，是在大量实物证明下作者叙述的自信，是拨开迷雾见晴空透亮的感觉。不知多少中国人陷于“知现在中国”而不知“史前中国”的迷惑之中，我也是其中之一，进入学堂，手捧“国史”回溯泱泱中国，似清晰，又似模糊，文字记载的历史总感觉没有“商鼎汉罐”来得实在，也总感觉文字记载难以尽现泱泱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好在“重孝”、“好墓葬”的传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实物，让我们不断的剥离掉那一层层的历史土层，一步步地去无限接近那“史前之中国”的源头，去追寻早已远去的祖先们的身影。
首先，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它的崛起也给人腾空出世、异军突起的感觉。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其次，二里头的都邑所在的洛阳盆地“背邙面洛”。无论从交通、地理条件、自然气候以及文化的“杂交”等方面，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种坚实的物质基础。二里头遗址的宫殿群、交通要道以及功能区的划分无不显示出二里头遗址是一个经过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第三，自古以来，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乐分贵贱，礼别尊卑”，是对礼仪之邦的一种诠释，因此礼制是理解中国文明的钥匙，作者以“礼制”的研究作为主线，从酒礼，祭祀和战争，礼乐器等方面细致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这种阐释不仅包括上层结构的“王权”和“礼制”，还包括下层结构的“生业（官营手工业）”和“生活”。作为礼器的青铜器、玉器等都是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二里头的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如作者中所言，“没有作为“先祖”的二里头青铜器，也就没有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的洋洋大观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浑霸气，没有其后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与辉煌！”
第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二里头时代已经告别了“小国寡民”的“邦国”时代，经进入了王朝时代，天时，地利的优势，使得二里头文化接受四方冲击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涅槃”升华；同时也得四方之赐，东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发展和政治的成熟。而二里头文化的强势辐射，与其说是自二里头文化积极地、有系统地向外进行信息传送，不如说是以各地的接受方为主体，有选择地加以吸收。
同时，书中包含了大量有关中国考古学学术探索历程的史学回顾，如二十世纪初的“古史辩”运动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三十年代殷墟的发掘、五十年代郑州商城发现、以及半个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从某种角度讲，这些考古学史甚至本书都是中华民族自我探索的印记。
总之，许宏研究员凭借极富激情的文字和一幅幅精彩的写实照片，将我们带入了那座令人神往的二里头庞大都邑，那个激动人心的最早的“中国”，进而掀开了那段中华民族不应忘却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