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派案例赏析

火神派案例赏析

一、“火神派”述略

郑寿全(1804—1901)，字钦安，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誉满全川，《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以善用附子，单刀直入，拨乱反正著称，“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实医林一代雄杰。传此派之学者，百余年来不乏其人。

吴佩衡(1888—1971)南下昆明，云南遂有“吴附子”之名，他尤以善用附子治麻疹逆证而风靡一时。

祝味菊(1884—1951)东去上海，沪上医界几无不知“祝附子”者，他治热病，虽高热神昏，唇焦舌蔽，亦用附子，认为热病不死于发热，而死于心衰。吴、祝二位，驰名华夏，其影响较之郑钦安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祝味菊还是第一个提出“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概念者。

其它还有华阳刘民叔(川藉沪上名医)，以及卢铸之(有火神之称)、补小南、范中林、龚志贤(重庆)、戴云波(成都)等，皆为四川人，这一点颇有意味。其中祝味菊虽系浙江人，但弱冠(25岁)入川，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3人为师，数年学成，且在四川度过了17年的光景，逐步形成温补为特点的用药风格，1926年为避“川乱”才迁居上海，名扬沪上。

火神派的著述:

郑钦安——《医理真传》(1869年)、《医法园通》(1874年);

吴佩衡——《麻疹发微》、《伤寒论新注》、《吴佩衡医案》;

祝味菊——《伤寒质难》、《祝味菊医案选》;

刘民叔——《鲁楼医案》;

范中林——《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等等。

粗略总结，火神派理论有如下一些特点:

①学术上以《内经》为宗，“洞明阴阳之理”，“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郑钦安语)

②临床上则“用仲景之法”，用药多为附子、干姜、肉桂等，附子常用至100g以上甚至300g，尊附子为“百药之长”(祝味菊语)，用方则多为四逆汤、白通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这是火神派最鲜明的特点。

③用药上虽有执滞之嫌(其它医派如寒凉派、温补派亦有此特点)，但该派持论还是公允的，并不专用姜附，其它药当用者则用，并不偏颇，“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郑钦安语)。

④对附子的应用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经验，包括其配伍和煎煮方法，如祝味菊用附子多配伍磁石、枣仁等;吴佩衡大剂量投用附子时，必令久煮3h以上，以口尝不麻舌口为度。

下面引用吴佩衡大剂四逆汤治愈重症肺脓疡一案以供玩味。

重症肺脓疡案  患者海某，女，19岁。因剖腹产失血过多，经输血后，突然高烧40℃以上。经用青、链霉素等治疗，体温降低，一般情况反见恶化，神识昏愦，呼吸困难，白细胞高达20×109/L以上。因病情危重，不敢搬动，未作X线检查，于1959年1月3日邀吴佩衡会诊。患者神志不清，面唇青紫灰黯，舌质青乌，鼻翼煽动，呼吸忽起忽落，指甲青乌，脉弦硬而紧，按之无力而空。辨为心肾之阳衰弱已极，已现阳脱之象。治唯扶阳抑阴，强心固肾，主以大剂四逆汤加肉桂，药用:

附片150g，干姜50g，肉桂(研末，泡水兑入)10g，甘草20g。

预告病家，服药后若有呕吐反应，且吐后痰声不响，气不喘促，尚有一线生机。药后果吐痰涎，神识较前清醒，嗜卧无神，舌尖已见淡红，苔白滑厚腻，鼻翼不再煽动，咳出大量脓痰，脉象同前。前方加半夏10g，茯苓20g，甘草减为8g。三诊时神清，唇舌指甲青紫大退，午后潮热，仍有咳喘，咯大量脓痰，脉弦滑。前方出入:

附片200g，干姜100g，上肉桂(研末，泡水兑入)10g，公丁5g，法夏、橘红各10g，细辛5g，甘草8g。

此后病入坦途，诸症均减。经X线检查，双肺有多个空洞，内容物已大半排空。细菌培养，检出耐药性金葡菌，最后诊为“耐药性金葡菌急性严重型肺脓疡”。仍以附片150g，干姜50g，陈皮、杏仁、炙麻黄各8g善后，1周后痊愈。(《吴佩衡医案》)

按:此案颇能代表火神派诊治风格，其认症之独到，用药之峻重，皆非常医所及，读来令人钦佩。如此凶险之症，吴氏以其过人胆识，高超医技挽之，令人叹服。若从白细胞20×109/L、咯吐脓痰、肺脓疡等入手，很可能陷入“痰热蕴肺”的认识中，用些鱼腥草、黄芩之类套方，一般医者难以免此俗套，那就很难想象是何后果矣。

二、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

上期文章“火神派述略”中，谈到火神派善用附子、干姜等热药，之所以如此，他们是有理论为本的。其核心就是“洞明阴阳之理”，“认证只分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郑钦安语)。火神派首领郑钦安首阐其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于是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总之，病情变化非一二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若逐经、逐脏、逐腑论之，旨多反晦，诚不若少之为愈也。”“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医法园通》)“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是火神派的理论核心;以大剂附子、干姜为主，则是其主要用药特点。为有助于理解这一理论，下面选析一些火神派这方面的案例，读者自然心领神会。

头痛案

邓某，男，成年。初以受寒发病，误服辛凉，病经十几天，头痛如斧劈，势不可忍。午后恶寒身痛，脉沉弱无力，舌苔白滑而不渴饮。辨为寒客少阴，阻碍清阳不升，复因辛凉耗其真阳，正虚阳弱，阴寒遏滞经脉。头为诸阳之会，今为阴邪上攻，阳不足以运行，邪正相争，遂致是症。治以辅正除邪之法，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主之:

附片100g，干姜36g，麻黄10g，细辛5g，羌活10g。

1剂痛减其半，再剂霍然而愈。(《吴佩衡医案》)

按：如此暴痛如劈之头痛而能治愈，未用一味芎、芷、蝎、蜈之类套方套药，仗的是治病求本，从阴寒内盛着眼，以大剂附子、干姜取效，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俗辈所及。郑钦安《医法园通》对此早有论述:“因阳虚日久，不能镇纳浊阴，阴气上腾，有头痛如裂如劈，如泰山压顶，有欲绳索紧捆者，其人定见气喘唇舌青黑，渴饮滚汤，此属阳脱于上，乃属危候，法宜回阳收纳为要，如大剂白通四逆汤之类，缓则不救。”吴氏正本于此。

牙痛案

孙某，男，38岁。受寒感冒，服辛凉解表银翘散1剂，旋即牙痛发作，痛引头额，夜不安寐，其势难忍。牙龈肿痛，齿根松动，不能咬合，以致水米不进，时时呻吟。舌尖红，苔薄白而润，脉虚数无力。辨为表寒误服辛凉，寒邪凝滞经络，里阳受损，虚火上浮。治宜宣散经络凝寒，引火归元，纳阳归肾，方用潜阳封髓丹加味:

附片45g，炙龟板、肉桂(研末，泡水兑入)、砂仁各9g，细辛5g，黄柏、白芷各9g，露蜂房6g，生姜12g，甘草9g。

煎服1次，牙痛减轻，夜能安寐，再服则疼痛渐止。2剂服毕，牙龈肿痛痊愈。(《吴佩衡医案》)

按：此属虚火牙痛，极易误为实火。论其牙龈肿痛，舌尖赤红，确属火热。然从病史看，受寒感冒，服辛凉之剂，旋即牙痛，显然不符。舌尖虽红，但苔薄白而润，脉虚数无力，综合判断，属于“里阳受损，虚火上浮”。潜阳封髓丹正为此类证候而设，故而效如桴鼓。全方基本未用止痛药，完全从阳虚着眼，常医难及。

支气管哮喘案

罗某，男，26岁。1962年4月，因风寒咳嗽，痰多，气紧，不能平卧，医院诊断为“支气管哮喘”，经治疗病情好转。1963年冬季，咳嗽加剧，心累气紧，动则尤甚，致卧床不起，治疗一段时间，基本缓解。1964年春，旧病复发，遂来求诊。初诊:喉间痰声漉漉，张口抬肩，气不接续，喘时汗出，痰多清稀，精神萎靡，恶寒肢冷，面肿。舌质淡暗，苔白滑腻。此为少阴阳衰阴盛，气不归元，寒饮上逆而致。法宜壮阳驱阴，纳气归肾，以四逆汤加味主之:

制附片(久煎)、生姜各30g，炙甘草16g，上肉桂(冲服)10g，砂仁、白术各12g。4剂。

服上方后哮喘减，原方加茯苓，以增强利水、渗湿之效，续服5剂。

三诊:哮喘明显减轻，继服上方月余。1979年6月追访，患者病愈后，始终坚持全日工作，14年来病未复发(《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本例气急喘促，不能续接，张口抬肩，得长引一息为快，属元气不足之虚证。这与气促壅塞，不能布息，得呼出为快之实证不同。气藏于肺而根于肾，此证虚喘，喘则汗出，动则尤甚，恶寒肢冷，面浮神疲，痰涎稀薄，舌淡苔白，一派少阴虚喘之象。故自始至终，坚持壮阳驱阴，补肾纳气之法，阳旺邪消，哮喘自平，始终未用一味平喘之药，“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

咳嗽(慢性支气管炎)案

安某，女，54岁。1966年因受风寒，咳嗽迁延12年。每年入秋则发，冬季加剧，甚则不能平卧。发作时服药虽可暂时缓解，但经常反复，日益加重，1978年8月来诊:每日阵发性剧咳，痰清稀，量多，头晕心累，气短，昼夜不能平卧。畏寒恶风，面足浮肿，脸色萎黄。舌质淡暗有瘀斑，舌体胖嫩边缘多齿痕，苔白滑，根部厚腻。此为少阴阳虚水泛，寒痰阻肺咳嗽。法宜温阳化气行水，以真武汤加减主之:

制附片(久煎)60g，茯苓24g，生姜30g，白术20g，桂枝10g。6剂。

二诊:咳嗽明显好转，痰亦减少过半，呼吸较前通畅，渐能平卧。面已不觉肿，舌质稍转红润，厚腻苔减。以干姜易生姜，加强温中补脾之效，上方续服6剂，诸证显著减轻。以苓桂术甘汤加味善后，诸证基本痊愈，入冬以来，再未重犯。(《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本例每年秋冬外感，咳必复发，神疲身倦，恶寒肢冷，气短倚息难卧，面色晦滞，舌质暗淡无华，皆肾阳衰微、水饮内停之明证。水寒之气上泛，则头眩、心累;水气停于胸肺，则咳嗽不已，痰涎清稀量多，故气短难卧;水气溢于肌表，故面足浮肿沉重。舌质胖嫩，兼有齿印与瘀斑，舌苔白而厚腻，皆为水泛寒凝之象。投以真武汤，壮元阳以消阴翳，逐寒痰以清水源，以芍药易桂枝者，加速温经散寒，化气行水之功。不攻肺而肺之病自愈，不止咳而咳嗽自平。

慢性前列腺炎案

张某，男，57岁。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3年。开始仅尿频，睾丸不适，服中药清热利尿剂数剂，即告缓解。其后屡犯屡重，不仅尿急，尿频，尿路灼痛，并常感生殖器冰冷麻木。曾用中西医各种方法治疗，服清热解毒利湿等中药150多剂，自觉症状有增无减，并发展至阳萎，全身瘫软，步履艰难，被迫全休，1977年8月20日来诊:恶寒踡卧，肢体萎软，神靡，头晕，失眠，食欲大减。睾丸坠胀及腹，常感凉麻疼痛，小便浑浊频数，阳萎。面色萎黄暗黑，舌质淡白，全舌白苔密布，根部苔淡黄厚腻，脉沉微细。此为少阴阳衰，阴寒内盛，法宜补阳温肾，散寒止痛，以四逆汤加上肉桂主之:

川附片(久煎)、干姜各120g，炙甘草60g，上肉桂(研末冲服)15g。

连服3剂，少腹和睾丸坠胀疼痛减轻，小便色转清，尿频也好转，阳气渐复，复方附子、干姜减至60g;再加茯苓、炒白术以健脾除湿，继服30剂。头晕、失眠、恶寒、乏力，少腹及睾丸坠胀，均进一步减轻，生殖器凉麻感亦较前轻。舌质稍现红润，黄白厚腻之苔已减。继续温补肾阳，兼顾其阴，再佐以温中健脾为治，以四逆并理中汤加味主之:

川附片(久煎)、干姜、炙甘草各60g，党参30g，上肉桂(研末冲服)10g，冬虫夏草15g，宁枸杞3g，菟丝子30g，云苓20g。

服药10余剂，诸证继续好转。又服10余剂，前列腺炎基本痊愈。同时，多年来之低血压、头昏、失眠等证，亦均消失;饮食骤增，精神大振。1977年12月初，病愈而恢复工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慢性前列腺炎，一般都从湿热论治，多有套方套药，效果并不可。本案服清热解毒利湿中药多剂，病情有增无减，亦可见其治未中的。范氏“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从阳虚阴盛着眼，以大剂四逆汤治之，未用一味清热利湿之药，3个月治愈3年痼疾，令人大开眼界，尽显火神派风格。

乳痈(乳腺炎)案

尹某，女，25岁。1969年春季，产后6天，患右乳急性乳腺炎，经用青霉素和清热解毒中药内服外敷，10余天寒热不退，乳房红肿疼痛日渐加重，遂延吴氏诊治:发热恶寒，体温37.4～39.0℃，头身疼痛，右乳红肿灼热而硬，乳汁不通，痛彻腋下，呻吟不止。寝食不安，精神疲惫，欲寐无神。舌淡而含青，苔白厚腻，脉沉细而紧。辨为产后气血俱虚，感受风寒，气血凝滞，又误服苦寒之剂，伤正而益邪，遂致乳痈加重，法当扶正祛邪，温经散寒，活络通乳，方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

附片30g，麻黄9g，细辛6g，桂枝15g，川芎9g，通草6g，王不留行、炙香附各9g，生姜15g，甘草6g。

连服2剂，次日复诊，遍身汗出，夜能安寐，晨起已热退身凉，头身疼痛已愈。乳房红肿灼痛已减其半，脉已不紧，沉细和缓，舌质青色已退而转淡红，苔薄白，根部尚腻。证已见效，余邪未尽，气血未充，继以扶阳温化之法，方用茯苓桂枝汤加味:

茯苓、桂枝各15g，川芎9g，通草6g，细辛3g，炙香附9g，薏苡仁15g，附片45g，生姜15g。

连服2剂，乳房红肿完全消散，乳汁已通，以黄芪建中汤善后。(《吴佩衡医案》))

按：急性乳腺炎红肿热痛，发烧，似应辨为热毒之候。然此案发热而恶寒，头身疼痛，是为表证;服用清热解毒中药10余天不效，不支持热毒判断;而精神疲惫，欲寐无神，舌淡而含青，苔白厚腻，脉沉细而紧，则属阳气已虚之证。外见表邪，内已阳虚，故取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治之，药证相符，自然取效。全案未用一味清热解毒之品，确显吴氏火神派功力。

石淋案

黄某，男，44岁。腰痛数年，X线摄片发现右肾盂结石10粒，小如花椒，大如蚕豆，1958年11月延吴佩衡诊治。腰痛时发，痛如绞作，延及腰腹，下引宗筋，痛甚则神怯而畏寒肢冷。小腹胀痛，小便短涩，饮食欠佳，精神疲乏。舌苔白滑而厚腻，脉沉迟无力。辨为肾脏寒极，水湿不化，内结成石。以温肾扶阳温化之法主之，四逆汤加味:

附片60g，干姜40g，桂枝、茯苓各30g，杜仲、上肉桂(研末，泡水兑入)各10g，北细辛、甘草各6g。

服药11剂后，经尿道相继排出结石4粒。X线复查，原来大如蚕豆者己不复见，此乃温化之功也。继以扶阳温化主之:

附片100g，干姜50g，狗脊10g，薏苡仁、桂枝各30g，上肉桂(研末，泡水兑入)10g，北细辛、甘草各6g。

前后服药数10剂，腰痛己不发作，于1959年1月恢复工作。X线复查，结石仅剩1粒。再以上方加减，最后1粒结石亦随尿排出，彻底治愈。(《吴佩衡医案》)

按：肾结石治疗，一般不离海金砂、金钱草之类利水通淋之品，平心而论，效果平平。吴佩衡未用此类套方套药，专从阴寒湿盛着眼，投以大剂附、姜，竞使结石排出，不治石，而治人，确实才高识妙。

瘿病(甲状腺左叶囊肿)案

宋某，女，36岁。体质素弱，常患感冒。1977年5月，发现颈部左侧有一包块，约2cm×3cm，触之稍硬，随吞咽活动，无痛感。自觉心累，无其他明显症状。曾注射、口服消炎药，后服中药，均不效。经某医学院附院诊断为“甲状腺左叶囊肿”，建议手术治疗，未允。同年7月初求诊:左侧颈部出现包块已两月。神疲乏力，食欲不振，入夜难寐，手足清冷，恶寒，头昏，舌黯淡，苔淡黄而腻。此为瘿病，其证在少阴，兼太阳之表，法宜扶正驱邪，温经解表，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主之:

麻黄10g，制附片(久煎)60g，辽细辛6g，桂枝10g，干姜、甘草各30g。

上方服3剂后，包块开始变软，心累乏力略有好转。药证相符，重剂方能速效。上方姜、附、草3味加倍，再服3剂。包块明显变小，舌质稍转淡红，苔黄腻减。又以初诊方续进10剂，包块逐渐消失。(《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本例患者颈侧长包块，触之硬结，不与皮肤粘连，皮色如常，随吞咽而动，确系瘿病。太阳与少阴相表里，风寒湿邪，日久深入少阴，表里同病。阳气渐衰，营卫不固，寒凝气滞，日久壅于颈侧而成结。此案未泥于瘿肿多属痰气郁结，或火郁伤阴之常规。以太阳少阴证论治，温经解表，以畅气血;通阳散寒，以开凝聚，同样收到软坚散结之效。

鼻衄案

秦某，男，64岁。素多痰湿，咳嗽多年。昨因咳嗽气急上气，忽然鼻血不止，注射止血针剂未止。1933年7月11日延吴佩衡急诊:面色惨淡，鼻衄不止，冷汗淋漓，沉迷无神，气息低弱呈奄奄一息状。舌淡夹青而少血色，脉芤虚欲散，二三至而一止。辨为气虚不能摄血，阳虚不能守阴，复因咳嗽挣破血络而衄。病势颇危，有阳气外脱之势，急宜扶阳收纳，若能血汗均止，尚有生机，以参附汤加味急救:

附片30g，高丽参10g，炮黑姜6g，甘草3g，大枣(烧黑存性)2枚。

服1剂则效，衄减，神气转佳，再剂血汗均己得止。原方加黄芪24g，附片增为60g，连服2剂，唇舌色已红润，脉来和缓有神，继续调理而愈。(《吴佩衡医案》)。

按：此症一派阳虚欲脱之象，辨之不难。难的是除炮姜一味外未用止血药，而以大剂附片扶阳为主，尽显吴氏火神派风格。

经闭案

胡某，女，38岁。经闭4年，经治疗其效不显，所服中药大多破瘀攻下之品，渐至形寒，肢冷，颤抖，全身水肿，行动须人搀扶，1953年4月来诊。全身皆水肿，下肢尤甚，按之凹陷，遍体肌肉轻微颤抖。头昏，畏寒，不欲食，神疲倦卧，四肢清冷，声低气短。面色青暗无泽，舌淡，体胖，有齿痕，苔薄白，脉伏。此为少阴证经闭，阳虚水肿，法宜通阳渗湿，暖肾温中，以茯苓四逆汤加味主之:

茯苓30g，潞党参15g，炙甘草30g，干姜60g，制附片(久煎)120g，桂枝、炒白术各12g。

二诊:服完第1剂，小便清长，肿胀略有减轻，每餐可进食米饭1两。继服2剂后，肿胀明显好转，颤抖停止。嘱其原方再进3剂，并以炮姜易干姜，加血余炭30克，返家后续服。月余病愈。1979年7月追访，患者已63岁，自从26年前病愈后，直到经绝，月经一直正常，身体健康(《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此证属脾肾阳虚，阴寒内积，而以少阴虚衰为主。畏寒、肢冷、神疲倦卧，声低气短，面色青暗，舌淡脉伏，皆一派少阴寒化之明症。治以茯苓四逆汤，虽病闭经，未用—味活血通经之品，径予大剂姜附温阳直攻病本，令人大开眼界。分析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所选各案，有一个明显特点，套用一句先贤的话，就是:见喘不治喘，见血不治血，见石不排石，见瘤不攻瘤，炎症不清热，经闭不通经，……“总之，病情变化非一二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完全摒弃俗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疗法，而是“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均以大剂附子、干姜为治，应当说，这正是火神派的最基本特点，足以予人启迪。

三、寒热真假最紧要处

其实，最能体现其水平的地方并不在此，而在于对寒热真假证候的辨识上。这主要指假热真寒和假寒真热两种错综复杂、疑似难辨的局面，那才是关键时刻，所谓识见不明，“误用即死”的最紧要处。陈修园言之凿凿:“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已;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已。”火神派各家在这方面都有一套辨识寒热真假的功夫，常能在一派热象中辨出真寒，在一派寒象中辨出真热，力排众议，扶危救逆，力挽狂澜，演绎出许多令人惊叹的精彩案例，下面圈点一些这方面的案例以供赏析。

阴极似阳案

杨某，男，32岁，云南姚安人。1923年3月，病发已20日，始因风寒，身热头痛，某医连进苦寒凉下方药10余剂，且重加犀角、羚羊角、黄连等，愈进愈剧，危在旦夕，始延吴氏诊治。患者“目赤，唇肿而焦，赤足露身，烦躁不眠，神昏谵语，身热似火，渴喜滚烫水饮。小便短赤，大便已数日不解，食物不进，脉浮虚欲散。”吴氏认为证系风寒误治之变证，误服苦寒太过，真阳逼越于外而成阴极似阳之症。“外虽现一派热象，是为假热;而内则寒凉已极，是为真寒。如确系阳证，内热薰蒸，应见大渴饮冷，岂有尚喜滚饮乎?况脉来虚浮欲散，是为阳气将脱之兆。”治之急宜回阳收纳，拟白通汤加上肉桂为方:

附片60g，干姜26g，上肉桂(研末，泡水兑入)10g，葱白4茎。

方子开好，病家称家中无人主持，未敢服药，实则犹疑不定。次日又延吴氏诊视，“仍执前方不变”。并告以先用肉桂泡水试服，若能耐受，则照方煎服。病家如法试之。服后即吐出涎痰碗许，人事稍清，内心爽快，遂进上方。病情即减，身热约退一二，出现恶寒肢冷之象。已无烦躁谵语之状，且得熟睡片刻。乃以四逆汤加上肉桂续服:

附片100g，干姜36g，甘草12g，上肉桂(研末，泡水兑入)10g。

服药1剂，身热退去四五，脉稍有神。尿赤而长，略进稀饭。再剂则热退七八，大便已通。唯咳嗽痰多夹血，病家另请数医诊视，皆云热证，出方不离苦寒凉下之法。鉴于前医之误，未敢轻试。其时病人吃梨一个，“当晚忽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又急邀吴氏诊视，见舌白而滑，“仍喜滚饮”，判为“阳神尚虚，阴寒未净。”仍主以大剂回阳祛寒之法，照第2方剂量加倍，另加茯苓30g，半夏16g，北细辛4g，早晚各1剂。

连服6剂，3天后再诊，身热已退，咳嗽渐愈，饮食增加，小便淡黄而长，大便转黄而溏。前方去半夏、细辛，加砂仁、白术、黄芪，连进10余剂，诸症俱愈。(《吴佩衡医案》)。

按：此案既显吴氏辨证准确，独具慧眼，又示其火神用药风格。在一派热象之中，以“渴喜滚烫水饮，脉浮虚欲散”为辨识阴证眼目，实在令人钦佩。其实，从其服苦寒凉下之药而病“愈进愈剧”，亦可推知绝非阳证，这同样是一辨证依据。最可奇者，病人吃一梨后，竟然“忽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此系阴证食凉必然加重之理，吃梨尚且如此，若进苦寒凉药呢?后果不堪想象。

吴佩衡以多年经验总结了阴阳辨证十六字诀，可谓青囊之秘:

阴证: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兼见口润不渴或喜热饮，口气不蒸手。

阳证:身轻恶热，张目不眠，声音洪亮，口臭气粗。兼见烦渴喜冷饮，口气蒸手。

真寒假热案

车某，男，74岁，四川成都人。1975年4月初感受风寒，全身不适。自拟温补汤剂服之，病未减轻，勉强外出散步，受风而病情加重。头昏体痛，面赤高热，神志恍惚。查体温39℃。诊为感冒高热，注射庆大霉素，高烧仍不退，病势危重，邀范氏至家中急诊:阵阵昏迷不醒，脉微欲绝。已高烧三日，虽身热异常，但重被覆盖，仍觉心中寒冷。饮食未进，二便闭塞。双颧潮红，舌淡润滑，苔厚腻而黑。辨证:患者高热，神昏，面赤，苔黑，二便不通，似阳热之象。但虽高热，反欲重被覆身;身热面赤，而四肢厥冷;二便不通，却腹无所苦;苔黑厚腻，但舌润有津;高烧神昏，无谵妄狂乱之象，而脉现沉微。参之年已古稀，体弱气衰，实一派少阴孤阳飞越之候，生气欲离，亡在倾刻。虽兼太阳表证，应先救其里，急投通脉四逆加葱白，直追散失欲绝之阳。处方:

制附片(久煎)60g，生甘草30g，干姜、葱白各60g。

服上方2剂，热退，黑苔显著减少。阳回而阴霾初消，阴阳格拒之象已解。但头痛、身痛，表证仍在;肾阳虚衰，不能化气，故仍二便不利。以麻黄附子甘草汤驱其寒而固其阳，加葱白生少阳之气，处方:

麻黄10g，制附片(久煎)60g，生甘草20g，葱白120g。

上方服4剂，头不觉昏，二便通利，黑苔退尽，唯身痛未除。虽阳回表解，仍舌淡，肢冷，阴寒内盛，呈阳虚身痛之象。宜温升元阳而祛寒邪，以四逆加辽细辛主之。处方:

制附片(久煎)60g，炙甘草20g，干姜30g，辽细辛6g。

服2剂，余证悉除，以理中汤加味调理之。(《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本例证似阳热，而脉微欲绝，脉证不符。范氏遇此寒热真假难分之际，全面审度，尤重舌诊，凡舌质淡或淡红、暗淡，舌体胖或有齿痕，舌苔白腻、灰腻、白滑者，均为附子或四逆汤的使用指征，此为范氏独到经验。本例其舌质淡，为阴寒内盛;苔黑而润滑有津，乃肾水上泛，断不可误认为阳热，实为阴寒内盛已极，虚寒外露之象。

四、祝味菊善用附子

祝味菊在理论上是典型的火神派，治病“首重阳气，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既使高热病人，只要有阳气不足，均予扶阳，清热与扶阳并重。”他认为阴为物质，阳为机能;阴生于阳，阳用不衰，则阴气自然源源不断。阴之用亦在阳，一切营养物质只有在阳气作用下，才能为身体所用，结论:“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怕多，其要在秘。”“未病重阴，既病重阳。”“壮者滋阴为宜，怯者扶阳为本。”“物质不足者滋其阴，机能不足者扶其阳。”

火神派象吴佩衡、范中林辈，用方多为伤寒经方，附子用量动则100g以上，风格较为鲜明，这是火神派的典型作派。祝味菊亦宗《伤寒论》，《伤寒质难》为其代表著。但祝味菊用药不同于吴、范，而是自成体系，自有特点，在笔者看来，祝味菊系火神派的“另类”。归纳一下，祝味菊用药似乎有这样一些特点:

①善用附子，十方而用八九，典型的火神派风格。他说:“附子通十二经，可升可降，为百药之长。”“我临床三十余年所遇阳热实证百无一二，里阳虚证较多。”致其用量似乎未超过45g，不象吴、范二位，用量动则100g以上。虽有说法，他“最多用量可达三四两”，但笔者查其治案，一般少则12～15g，多则30g，未见有超过45g者。

②善于配伍，他说“我用附子可任我指使，要它走哪条经就走哪条经，要它归哪一脏即归哪一脏。奥秘就在于药物的配伍与监制，引经与佐使。”其常见配伍如附子加磁石，兴奋加镇静，具强壮之功，能抑制虚性兴奋，是其最常见配伍，十有七八，亦即以温阳潜镇为主;附子加枣仁，辛通加酸收，有缓和作用，能调节心血管系统植物神经之紊乱，治心动过速、早搏有效;附子加知母，辛热加甘寒，有温润作用，可治热性病心阳不振而兼口渴欲饮者。更奇者，他还常把石膏与附子同时使用，一以清热，一以扶阳，使其各行其道。对湿温伤寒(肠伤寒)症见高热、神昏，舌黑唇黑，也用附子，但与地黄配伍。很显然，这些配伍都是仲景从未用过的。

③他似乎不以经方为主，既或用之，亦是师其意而不泥其方。同时这也说明火神派内部也是风格各异的，绝非一种模式，拘泥不化。事实上，医史中的伤寒派、温病派等也都是派内有派，风格各异的，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徐小圃(1887—1961)，20世纪30年代即为上海儿科名医，初以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为依据，临证用药以寒凉为主。某年夏季，徐的儿子徐伯远患“伤寒病”，身热不退。徐亲为诊治，然病情日进，恶候频见，儿濒于危。亲友建议请祝味菊会诊一决。徐叹曰:“我与祝君虽属莫逆之交，但学术观点不同，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儿患热病，祝君来诊，无非温药而已，此犹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又逾日，徐孩奄奄一息。至此，徐小圃乃请祝来家诊视，但亦未抱希望。祝处方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味就是附子。徐小圃即闭门入寝，以待不幸。次晨，徐孩身热渐退，且可喂食米汤，后安然入睡。徐夫人即至小圃卧室报喜。徐闻叩门声，以为不测，急问:“何时不行的?”待告以病势好转，始知大出所料，即往儿室，细审之与昨日已判若两人。徐孩康复，小圃百感交集，乃曰:“速将我'儿科专家’招牌取下来，我连自己儿子都看不好，哪里还够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意颇坚决，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味菊既惊又敬，扶之上座曰:“你我道中莫逆之交，各有片面之见，兄今如此，令人敬佩。若对我有兴趣，今后与兄切磋，取长补短。如蒙垂青，待令郎长大后可随我学医。”后徐之二子伯远、仲才果随祝味菊学医。徐小圃自此也一改故辙，由主“清”到主“温”，成为温阳派，“遂有祝派之称”。

按：此案颇有戏剧性，论声名徐小圃不在祝味菊之下，终因功夫不到，未能看透儿子病情。但徐小圃能虚心反躬，从善如流，执意拜祝味菊为师，精诚可嘉。祝味菊学问令人钦佩，门人、私淑者不少，如武进陈苏生几次拜访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竟放弃自己诊务，以35岁之年执弟子礼于祝味菊门下，足见祝味菊影响之大。

五、“火神派”再述

一般公认，凡能构成一家学派者，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独特的学术思想或者说学说，例如河间学派的火热论;第二，有一个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即宗师，例如补土派的李东垣，还要有一批跟随宗师的传人(亲炙或私淑)，对其学说或尊崇，或信抑，或研究，甚至发扬之，从而形成一个“人才链”;第三，必须有阐述学说观点的有影响的传世著作，例如伤寒学派的《伤寒论》，温病学说的《温热论》等;当然还要有相当的临床实践(医案)。这几条缺一不可，否则难以形成气候，更无以造成影响。按此标准衡量，火神派可谓条条具备，甚至可以说“十分过硬”。

1、火神派的学术思想

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最主要的学术思想是:重视阳气作用，善用扶阳方法治病，对阳虚阴盛病症的辨识深刻而全面，擅用大剂姜附等辛热药物，在有些方面超过前人，对后人也颇具影响。当然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与以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有所不同，这一点笔者将在以后介绍。

2、火神派的宗师和传人

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是郑寿全。郑寿全(1824-1911)，字钦安，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  郑钦安中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知，入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先生，光绪十六年从师于郑钦安先生学医达11年之久，继承郑钦安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呼为“卢火神”。儿子卢永定传其衣钵，在60余年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屡起沉疴痼疾，民间亦尊为“卢火神”。卢永定有弟子黎吕琼，今在成都七院工作，临证亦常用大剂量附子、生姜等品，屡愈顽疾。

另有郑仲宾先生，“少时师承郑钦安”，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蜀中名医，解放前逝世。私淑郑钦安者应该更多，举其要者录之。

吴佩衡(1886-1971)，四川会理县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推崇郑氏学说，认为“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笔者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解放后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可谓桃李满门。儿子吴生元继其衣钵，现为云南中医学院附院主任医师。

祝味菊(1884-1951)，浙江人，弱冠入蜀，从刘雨笙等研读医经，沪上名医。门人有王兆基、徐伯达、徐仲才、胡觉人、陈苏生等。儿科名医徐小圃早年偏重于“小儿纯阳，无烦益火”的理论，用药主“清”。后因其子患“伤寒”垂危，自治不效，请祝味菊用附子等药化险为夷，乃虚心向祝氏求教，亦成擅用附子大家。另一沪上名医陈耀堂(1897-1980)，亦曾从学于祝味菊，自谓:“余临诊四十年来，平时喜用温剂，而尤常用附子，对疑难重症，则能应手取效。”  吴佩衡与祝味菊二公均以善用附子著称，人誉“祝附子”、“祝附子”，声名似乎著于郑钦安，为火神派增辉不少，当然这可能与年代久近有关。

唐步祺，87岁，四川名医。祖父唐蓉生私淑郑钦安，唐步祺幼承庭训，研习郑氏之学，民间誉为“唐火神”。唐步祺老先生终身钻研火神派思想，晚年穷十五年之功撰成《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堪称火神派代表人物，其弟子遍及海内外。

范中林、补小南、刘民叔(1897-1960)等川蜀名医，贵州名医李彦师等，均能发扬火神派思想，擅用附子，而有“某附子”之称。

其它还有重庆龚志贤、成都戴云波、无锡张剑秋、湘潭朱卓夫(1893-1969)、西昌张紫衣、云南李继昌先生等皆受火神影响，以擅用附子著称。限于眼界，其它未知的火神派传人更是不知凡几。回顾一下，医史上除张景岳以擅用熟地而称“张熟地”，余师愚以擅用石膏而称“余石膏”以外，象火神派这样众多医家享有“某火神”、“某附子”之誉者，可说绝无仅有，足证其用药风格之鲜明，历代薪传不断，影响堪称深远。单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其它医派都远不可及.

3、火神派的著作

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于清同治八年(1869)，这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医法园通》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该书羽翼了《医理真传》。郑氏还著有《伤寒恒论》。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郑钦安三种医著在1869—1940年间曾多次刊印，共有30种版本流传于世。在清末，刊行版本种类之多，刊行频率如此之高，除了经典医籍和陈修园的著作外，能如此流行和传播的医书是少见的。1962年云南中医学院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作为教参资料翻印;1987年、1990年四川巴蜀书社先后校点出版《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唐步祺);1993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校点刊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余永敏等);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上述两书;1996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郑钦安医书阐释》(唐步祺)，含郑氏所著三本著作。郑钦安火神派思想可谓薪火灯传。

其它火神派传人的著作主要有:祝味菊:《伤寒质难》、《祝味菊医案选》等;吴佩衡:《麻疹发微》、《伤寒论新注》、《吴佩衡医案》等;卢铸之:《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金匮要略恒解》、《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等;刘民叔:《素问痿论释难》、《伤寒论霍乱训解》、《肿胀十三方》、《华阳医说》、《鲁楼医案》等。范中林:《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等等。这些都是研究火神派思想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