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张瑞图行书七言对联

纸本、立轴

纵336.6厘米 横58.6厘米

该幅七言行书楹联为明代书法家张瑞图所书，上联：“日色才临仙掌动”，下联：“香烟欲傍衮龙浮。”署款：“瑞图”。下联钤：“张瑞图印”白文印及“大学士章”朱文印两方印章。

此楹联为行书书写擘窠大字，字大墨浓，用墨酣畅，字距结构紧密，字形结构平稳坚固，笔势呼应，用笔为张瑞图所独创“侧锋法”书写，线条简单、苍古、果断，张现厚重力度，奇姿横生，给人一种强烈力道的审美感受。清·梁巘[yǎn]在《评书帖》中曰：“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此幅为张瑞图晚年传世精品之一。

（刘利/文）

深入探索

一、作者生平介绍

张瑞图（1570—1644），字长公，号二水、又号白毫庵主、果亭山人、芥子。

福建晋江人。张瑞图年少时家境贫寒，但他天姿聪明过人，且刻苦用功，少年时已熟读五经子史。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殿试第三，授编修，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以礼部侍郎入阁，官至建极殿大学士。

张瑞图召入内阁后，其精湛的书法风格得宦官魏忠贤所赏识，故其柄政（改：政治上）多迎合魏忠贤，谀附于“魏阉”“逆案”中，并为其书写生祠碑文，以此来谋取自已的官场仕途。“自（顾）秉谦、（魏）广微当国，政归（魏）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但张瑞图毕竟是儒学中人，他并未直接参与魏忠贤一党祸国乱民之事，因此他 “内持刚决，外示和易，阴剂消长，默施救济”。 如据林欲楫《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记述的：天启五年（1625年），懿安皇后病重，魏忠贤指使府丞刘志选逼害懿安皇后之父张国纪等戚臣，张瑞图出面阻止，戚臣得以保全。 天启七年，崇祯帝即位后，揭魏忠贤之奸，张瑞图因逆案终被遣归。回乡归隐后，张瑞图归于平淡安定的田园生活，情系于诗文翰墨，也因此他在书法艺术的创作上独树一帜，擅书名世，开创“奇逸”书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卒于家，终年七十四岁。著有《白毫庵内篇》、《白毫庵外篇》等。

二、张瑞图晚年书法成就

张瑞图工山水画，尤擅书，精于行、草书。与明董其昌、米万钟、邢侗齐名，并称为“晚明四家”，另有“南张北董”之号。张瑞图在书法上的成就得益于晚年的他脱离了“魏阉”党派的束缚，隐居青阳故里，遁世参禅，回归于平淡恬静的心境，此时他自称“白毫庵主”、“芥子居士”，自由、无拘束的生活使他更加注重内在修为，他的书法艺术也在这种“禅道”修养中得到了升华。

张瑞图《行书五绝诗》   上海博物馆藏

晚年张瑞图善作擘窠（bò kē），大字（注：擘窠bòkē；擘窠大字即大字的别称,最初是篆刻印章用语。）其书风大胆、体势奇逸、笔法厚重扎实，张力充足，纵恣无忌，而独特之处在于其用笔的创新之举。在“明四家”中，董其昌书法造诣颇高，他的书风集晋、唐、宋、元之意，崇尚飘逸空灵的古典风气，可谓是集古法之大成；邢侗的书法优势在于“临古极肖”，但泥古不化，因遁守旧，未彰显自已独有的书风；而米万钟虽为米芾后裔，但不能得其精致笔法，未能达到前人之完美意境。相比之下，张瑞图敢于“创新”的思想则显得有尤为可贵，对明末清初的书法思潮具有开创意义。

张瑞图《草书五言诗》扇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张瑞图的创新之举在于他“侧锋用笔”的“瑞图风格”。对于侧锋用笔前人有所避忌，尚未进行大胆的尝试，各书家们只是对笔锋的探究情有独钟，而张瑞图则直接将侧锋用笔运用于快速的行笔当中，使得字体耸肩方折，形成“方、硬、直”的奇逸之态，突显重笔横势笔画，其作品笔力遒劲、浓墨酣畅，给人一种别开生面、强烈力感的全新审美视觉。因此清·梁巘在《承晋斋积闻录》中评曰：“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清·秦祖永《桐阴画论》评价：“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

（刘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