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通化暴乱前夕（2）

杀机四伏

此时的通化正处在新旧势力激烈对抗的阶段，人民政府初具雏形，但又没有把控制力扩展到辖区的各个角落，而在当地盘踞了十四年之久的日伪势力却不甘心就这样俯首就擒。就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际，日本关东军末任司令山田乙三曾指示：“除铁路干线上的部队（迫不得已）解除武装外，在偏僻山岳地带的部队则尽可能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力量。”这一命令促使隐藏于通化附近山区的日军甚多。在通化、临江、蒙江（今靖宇）、抚松一带，以第139师团长富永泰次中将为首的关东军残部仍有3万多人，原盘踞在海龙、四平的日军北支游击队（即富士部队）虽大部被解除武装，但仍有一些人携械逃入通化山区。以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军第125师团残部则潜伏在老爷岭南麓的林子头附近，人数约有3 000余。因此，通化城里城外一时间变成日本人聚集的特殊中心，也成为企图夺权的国民党与日伪反动势力勾结的重要场所。

当年参与通化平叛的老战士王双庆（音）回忆：“真不用讲，那时候说通化是个‘日本飞地’也不为过。老毛子（苏联红军）进攻前，通化城内的日本人就占了很大一块，不仅有大型株式会社或组合，还有医院、学校和妓院，而城郊还有以山本部队为代表的三个师团。老毛子打进来后，日本上层人物纷纷翻越长白山逃往朝鲜，而大多数日本人则不知所措，他们向当地百姓贩卖军马、枪支谋生，有的则怀着‘复兴复仇’之心，迷信‘日本20年后必定复兴’，将武器弹药埋于地下，妄图伺机再起。由于通化社会秩序好于其他地方，1945年9～10月间，外地的日本军民纷纷逃到通化，光被八路军（人民自治军）缴械的日本军人就达6 000人之多，被拘押的日伪高官就有前满铁总裁木村卓一、伪满宫内府次长荒井静雄、宫内府近卫处长大泽寅一、伪满参议院参议高桥康顺等300多人。那时候，通化城最乱的地方就是城南的‘日本窑子铺’（日本妓院），一些气焰嚣张的日侨动不动袭击维持治安的中苏军人，像原日本宪兵准尉奥永居然在大白天用军刀砍杀苏联士兵，导致中苏军队没收日本人私藏火器，还加紧收缴流散在社会上的日本军刀，所有日侨拥有的电台也被没收，防止他们与外地的日本人组织串联。”

为管理通化日侨，我方除了清查当地户口，命令日本人填写历史卡片，交代个人来历，还特地在11月18日成立“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日解联），它内设支部长、秘书、事务、青年、组织、宣传、管理、情报、报导、供给、劳动、会计等机构，在日本人聚居的各区设办事处，于处内设户干班。为团结日侨，12月1日，通化人民政府发布文告，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投降，但绝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的失败”，号召“中日人民必须永久团结，以建设新东北”，“政府保护善良的日本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日本居民最低限度的生活，并为一般劳苦大众介绍职业，尊重其民族地位及风俗”。在人民政府开始运转的三个月里，日侨便获得救济高粱米8 000余斤、玉米面3.44万斤、救济棉被66套、受救济者1 720余人。人民政府还用日本共产党活动家野坂参三的著作对日侨进行思想改造。

然而日本旧军人及大批死硬分子出于民族复仇心理，与国民党勾结，仍企图在通化重建“日本复兴基地”，正如奉天日本特务头目、原关东军中将池田自述：“为了再起，我们就得依靠和利用国民党。”此时国民党也积极向通化渗透，曾蹲过日伪大牢的国民党员赵殿礼奉辽宁省党部党务专员罗大愚之命回到家乡通化，经苏联驻军司令莫洛多夫和中共通化公署专员蒋亚泉同意，公开挂出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的牌子，自封为党部书记长。然而国民党山头众多（注：1945年下半叶，国民党在东北特别是辽宁省存在严重的派系斗争，以辽宁省党部为例，因反满抗日蹲过监狱的党务专员罗大愚自恃功高，瞧不起靠岳父、国民党元老朱霁青的关系爬上省党部书记长的李光忱，双方形成罗系、李系两派人马，展开权力和地位之争夺），步赵殿礼后尘，伪满通化省王道书院院长孙耕尧（注：孙耕尧本名孙际虞，生于1903年，原籍宽甸，安东林科中学一期毕业，伪满时期充任过佟江中学教务主任、代理校长、通化省支会宣传部长等职，因自负冲撞上层，于1943年被勒令退官。1944年10月，孙耕尧经中学同学陶庸介绍，当上通化王道书院（日本对中国平民进行奴化教育的机构）教员，后利用书院改建的机会，聚敛大笔钱财。1945年东北光复后，孙耕尧转而投靠国民党，一心想当通化“土皇帝”）也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李光忱拿到140号委任状，上书“兹委任孙耕尧同志为辽宁省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而赵殿礼却屈尊为执行委员。孙耕尧出示委任状后，赵殿礼火冒三丈，当面撕毁委任状，两派彻底反目。孙耕尧与通化伪满势力关系莫逆，因此在拉拢反动武装方面占了上风，最终在10月将其排挤回沈阳。10月25日，孙耕尧带着李光忱的委任状，大摇大摆地来到通化专员公署要求公开身份，蒋亚泉专员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的精神，同意“孙记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公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