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人伏生与《尚书》 第A12版:人文 20210222期 济南时报

济南人伏生与《尚书》

　　

□新时报记者 江丹
　　在前不久的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里，伏生与《尚书》的故事感人至深。节目演绎的片段中，伏生已经年逾九十，守护、讲解典籍《尚书》，担当文化传承大任。这位伏生，正是济南名士。
天下精通《尚书》者，唯有伏生
　　《典籍里的中国》播出的片段，已经是伏生90岁之后的故事。汉文帝遍寻天下能讲《尚书》之人，听闻伏生精通《尚书》，专门派晁错到伏生家学习《尚书》。伏生讲《书》之际，回忆自幼学《书》以及后来一家人拼死护《书》的往事，串起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一部典籍的故事。
　　《史记·儒林传》中亦有记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济南人伏生曾为秦朝博士。所谓博士，博学之士，在秦朝，它还是一个官职。据东北师范大学谷颖的论文《伏生及<尚书大传>》中的资料，《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此外，博士在秦朝还参与政议。据统计，秦始皇时博士有70人，姓名可考者12人，伏生即为其中之一。
　　比起在今天获得一个博士学位，在秦朝成为一名博士或许要难得多。彼时教育机会稀少，并非人人都有机会读书学习，而且尚未有造纸术和印刷术，知识难以普及，这也是为什么古代文豪大家多出于文化底蕴深厚的世家的一大原因。伏生同样家学渊源，据悉其远祖为孔门弟子，被孔子称赞为“君子”。据《济南通史·先秦秦汉卷》中有关于伏生家世的介绍，伏生为孔子弟子虙子贱的后裔。虙子贱曾任单父（今山东单县）宰，《吕氏春秋·察贤》记载：“虙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其有著作16篇被收入《汉书·艺文志》中。“此书虽然久佚，但通过清代济南学者马国翰的辑佚本，可以知道其书‘记单父治绩多为多仁爱，济之以才智，可为从政者法。’”
　　如此家学之下，伏生自幼苦读《尚书》，其努力程度不亚于今天投身题海的小学生、中学生。“以绳绕腰领，一读一结，十寻之绳，皆成结矣。”据《新华字典》的解释，“寻”是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一说七尺或六尺）为一寻。那么十寻最短为60尺，也就是20米左右。言《尚书》自济南伏生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录了秦朝焚书一事。秦始皇大寿，在咸阳宫设宴，包括伏生在内的70位博士也前往庆贺。席间，仆射周青臣赞美秦始皇丰功伟绩。另一位齐籍博士淳于越认为这是阿谀奉承，不是忠臣所为，进谏秦始皇效法殷周前人，分封子弟功臣作为事业辅助，“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丞相李斯坚决反对分封，认为淳于越所言是“愚儒”妄议。“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噬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为了防止儒生和百姓议论朝政，不是秦朝的典籍要全部烧掉，只留下医药、卜筮和农林方面的书籍。禁止民间藏书、传书，如果被发现就会遭遇酷刑。伏生冒险将手中的典籍《书》藏到墙壁中，躲过了焚书和战乱，自己也在坑儒事件中隐匿，后又流亡。待汉定之时，伏生取出藏《书》，仅剩不到30篇。
　　不少人认为，伏生所藏的《尚书》散落残缺，但也有人认为，伏生一开始藏书就只是从原有百篇中挑选了其中这20多篇。上海社会科学院孙见坤论文《<尚书>学与西汉政治》中就推测，伏生最初放入墙壁中的《尚书》可能就不完整。
　　“《尚书》今文二十八篇的字数依照黄侃先生统计，除去篇题，连同《书序》一共是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五字，若依《汉书·艺文志》中所记刘歆校中古文‘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即每简22—25字的标准，需用简760支左右。则百篇《尚书》，需要简2700支左右。若伏生焚书时仍是博士，则意味着他要带着如此庞大的一批违禁物品，跋涉千里，送回到济南老家，再将其藏于壁中。途中不能被人发现，行动不能被人知晓，这在法令严苛、监视严密的秦朝，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若伏生此时已不是博士，回到了他的济南老家，那么他虽然不用长途奔波，但他曾经做过博士的经历当地官员不可能不知道，在征缴图书时，他必然会是一个重点对象。因此，伏生在当时很有可能从百篇《尚书》中选了最关键的若干篇，藏在壁中，而将剩余的部分上交焚烧，以此免祸。”论文推测道。
　　无论伏生到底藏了多少篇《尚书》，可以肯定的是，《尚书》谓之《尚书》，始于伏生。在伏生之前的年代，《尚书》通常被称之为《书》，正是伏生将其称之为《尚书》。据上海大学谢科峰论文《早期古书流传问题研究——以相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为例》中的史料，《书序》云：“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史记·儒林传》中也有记载，“言尚书自济南伏生。”伏生口授《尚书》为千万经诗之首
　　《典籍里的中国》中，伏生向晁错传《书》的情景让人十分感动。年逾九十的伏生缓缓道来藏书不易，讲解其中篇章，听者晁错一脸敬佩之情，眼中饱含泪水。可实际情况大概不是这样，古籍中有一些记载，或许是后人附会，但仔细想来好像也不是什么杜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济南通史·先秦秦汉卷》中也提及这一段伏生向晁错传《书》时的情景：“伏生传授《尚书》，完全采取口授，因其年老口齿不清，又不会说正言（当时的官话、普通话），晁错听不懂，也就无法笔录。无奈，伏生就让女儿羲娥在一旁代为翻译解说。羲娥说齐地方言，而晁错是颍川人，仍然有十之二三听不懂，只是略知大意而已。就这样，伏生一边口授，羲娥一边转述，晁错一边笔录，终于将《尚书》记录下来，这就是用汉代通用文字隶书书写的今文《尚书》。”
　　伏生讲解《尚书》，其言论观点被集结成《尚书大传》。据《济南通史·先秦秦汉卷》中的介绍，《尚书大传》“保留了许多先秦的古训旧典，与经义在离合之间，文辞接近《礼记》，体例颇类《韩诗外传》《春秋繁露》”。
　　《尚书》被称为“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在济南名士伏生的护藏下，得以躲过焚书之灾，让后人有机会了解先人的言行，对历史也有更多一点的了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贵存在。伏生讲授《尚书》，亦是意义非凡。《济南通史·先秦秦汉卷》中引用元代学者李祁《云阳集》中的评价：“汉兴，承秦灭学之后，礼乐崩坏，儒教泯绝，而伏生以口授《尚书》为千万经诗之首，其他醇儒庄士，有节义名检者无代无知。信乎天下之名郡，无以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