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黄河远上
一 我六岁那年，1949年8月，亲历了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最著名的恶战与决战——兰州战役，其时我只是一个孩童，却始终没有远离火光硝烟的现场，亲见了尸横街头，血流如注，这也算我人生的一大奇遇吧。与我经历相似者恐怕罕有。
有人或会问，你当时那么小，很多事何以能记得那么清?我要说，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孩子的记忆力，所有当时情景全是我的清晰记忆，毫不掺假。现在的叙述当然是揉合了后来的一些传闻和材料，但仍以自我的亲历、体验为根本依据。有一种说法，说人到老年，越是以前的事会记得越清，而眼前的事总是糊涂，看来确有道理。
战前马步芳说，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不算太夸口。兰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西北锁钥”之称，它是一溜四面环山的长条形河谷盆地，惟有一条黄河穿过，惟有一座铁桥可通南北。当时马家军已在环山筑好坚固的防御工事;而马家军作为一支有宗教精神支撑、有家族血缘纽带连结的豪强武装，有“随军阿訇”相跟，作战凶顽悍勇，当年就围歼过水土不服的西路军。这支队伍人称“青马”，以示与偏软的“宁马”有别。所以，马步芳的骄狂其来有自。然而，他还是低估了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战斗力。
那时我家住兰州东郊红山根的农校，就在皋兰山脚下。战前已是每天听着先如一根铁丝儿颤悠，紧接着是一记晴天霹雳般的爆炸，窗户纸被不断地震破。有一天，国民党飞机在农校上空炫耀，我正在操场上玩，飞机忽然哒哒哒地向地面扫射了几下，大人急向我呼喊，我向教室狂奔逃避。现在回想，那是无聊的飞行员戏弄一个孩子，真可恶。起先农校是国民党伤兵的临时救护站，每天运来一车车在外围战中负伤的残兵，多系胡宗南的“国军”。我在路边，望着 “垛”满人肉的卡车，一路滴血而来，缠满绷带的血头颅和断了手脚的白骨一齐撑在车外，血红嘶拉地吓人。接下来的几天，马步芳最精锐的骑兵，号称韩起功的“骑兵师”，日夜不息地绕皋兰山转移，不时看见马匹及骑兵从高山上滚落下来。再接着，皋兰山与附近的狗娃山、窦家山、营盘岭、沈家岭一带就响起了越来越密集的大炮、迫击炮、机枪、步枪、冲锋枪混合的声音，到八月下旬，战役推向了高潮。
后来才知，兰州战役是由彭德怀亲自指挥的。战前毛泽东来电告诫彭德怀：“打马是一个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大意”。8.23到8.25的三天血战，解放军与马家军在沈家岭、狗娃山相持不下，形成拉锯，双方死伤惨重，基本是一比一，各自死伤者多达四、五千人。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电文中说，“我伤亡相等，敌人很顽强”。为征服对方，占领制高点，解放军中出现了多位“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按其事迹，真相近于董存瑞。曹德荣手托炸药包，炸开钢筋水泥的地堡，杀开了一条通道，壮烈牺牲。一位佚名英雄，已受伤，就浑身绑满手榴弹索性滚入敌阵，炸起了一大片肉酱。战至最后，双方只能以白刃格斗方式解决战斗了。解放军中有位勇者，平时苦练武功，此时一人用长矛剌死了八、九个挥舞马刀的敌人，成为佳谈。沈家岭被解放军一拿下，马步芳就知道大势已去，坐飞机由西宁转逃重庆;解放军夺取山间高地，一开始围攻城区，马家军兵败如山倒，马继援也经由西宁逃之夭夭。我的一个朋友上世纪80年代在台湾一个场合偶遇马继援，席间，马说，“我们实在是打不过，我们机枪的枪口都打红了，解放军还是一层一层地往上冲”。
那时大人小孩都彻夜睡不成觉。8.25半夜，兰州北边天空忽然烧红了，有人大吼，铁桥着火了!铁桥着火了!我赶紧跟着大人登梯子上房——我是被抱上房顶的，只见铁桥方向燃起熊熊大火，杂以繁稠的枪炮声。后来听说，成千上万的马家军欲过桥撤往青海老巢，不料一辆过桥的弹药车被枪炮击中，发生大爆炸。另一说是，因为汽车碾压到一颗手榴弹，引起连锁爆炸，引燃了铁桥上的木板;木板烧尽，桥变成了空铁架子，溃军前涌后推不息，纷纷落入黄河。这帮不会游泳的“旱鸭子”，只能淹死。据统计，“淹毙者逾千人”。
这里有必要说说兰州老铁桥。它叫中山桥，位在白塔山下，金城关前，号称“天下黄河第一桥”。现在看来它有可能是世界桥梁史上的一个奇迹。1907年由德国泰来公司包建，材料全从德国运来，甚至一个小螺钉。总耗资约30万两白银，于1909年建成。德商承诺“保固80年”。这座桥，承受过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遇上过黄河“起蛟”的盖顶洪峰，在兰州战役中又饱尝枪林弹雨，火烧炮轰，居然无恙。现已一百多年了，虽有过几次加固维修，仍屹立于洪波之上，雄姿不减当年，怎不令人生出赞叹，成为一景。
是夜，解放军虽已取得皋兰山南麓攻坚战的胜利，但下山攻城，却遇阻。攻东岗镇，攻南城关，皆攻不动，于是转到西关。传说是，解放军拉了一车西瓜，扮成马家军模样，让会河州土话的战士喊话说，弟兄们，辛苦了，阿们给你们送西瓜哈来了。时值八月酷署，马军渴极，相信了，打开城门，解放军遂蜂拥而入，展开了激烈巷战，直至彻底胜利。
8.26日清晨，天亮了，红旗插上皋兰山主峰，从山顶到城里，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口音多是外地的，有点侉。我胆子不小，偷偷跟着大人们溜进城里看热闹。沿途可见，沟壑里倒着死马和马军士兵尸体，血水沿着沟渠潜流着。没有枪拴的各式枪支、未爆炸的手榴弹、各式剌刀、各式炮弹、以及子弹袋、军用水壶，满街都是，那天要捡多少有多少。在水北门的城边，我看见一个年轻的马家军伤兵面色苍白，浑身筛糠似的颤抖，现出极痛苦的样子，他数次抬头欲起复又趴下。其时，解放军虽控制了全城，但一切来不及清理。这就是我亲眼看见的兰州之战。
那年我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记忆中天总是黑的，人总是冷得打颤，我跟着姐姐出了农校校门，过一片小树林，走进路边王保长家孤零零的小铺。王保长是烙锅盔的，麻脸，无任何表情。我和姐姐各拿一牙锅盔，夹些辣子酱，站着趁热吃了。母亲给王保长说好了的，一学期一算账。这就是我们的早点。那时根本没什么牛肉面，或者有，也不是我能吃得上的。多年后我用阶级斗争头脑在想，王保长作为保甲长，是要管人的，是要搞破坏的，可周围荒凉无人，有时还有狼，他是怎么管的呢。王保长及其锅盔铺什么时候消失的，我都想不起来了。
从兰州农校到兰师附小，需要经过祁家烟坊，左公东路(解放后改为民主东路)，再贴着邱家大院墙根，穿过天主堂什子，过养园巷，到小梢门，就到了。兰师附小是兰州最好的小学。
就在1949年暮春，解放前夕，发生了“血洗邱宅”的灭门大血案;不但轰动了兰州，轰动了大西北，甚至轰动了全国。邱宅就在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看上去并不豪华，是一般的四合院，院墙还是干打垒式的土墙，不过常有汽车出入。后来才知，里面住着新疆盛世才的老丈人邱宗浚一家。那时盛世才杀够了人，跑到南京当什么部长去了，后跑到台湾。同样双手沾满了鲜血的邱老爷子，却选择到兰州隐居，当起了寓公。邱宗浚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其权势仅次于“新疆王”盛世才，可谓血债累累。
怀揣血海深仇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杀人者是从新疆过来的，潜伏多时了，都是盛世才和邱宗浚的刻骨仇人。有的被他抛弃并残害的东北军人旧部，有的全家遭杀害，也有资料显示，有为成千上万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复仇的动机。于是在春天的一个夜晚，杀手潜伏，里应外合。邱家人当晚有去听戏的，吃酒席的，一个个归来的迟，正好来一个杀一个，全用冷兵器处置之。邱老爷子被一刀封喉，他自知罪孽深重，无言地倒下;他在西北长官公署当大官的儿子来不及掏手枪即被捅翻，他求饶说，我知道弟兄们缺钱，我这里有，多多的拿上，花去，花去。我还有200根金条，明天到银行亲自取回奉上。杀手们却铁青着脸，咬着牙根说，不要钱，要命!儿媳费某萍回来的晚，撩起旗袍，亮出雪白的大腿，一下洋车即被剌翻，最后勒颈而亡。杀手们一气杀了十一个人，大有武松血溅鸳鸯楼的架势。惟邱氏小孙女因扁桃腺炎住院，成了唯一的活命者。杀人者在内壁留了“十年冤仇，一夜报之”八字，金银珠宝被席卷一空，然后泼上汽油放一把熊熊大火。此案南京方面密令“限时侦破”，却多日未果，后来还是一个涉案的小角色到市集上销赃，露了馅，致使主犯落网被处死;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推进，大多数从犯皆不了了之。
出事那天早晨，我们虽是小孩，也被宪兵堵住，一个个搜身;放学回来，又搜一遍身。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吓傻了。从此，一临近邱家，我们就飞奔起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到天主堂门口才停下来。
天主堂也许值得一提。它是一座高大庄严的建筑，对上学路过的我们来说，颇神秘。我有幸随信教的舅母进去过一回。院子里，有各色花木盛开，端庄娴雅的外国修女在走动，大厅里，管风琴悠扬，鹰钩鼻子深眼窝的外国牧师在讲坛布道，气氛肃穆，我大气都不敢出。这里好像黄尘滚滚的兰州的一个世外仙境。可是不久，镇反运动中天主堂的内幕被揭开，还办了个展览，我得以第二次进去。据揭露，教堂里有潜伏特务，教士用发报机指挥飞机轰炸，指挥暗杀，破坏抗美援朝，还活埋婴儿，且不守清规，奸污妇女。不过，展览会后，牧师修女们大多还是住在里面，没有全抓起来，只是大门关得更严了。
再往前一直走，就走到我们兰师附小的大操场了。我至今能听到当年“踢毛旦”的喧嚣声。西部孩子有他们自己的玩法。“毛旦”是用布头缝制的圆球，比网球略大，北宋高俅踢“鸳鸯拐”的那种球，称蹴鞠，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几十人满场子追毛旦，扬起阵阵尘埃。后来又改成了手抛毛旦，空中接力，几十人又争抢得人仰马翻，场面与今天的橄榄球无异。
我小时的好友、同班同学王世强回忆说，一年级时成立小足球队(实为毛旦队)，让大家给球队起名儿，我居然提出叫“民主”，老师也同意了。他感慨道，当时还是国民党时期，你就知道了“民主”，可见在最封闭的西部，进步的声音也在走进幼小的心灵。
当然，要论场面的激烈、火爆，还得说“碰斗鸡”，也叫“叠罗汉”。那是冬季的另一民间玩法。方法是，把一条腿盘起来，手扳住膝盖作为武器，另一条腿则“金鸡独立”，跳跃旋转自如;人们抱定各自的膝盖，或下压，或对冲，或由下往上猛顶对方。只见大雪飘飘中，上百个男孩旋转冲撞，见谁顶谁，混斗成一团，个个汗流浃背，不时有人被顶翻或压垮，狼狈退下。屋檐下则嘻笑着一排助战的女生。我的膝盖多次被人顶破流血，濡湿了棉裤，我仍乐此不疲，不下火线。我的膝头上至今留有当年疤痕。
我也曾在这个操场上与人“血战”过。六年级时，我的同桌S，高个子，年龄比我大，白净长脸，在班上有势力，他多次和他的追随者欺负我。一天，他又为桌面上的地盘肘击我，我们从折断对方的铅笔头发展到咬牙切齿地拧干了对方墨盒里棉垫里的墨汁;他揪住我的脖领欲打，因老师进来了作罢。他挑衅地约我放学后在操场上见，说有种你就来，不然就怎么怎么，话难听之极，决无退路。我冷笑，点头。当晚在空操场上我们打得天昏地暗，没有观众，双方衣服都撕破了，脸上都挂了彩，他眼窝开了花，我鼻子大流血——多年后诊断鼻梁骨骨折过，为此我鼻窦炎了一生。我耗尽了所有力气，他略胜一筹。他走了，不再趾高气扬，我垂头坐在台阶上。月亮上来了，有一人气咻咻找来，是姐姐。她带着哭腔说，有一天你叫人打死了我们都不知道。我至今记着姐姐眼角的泪。
但也有些事很好笑，终生难忘。操场东面有个小门，出去就是兰师礼堂。有次大型集会，我竟自告奋勇登上主席台，唱了一支歌，叫《我们是民主青年》。这让所有的人惊讶，我至今也不明白我何以有此勇气。姐姐描绘说，当时我背着快掉到屁股蛋以下的书包，忽然蹿上台，面对麦克风，擤了一把鼻子，把鼻涕抹到鞋帮上，在哄笑声中唱开了。那时我只有八岁。我母亲是音乐教员，她教会了我这支新歌。看来，我是想自我表现啊。要是后来，或现在，我是绝对不会有这种“不成熟”的表现的。
那时和稍后，我们爱唱的歌大致有“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团结就是力量”，“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戴花要戴大红花呀”“是那山谷的风”，“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而大合唱最起劲的是《歌唱井冈山》：“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带雄伟的高山，苍松翠竹常年青，山洪流水永不断”。它们与现今所说的“红歌”还不同，似乎可以叫新民主主义文化。
更难忘的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那个清晨，在操场举行了追悼大会。我虽是小孩，也知道斯大林的厉害。那时的墙报，期期都在宣传斯大林，名字多写成“史達林”、“史大林”。他去世了，自然是天大的事。那天追悼会全体肃立，三月的天气冷硬，操场上寂静如死，默哀时间拖长到五分钟都不止。也许是坚持不住了，我突然笑了，笑不可抑，愈忍愈笑，眼泪都迸出来了。我的笑传染了周围的人，王世强也吃吃地笑了。一位女老师赶过来，低声喝道，不准笑!你再笑，你再笑!我自知闯了大祸，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不得不噙着泪花儿，死死地咬住上衣领子，涎水湿了一片，才止住了;可一松口，又乐不可支，继续格格地大笑。仪式结束后，我没防备，一个男老师从我背后猛地一脚踏下来，我一个趔趄就弹出了队列。我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反省了半天。
应该说，学校对我的处罚并不重。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笑，笑什么呢，其实，这笑什么内容也没有，完全是下意识的，是神经质的，或美尼尔斯症之类，或者是觉得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不出声，太寂静了，太可笑了。早有同学提醒我，说我在上学路上，经常自言自语，嘴唇动得飞快，有时还笑，看上去怪怪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笑，突如其来的笑，以前也有过。比如，在上学路上，经常碰见一个敲梆子卖油的老者，瘦高个儿，敞着怀，挑着担儿，露出搓板式嶙峋的胸骨。我和王世强看着他的排骨胸就笑起来，越笑越凶，笑出了泪，笑疼了肚子。从此一见卖油老汉从街角一闪出，大笑就开始了，我们只能以狂奔狂笑赶快逃离。我实在无法解释自己的这些行为，我只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熟，我在渐渐丧失笑的能力，我能完全控制住自己了。像这种无意义的笑，永远也不会再有了。
我承认我愚顽、敏感、淘气、怪诞，但我也有小孩子的天真、透明，可爱和不时恶作剧的念头，我是既单纯又不单纯，我的心头似总有隐隐压力，我无法做到彻底放松地纵声大笑，我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自负感，还有一种自卫感。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是因为我过早失去了父亲的保护和爱，还是母亲的忧郁传染了我?我多么希望我能和别的孩子一样。
现在来看，兰师附小还是一所很不错的小学。我们教室外面的山墙上，画着两幅很大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让我们从小就辨识邻国和世界，弄清五大洲四大洋，树立爱国意识，这不是很好的启蒙吗。一进园形门，就有一面大镜子，要我们每天对着镜子正正衣冠。这也很好。我的语文还行。记得有篇课文，可能叫《死车的复活》吧，说的是东北机车厂里的工人，战时如何克服困难，把一个废旧火车头修复了。老师讲课时，老是把“水泵(奔)”念成“水棒”，我跟着错，至今也改不过来。兰州土话骂不开窍、不懂事的家伙叫“冷棒”，也即楞头青也。现在恐怕没几个人知道“冷棒”何所指了。
我的算术课很糟，主要是贪玩不走脑子。终于在小学考初中时受到了总清算，付出了沉重代价。母亲让我考兰州一中，这是她的理想，也是我的梦想。兰州历来有两大名校：兰州一中和师大附中。一中在城东，黄河南岸;附中在城西，黄河北岸，两校高考率都很高，难分伯仲;为了争第一，双方“较劲”了大半个世纪，听说现在还在较劲。
考试那天下着大雨，家里特意为我借了把雨伞，由我姐姐陪同，可见重视程度。雨伞在当时的兰州是奢侈品，一般人都戴草帽，我家邻居是个摩登太太，她有伞。可那天我彻底考砸了，尤其是算术。我失魂落魄地出了考场，忘记拿雨伞，等想起来去取，早被人顺手牵羊了。雨啊雨，凄惨的无边的雨!那时的兰州是有名的“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姐姐拉着我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挣扎着，人成了落汤鸡，泪水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分不清;鞋子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就用手使劲去抠。这条平时走惯了的路变得好长啊。我不但害怕必然降临的母亲的严厉打骂，更有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这在暑期结束前终于被证实。
人们都说，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人生中最轻松、最幸福、最美妙、最无忧无虑的阶段，我的感觉却并非如此。我的心始终忧郁沉重。当时，除了要给邻居家赔伞，不免沮丧，敏感的我还得等待命运的首次裁决。
暑期快结束时，“裁决书”下来了。是周老师在王世强家把我们召来，宣读录取通知的。所有同学都考上了，但能进“一中”的只有几个，大部分人被“拨”到附近学校。只有我，一个人被孤零零地“拨”到了“兰州西北中学”。
西北中学位于兰州西郊七里河，又称回民中学，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兰州东部的学生来说，那近乎兰州的西伯利亚;意味着必须住校，必须适应与回族师生打交道，必须只能一周回一次家，有点流放的味道。我只有十一岁，并非回族，何必要把我“拨”到那里去?难道管分配的人特意要治一治我吗?这不可能，我没那么出名。平日最疼我的周老师也很意外，半天找不出好理由安慰我，反复喃喃道，那个学校还是不错的，不错的。同学们用愕然的、不解的、同情的眼光看着我这个即将如孤雁般西去的人。王世强回忆说，当时我伤心地哭了，他还记得我哭的样子。
其实，西北中学名气并不小，它是一所名牌老校，其前身是北平的“清真中学”，由白崇禧、马福祥等热心国民教育事业的回族人士在1928年创办于北京牛街;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学校便迁至兰州，冠名兰州西北中学，并从此落户于兰州。由于其少数民族的背景，政府从来都很重视。我在校时的校长叫马汝邻，是著名回族学者，曾当过《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翻译，1957年被打为右派。西北中学名气虽大，其尴尬之处却在于，生源的质量不行，校风也遭质疑，高考率就更谈不上。所以，凡被“西中“录取者，脸上并无多少欢容。不过，这只是当年情形，近三十年来听说已发生巨变，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名校了。
1954年夏秋的兰州七里河着实繁忙。荒凉的路边堆满了筑路用的沙子石块，汽车如梭，黄尘漫天，从事石油，化工，土木，电力的建设者们来自全国各地;从小西湖到西津桥再一直到西固城，到处是操着天南地北口音的人们。那时，“兰化”动工了，“兰炼”也动工了，苏联专家们来了，七里河黄河大桥开始筹建了，兰新铁路也开始铺轨了。我发现，“移民”们多喜欢留“大背头”式的发型，那是受领袖发型的影响。他们打篮球时，把投篮叫“秀”篮。
那时“西中”刚迁新址，学校像个大工地，只一座教学楼和一个学生宿舍楼，还有一个饭堂，四周都是黄土高坡。初一时，班主任是位女老师R，小矮个，南方人，声音尖高，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没有同学不怕她的。当时她也就二十来岁吧。她有绝招。晚自习时，她藏到附近的崖头上，下窥教室里的动静，她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若有谁以为没人管了，在教室走道上扭秧歌，冒怪声，扮鬼脸，她会突然冲进来，一把将其揪起来。我们都住校，晚上睡下后，聊得正起劲，她会悄悄潜入宿舍，贴着第一张床的男生并排躺下，屏息静听。此时大家全无觉察，口无遮拦，充分表演着，聊的多是对老师对学校的真实看法，怪话也多。她听够了，悄然离去。第二天，开始一个一个地慢慢收拾。她神出鬼没，夏夜会猛然从宿舍的窗口冒出来，大吼一声，“几点了还不睡!”。
经此事件，我虽只十二岁，却郁郁寡欢，认为此生毁了，抬不起头来。那时最关爱我的是个高二同学，叫安映魁，回族，会武术，他对所谓果子事件不屑一顾。他给我起个绰号“一团团”，喜欢得不得了，每天我俩都得见面，说很多话。他家在“下西园”，带我去过多次，我见过他的长辈和姐妹，都很有气质。他们当属回族上层人士，家是庭院式的，种满花果树木，家中陈设高雅，吃的饭也干净考究。这是我近距离接触到的回族文化。我们那时还开设一门课叫“回族研究”，是一位老先生在教，每周两节。那是任何学校都没有的。从安家到学校要经过一个叫“骚泥泉”的地方，是纯回族群落，无论男女，清一色的回族服饰，有个大清真寺，还流传着各种诡异传说，一般汉族人是不进去的。奇怪的是，我问过现在研究兰州文化的学者，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骚泥泉”这个地名。
在我消沉之时，我常一个人到学校四周去转，有一天中午我翻过几座土山，来到现在大约是兰州西站附近的位置，向南望去，眼前猛然显现出上千个甚至上万个坟墓，丘墓间还建有门楼，高低错落的墓碑，皆罩在一层雾霭中，一直铺向天边;四野岑寂，无一人，无一声，时间仿彿凝固了;但坟场本身似乎又在无言的动，在发出一种声音或信息，好不疹人!我在想，每个土馒头下必有一人，他们是谁，是男是女，他们都有些什么故事。大约清代以来兰州的逝者都埋葬于此吧。十二岁的我，有一种莫名的悲悼与伤感之情涌满心怀。它是什么，我不明白。我至今也不能忘怀当时的震惊与骇然。
我在西中的转机，出现在二年级下学期，因为来了个M老师接管我们班。M老师是女的，回族，教语文，言辞犀利，解读深入，爱憎分明，滔滔善辨，讲课十分吸引人。我那时小，辨不清女人的美，但据年龄大者说，M老师身材苗条，人材出众。M老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本来留在国家民委工作，正是春风得意时，只因夫妻调动有困难，不得不回到兰州，当了西中的教员。M老师说起这一段，也有不胜惋惜之情。1957年暑假，我已离开西中，有人告诉我，M老师出事了，学校有画M老师的漫画。我一点也不想再返校，只因M老师，我才去看了。漫画叫“小妹妹唱歌郎奏琴”，画M老师和她的丈夫一唱一和地进行反党，画很拙劣。我走出校门，西中就留在我的身后，我心里的声音是：你们何必，何必跟她过不去?从此我再也没有去过西中。M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后来怎样，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是M老师发现我一篇作文写得好，极表赞赏，在课堂上给全班同学朗读不算，还一面读一面点评。我那篇作文是随意写的，记得里面有“漠不关心”，“牵肠挂肚”之类的词儿，也许正因随意，反而自然。这件事情极大地改变了我，我开始对语文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巧的是，我母亲此时也离开执教多年的兰州农校，调到小西湖的某中学。这里离西中很近。这样我就不用再住校了。母亲既教书，也当图书管理员，我一有时间就进图书馆看书。我那时囫囵吞枣地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还有《隋唐演义》《说唐》《三侠五义》之类;但读的最多的还是世界各国的童话和民间故事，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也有俄罗斯童话。现在全忘光了。
这个时期，也是我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最初体味自由的时期。我家住小西湖，房子紧贴着黄河边，能听到黄河的涛声。春天“开河”时，能听见河冰爆裂的砰砰声。这是所新建学校，新调来的老师和家属，互相都很生疏。我烦了闷了，就到黄河里游泳。假期有时一天游好几回。当时的黄河非常宽，水流湍急，十多岁的孩子游泳是很危险的，每年夏天都出事，但我不怕。我天生对水有一种亲近感，从没感到危险，只是体会游泳的快乐，和人在水中无法言说的自由感。黄河是我最亲近、最不会背弃的亲人。
我家旁边，有一条支流，游过去，就能上到一个河心小岛，岛上一个人也没有，沙滩质地细腻，小树林幽美，小鸟儿格磔其间。我把它当成我的鲁滨逊小岛，流连忘返。听说现在它叫“情侣岛”，成了兰州的旅游热点。国际马拉松赛拍摄城景，每次都把这小岛作为重点，照个没完没了。我的一生似乎都离不开水，四十年后，原本打算去看别人冬泳的我，一头扎进了残冰飘流的北京什刹海之中。
我也喜欢一个人到处游走，一边游走，一边观察天气。兰州的气候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昼夜反差大，四季非常分明。我清楚地记得，1957年的夏天，兰州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个晴天;而那年夏天雨水分外多，天总是阴沉沉的。如若不信，请查看当时的气象记录。我住的小西湖南坡下，那里几乎都成了沼泽地，到处都是蛤蟆，聒噪得烦死人。有时我们一群少年拿着石头砸蛤蟆，眼看着砸死了一大片，但第二天它们的尸体全都奇异地消失了。
十四岁那年，我那颗不宁静的心悄悄突破了理性控制而萌发出某种神秘的骚动。母亲所在的学校又来了个老师，老师带来了女孩H。她来自岷县，是随着她的继父和母亲来的。她小我两岁，性格腼腆，说话声音细弱，她的身姿和面相在我看来都非常美丽。我们的家长都是教师，我家在小西湖南坡上面，H的家在坡下的一处独院内。那时候兰州人生炉灶要用柴火，我家倒不用。H常常去河边拣柴禾，我就帮她拣，两个人都不说一句话。秋天湖上刮大风，树上摇下来好多干枝，我们仿佛约好了一样，一起到湖边拾柴，捡了的都归她，但她还是只笑一笑，不说一句话。有一次我去她家，她看见后赶快藏起来。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敲开她家的门，开门的正是她，便当面交给了她，仍然双方未说一句话。经过好多天忐忑不安的等待，她仍无任何表示。我绝望了。她却用邮寄方式把回信寄到了西中。让我惊奇的是，她的字写得那么好。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年龄，信中除了表达友谊，就是鼓励好好学习。我珍藏她的信，一直装在棉裤的口袋里，晚上睡觉时都不脱棉裤。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母亲和姐姐的怀疑，她们在我熟睡后终于发现了秘密。但母亲并没有发怒，似乎连母亲也是喜欢H的。
我没想到，她成了我此后十年间的挚友，最亲的人，更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才貌超群，善良温柔的女孩，在那个年代的狂风暴雨的摧残下，像一颗流星过早地陨落了。
写于2014，5
雷达，原名雷达学，甘肃天水人。著名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摄影》、新华通讯社编辑，《文艺报》编辑组长，《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研究员。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茅盾文学奖评委办公室主任，兼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集《小说艺术探胜》《蜕变与新潮》《文学的青春》《民族灵魂的重铸》《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思潮与文体》等八部，散文集《缩略时代》《雷达散文》等。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全国报纸副刊银奖、铁人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