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陈独秀（三）

1920年2月，京城寒风封土，雪花纷飞，一辆骡车急冲冲地驶离城门，与别的不同的是，车内人身着长衫，赶车的也身着长衫。在从北京赶往天津的路上，陈独秀与李大钊两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后来被传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美谈。

是年初，陈独秀受邀秘密前往武汉进行演讲，因发表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演讲而引起湖北军阀当局的驱逐。当其回京时，收到消息的京师警察厅准备再次逮捕陈独秀。李大钊获悉后，为一口南方口音的陈独秀安全考虑计，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此时，恰逢北方收账时节，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装扮为收账先生，让陈独秀坐在车内，一路安全护送到天津。

从天津转到上海后，陈独秀于1920年5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建立党组织时，就使用什么名称问题，陈独秀专门写信征求过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提出：就叫共产党吧。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是李大钊的引路人，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李大钊比陈独秀更早接受并实践。

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了党纲10余条。8月，在陈独秀的家中，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再次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的指导下，全国各地开始建立共产党组织，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日、旅法等7个支部相继成立，加上上海支部，一共是8个支部，共50余名党员，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家底。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及担任书记的陈独秀在指导全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方面起了引领和决定性作用，这也能解释后面陈独秀没有出席党的一大，还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并担任了一至五届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这在中共党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均没有出席党的一大，这是无法弥补的历史性遗憾。

据考证，陈独秀当时在广州帮助陈炯明办教育，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会长，相当于教育厅厅长，一大开会的时候他正在筹款修建校舍。陈独秀认为，自己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没有来，派了陈公博和包惠僧参加。

李大钊当时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期的终结，校务纷繁，无法分身，叫年轻的刘仁静代表他出席。中共“一大”开会正值北大放暑假，当时李大钊在北京的重要任务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这八所高校就联合成立了“索薪委员会”追讨工资。“索薪委员会”负责人马叙伦经常生病，主持不了会议，所以李大钊在“索薪委员会”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整天忙于开会，追讨着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

总之，两人当时都很忙，一个在筹款，一个在讨薪。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有其偶然性和戏剧性，不一定都是理想的结果。如果时光能倒流，再让他们选择一次，他们一定会出席并主持。

除了这些面上的理由，应该还两个方面的因素。客观因素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当时均是社会名流，是在北洋政府的警察厅里挂上号的，他们出京离粤，可能会给上海会议带来更大的风险。主观因素是，囿于当时中国的社会动荡，陈独秀和李大钊无法预见这次会议的未来意义，觉得干好手头之事可能更加有意义。

历史从来没有忘记陈独秀和李大钊为创党作出的贡献，有诗云：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毛老人家也有评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