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从哪里来（下）
四、雅典工商业的发展
古代雅典社会在公元前560年左右，形成了三个政治派别——平原派、海岸派和山地派。
雅典城本身位于阿提卡半岛的一块大平原上，这块平原上的土地自古就被那些旧贵族大姓们所占据。所以“平原派”就是这些土地贵族、大地主集团。他们自然要求保持现状，实行寡头政治。
雅典城西南边就是海岸，这里是当时刚刚出现的、靠航海贸易起家的商人们的船坞集中的地方。而且这一段海岸线南端后来还发现了银矿。因此，“海洋派”指的就是新兴的工商业阶层。“据说他们的目的在于创立一部中庸的宪法”。（《雅典政制》）
雅典东边是南北走向的叙米托斯山，再向东靠近海岸的地方，还有一块小平原。那些尚能保有一小块土地的平民们主要居住在这里。他们希望最好能像斯巴达那样重新划分土地，按人口数量划成大小相等的“份地”，一人一份，实现彻底的平等。而他们所在的东部小平原，从雅典城里望去，正好被伊米托斯山挡住，所以他们的党派自然就被称为“山外派”了。在这个派别中也包括其他一些受压迫者，如债权被剥夺者、血统不纯者，总之是反映底层平民利益的派别。
但是在此之前，雅典的工商业似乎并不是那么发达。公元前8世纪的诗人赫西俄德的父亲就是一个海上贸易商人，由于资金有限，他只是一个进行短途贸易的小商人。赫西俄德在《劳作与时令》中对贸易的恶劣评价，反映出短途贸易的巨大风险和寡少的利润。赫西俄德的父亲后来将所有财产购买了土地，成为一个自耕农，可见他觉得还是土地经济更有吸引力。而真正赚钱的大宗远途贸易只能是由贵族推动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征战对重金属的需求，以及日常生活对奢侈品的需求，使得高风险而高利润的长途贸易发展起来。但是雅典的贵族们似乎并不重视商业贸易，以至于雅典入海的门户萨拉米斯岛被麦加拉人夺走之后，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切肤之痛，没有非要夺回不可的急迫，甚至下达了凡有再提议夺取萨拉米斯岛的人将被处以死刑的命令。而梭伦改革的失败也验证了这一点——“海洋派”的力量不足以支持梭伦完成一次倾向于工商业发展而不顾及贵族和平民力量的改革。
梭伦本人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商人。梭伦早年就外出经商，他利用经商所得周游四方、获取知识。他认为工作是体面的（意味着不劳而获是不体面的），他以经商为光荣。回到雅典之后，他通过一系列作为获得了雅典人民的认可。这一系列作为说明他是一个有方法、有实践能力的人，而这些特点也恰恰是一个商人的特点。但是梭伦又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单纯的商人。他出身于没落贵族，拥有贵族的身份。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才思敏捷，被誉为“智者”，还是个诗人，是古希腊“七贤”之一。这些都是贵族的表征。事实上，在庇西特拉图大力发展工商业之前，能够大规模从事海上贸易的基本都是贵族。因此梭伦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贵族工商业者的代表。梭伦的改革方案代表了工商业者的利益，持有浓浓的折衷主义的态度：改革以法律为准绳重整社会秩序；维系了等级特权，但是以富有取代门第作为划分等级的依据；同时，又保障了最底层平民的公民权利。梭伦改革的失败，意味着在当时的雅典，商品经济的力量尚不足以动摇贵族和平民间的简单二元对立。
继承梭伦衣钵的海洋派，同样奉法律为圭臬，同样对于简单的二元对立持有中庸的态度。他们先联合平原派赶走了山外派的领袖庇西特拉图；18年后，他们又迎接庇西特拉图归来执掌权力；7年后，又联合平原派赶走了庇西特拉图。由此可见：首先，总的来讲，海洋派对于简单的二元对立是持折中态度的；其次，在折衷主义的基础上，他们是偏向于贵族一方的；第三，当时他们的实力有限，不足以掌控政治权力，必须采取和其他一方联合的方式掌控权力；第四，贵族和平民的力量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11年后，庇西特拉图依靠武力掌握了雅典的政治权力。他依靠平民的专制统治，改善了平民的经济状况。除此之外，实施的是没有梭伦的梭伦政策：以法律为准绳，大力发展工商业。经过庇西特拉图的努力，不但平民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改善，雅典的工商业也大幅发展。
克里斯提尼则完全是依靠平民的力量，平民首先在城邦中进行暴动，之后才邀请克里斯提尼回雅典执掌权力。可以说，到了克里斯提尼时代，通过工商业改善了经济状况的平民，在力量上已经完全超过了贵族。克里斯提尼的改革表明，在当时的雅典，工商业的发展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仅存在农业经济时简单的贵族和贫苦农业之间的二元对立。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仅改善了沿海岸地区平民的经济状态，而且整个雅典都被深深卷入网络之中，雅典平民从商业网络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当时，很多山地市镇的人口比起海岸或平原的人口还要多。雅典之外最大的城市是山地边缘的阿卡那，其财富来源于木炭业，以数量庞大的重装步兵而闻名。牧区的阿姆诺斯和阿菲德拉也是重要的聚居点。当时的农业生产也不能简单的以生存农业——生产谷物粮食视之，大量的土地种植的是经济作物，以橄榄和葡萄为代表。亚里士多德则宣称：“手工业者多富有。”在提洛岛上一个青年男性雕像的基座上，铭刻着“纳克索斯人尤提卡提得斯雕刻并捐献了我”，足见手工业者的富有。还有雇佣兵，他们在海外服役，获得了大量财富，并将这些财富带回家乡，在留下的铭文中可以得知，他们非常自豪地向神作了捐献。
工商业的发展对于雅典出现的平等民主的贡献绝不能忽略不计。
首先，海洋派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打破了贵族和农业平民简单二元对立；
其次，工商业为雅典带来了新的经济模式，海上贸易巨大的经济利益为平民对抗贵族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第三，工商业带来的巨大利益为解决贵族和平民间的矛盾提供了新的办法。在古典时代之后，雅典最富盛名的兵种不是像斯巴达那样的方阵步兵——那是以有地农民（及富裕工商业者）为基础的，而是以无业游民为主要力量的海军。在当时的雅典，存在着大量的像苏格拉底一样无所事事、整日里进行辩论和数学学习的无业游民。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的重要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自由”、“闲暇”；
第四，工商业为雅典平民提供了有知识、有能力的领袖。贵族相较于平民，在于有知识、见识广阔、思路开阔。在古罗马平民反抗贵族最为有利的时代，一旦在政务上有了问题，还是要去请贵族来处理。贵族因为其见识和能力，是天然的领袖人物。但是，工商业的发展为平民学习知识、增长见识提供了条件，也为其中诞生领袖人物打下了基础，梭伦就是工商业诞生的领袖的杰出代表。有了外于贵族的领袖，平民反抗贵族就更加有力。与之相应的是，古罗马平民与贵族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但是古罗马从未建立起直接民主政治，缺乏充足的平民领袖可能是重要原因；
第五，以无业游民为基础的海上霸权，不但为雅典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也使得无业游民在城邦中具有很强的话语权，使得雅典的民主政治得以巩固，避免了僭主政治的可能。
五、对古希腊平等民主风潮的再认识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是：在古希腊的古风时代(公元前8~6世纪)，遥远的迈锡尼王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真正影响泛希腊大地的趋势是，在社会财富有一定剩余条件下的正常的社会社会分层、财富和权力集中的趋势，和氏族部落古老的平等民主传统间的反复较量。在雅典，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为平民提供了外于土地经济的增量财富，增强了平民的实力，使得平民最终能够战胜贵族。
但是不得不承认，古代希腊平等民主政治来势汹汹，强度很大，超越了我们目前所已知的文明所经历的中央集权和传统部落民主之间的较量。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但以全体公民直接民主这种极端的形式出现，而且形成了以提洛同盟为基础的帝国，甚至维系了一段时间东地中海的霸权。即使计入了工商业发展为雅典经济注入的新活力，我们也不禁要问：雅典的平民为什么能够从海上贸易网络中获得如此巨大的利益？
考察当时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跃进的时期。由于铁器的大规模使用，导致了世界性的平民崛起和理性风潮。
目前世界上出土的最古老冶炼铁器是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北部赫梯先民墓葬中出土的铜柄铁刃匕首，距今4500年（公元前2500年）。而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中东地区已基本掌握了冶铁技术。铁器传入西亚、北非地区后，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先后促成了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兴起。铁器取代青铜器，首先在于铁矿比铜矿更多、更容易获得；其次是因为铁器不但坚硬，还有韧性，不易折断。但是因为铁的冶炼技术更复杂，经过上千年的经验积累，人们才终于掌握了品质更优、成本更低的钢铁冶炼技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钢铁冶炼技术在各地流传的过程，会因为技术、使用和环境等不同原因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不尽相同，在世界各地的社会发展历史上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铁器的使用，是人类科技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飞跃性的革新，极大拓展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生存空间，也极大改变了社会的面貌。由于铁器的使用，大量的荒地和林地被开垦，变成了耕地；同时还有利于水利工程的兴建，促进了田地单产的提高；同时，冶炼钢铁需要更高的炉温和技术水平，对工业组织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铁器的使用，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上一次大的提升，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由此产生巨变，甚至有可能是关系的对调和质变。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性思维的诞生。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借助着这一次生产力的大提升，在很多文明中，普通劳动人民的地位都获得了一次大幅度提升。
在古代中国，铁器和牛耕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国人和野人都积极投入到新开垦耕地上进行耕作。旧有的井田制，以及依附在其上的奴隶制度和贵族等级制度逐渐瓦解。到了战国时期，平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都占据了主流地位。法律成为所有学说，从儒家到道家都必须直面的问题，而公开的成文法律是天然的平民工具，正如古希腊的“isonomia”，本身即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意。贵族随意解释法律的时代一去不返。
公元前6世纪左右，伴随着铁器的使用，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思想解放的热潮，有人将这个时代命名为轴线时代。在中国有孔子，在伊朗有琐罗亚斯德，在印度有释迦牟尼，这些大哲学家纷纷开启新的思想大门，以抽象而理性的思维取代原有的自然之神。孔子更是高举人文主义大旗，把人、而不是自然之神，作为哲学思想的主体。
在古代希腊，铁器的使用和牛耕出现的都很早，在黑暗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虽然考古学无法提供更多的素材来还原古希腊时期的农业生活，但是基本上可以判断的是，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金属农业工具依旧十分稀少，出土的农业工具主要是陶制和木质。铁器的使用在希腊本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缺乏资料。无法确认在公元前6世纪之际，古代希腊从铁器的使用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改变，获得了什么收益。但是通过发达的商业活动，古希腊平民从世界性的经济大发展、平民崛起之中获取物质和精神的财富，是可以窥见端倪的。
六、三股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古希腊直接民主政治
铁器的大规模使用，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促使人们的意识形态摆脱自然神力的束缚，进入到理性文明阶段，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标志着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大发展之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代表自然的神控制着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此后，则是人类不再甘于被自然所摆布，开始以理智的思维去认识自然，重新认识自身和自然的关系，并利用得出的结论去改造自然并调整人和自然的位置，更好的生活。
在两河流域，从出现贫富差距的萨马拉文化（前7000-前6300年）开始，到公元前7世纪末，琐罗亚斯德开始其带有抽象性质的一神二元论宗教改革，其间过去了5000年；在古埃及，从涅伽达文化一期（前4000-前3500年）开始，到公元前14世纪失败的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其间过去了2100年，而且这种抽象一神宗教距离理性文明还有一段距离，还是发达的青铜文明的结果；在古代中国，从已经出现明显贫富分化的大汶口文化（前4300年-前2500年）开始，到西周（前1046-前771年）初年出现天人分离的倾向，过去了1500年。然而直到东周初年，孔子之儒家学说彻底的天人分离，又过去了30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反复的斗争，这些古老的文明基本抹去了部落时代的民主痕迹，打断了氏族血亲的纽带，形成了成熟的、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即使在古代中国这样宗族血亲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原始的部落平等也在缓慢褪去，由族血亲形成的宗法制度恰恰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关系。
而在古代希腊，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人民刚刚走出黑暗时代，还处在“大人”社会。到了公元前7世纪，就已经进化到城邦时代，城邦中的社会分层、财富集中和权力集中就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在城邦雅典，贵族们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与平民之间划开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又过了100年，雅典在发达的工商业影响下，商品经济彻底抹平了人和人在身份上的不平等。也就将将300年的时间，古希腊社会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仿佛走了一个轮回。而且，我们考察的是整个古希腊社会，作为单一城邦，其变化的速度只可能更快。作为次生文明，古希腊文明进化的速度是飞快的。
而古代希腊生产关系在短短的300年时间里飞速进化，氏族血亲和部落民主仍然保持相当的影响，并以此对正在形成的等级制度和阶级分化形成了强大的抵制。但这只是表象，旧有的氏族血亲和部落民主已经老迈，不可能催生雅典这样的生气勃勃的直接民主帝国。是当时世界范围的铁器的普遍使用，造成的平民崛起和思想解放浪潮，通过发达的工商业网络传导到古希腊大地。旧有的思想和新生的浪潮通过发达的工商业结合在一起，产生共振，催生了雅典灿烂的直接民主帝国。古老的传统和思想，为古希腊平民的崛起提供了空间和容器；发达的工商业将新浪潮之水注入旧有的容器，使其重新焕发生机；而真正使古希腊平民具有超越一般的力量的，是那股新浪潮之水本身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这巨大的能量借助古老的传统，一下子把雅典送上了直接民主帝国空前绝后的高峰。
七、古希腊僭主政治辨析
到了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在泛希腊大地上，僭主（君主）政治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甚至连雅典都发生了库隆暴动，打算在雅典施行僭主政治。僭主政治即君主政治。科林斯据说是最早出现僭主政治的城邦，科林斯也的确最能够代表僭主政治。在公元前8～前6世纪，科林斯的海上贸易十分兴旺，几乎独占了与西方的贸易，陶器、橄榄油、葡萄酒、金属器皿的输出全部要经过科林斯，曾经一度是古希腊最富有的城邦。与海上贸易发达相辅相成，科林斯的陶器享有盛名，造船和航海业都有很大发展，先后建立了许多殖民地。也就是说，经济最发达的城邦最早实施了僭主政治。
僭主政治也并非不受平民的欢迎，事实往往恰恰相反，僭主是受到平民支持的，而与僭主们不对付的常常是贵族。科林斯的僭主佩里安德出身平民，古希腊七贤之一，他统治的时代是科林斯的黄金时代。佩里安德执政晚期对干涉朝政的贵族严厉打击，但由于他对平民的政策始终较为温和，所以倍受平民爱戴。出身低贱的平民成为僭主后，往往会受到政敌的侮辱。可想而知，他们的政敌是高贵的，是贵族。西库昂的克里斯提尼成为僭主后，德尔菲神谕曾咒骂道：“阿德拉斯托斯是西库昂的统治者，而你不过是个投石手。”（意思是地位低下的连当战士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当时的战士都要自备装备，像著名的青铜圆盾还有青铜盔甲，都十分昂贵。家徒四壁的穷人备不起武器装备，那就只能捡石头当投石手了。）米提列那城的僭主皮达库斯同样出身欠佳。当城邦的公民选举他成为领袖时，他的政敌哀叹道：“他们已经把出身低贱的皮达库斯扶植为那个城市的僭主。”亚里士多德总结道：“巴那伊修在里昂底尼，居伯塞卢在科林斯，庇西特拉图在雅典，狄欧尼修在叙拉古，及其它若干人在他们的各邦内，则以群众领袖为其僭业的开始。”总而言之，在僭主政治中，僭主依靠平民的力量打击贵族，形成了他一人之下的社会平等。
僭主政治，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稍微特殊的专制独裁政治。但是这种专制独裁政治是以僭主和平民的联合打击贵族势力为基础的政治，僭主的专制独裁必须建立在依靠平民打击贵族的基础上，否则其专制独裁就是空中楼阁。僭主政治，不但符合社会关系向权力集中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世界范围内平民崛起的实践，并非恶政。
中国的历史可以为古希腊的僭主政治做一个注脚。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封建贵族等级制度的氛围仍然十分浓厚，人和人之间等级分明、不可逾矩；到了战国时期，君主制度已经牢固占据了统治地位。此时的君主制度恰恰是建立在贵族制度瓦解、平民力量崛起的基础上的。就社会身份而言，当时单纯而理性的君主制度应该是君主一人之下，所有人身份平等。即使是君主选拔出来管理国家的官僚，其身份依然只是平民，他们在身份上并不存在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