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难忘的春节

中国的春节，也叫过年，在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任何节日无出其右。说春节是老百姓人生大典，很多人为春节而活着，这话一点也不为过。过去的老百姓大多数人都不识字，也没有什么信仰，更不懂什么主义，春节就是他们的全部精神寄托。我有一个姑父，生活在杉木的一个村子里，活了八十岁，一生都在田间劳作，最远的地方去过大河铺，是去卖荸荠。一次我问他，最想要的是什么，他说是过年。是啊，老百姓没有什么更高的希望，他们只盼望穿一点好衣服，吃一次美味佳肴，毫不心疼地花一次钱，春节能使他们实现这些愿望。

我象大多数人一样，非常喜欢春节，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盼望春节就是我的一个精神寄托。现在，我已年过花甲，春节依然是我的精神寄托。喜爱春节的这种情结，象其他美好情结一样，沉淀在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之上，给我勇气和力量，搀扶着我走过人生的坷坷坎坎。

记得小的时候，一进入腊月就掰着指头计算离大年三十还有几多天。天天念着那首《忙年歌》歌：二十四打扬尘（ci）,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剁年肉，二十七年逼逼，二十八福鸡鸭，二十九你有我也有，三十夜...。我最喜欢的就是年前的这种忙年的气氛，这种年味。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年准备着忙碌着，买这买那，做这做那，妈妈们首先要做的是腊鱼腊肉，接着炒豆子，炒花生，炒瓜子，做糖粑，做苕果，做芝麻糖，那时过年的点心基本都是自己做。

进入腊月二十，县城东西南北四条街道上，挤满了置办年货的人流，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我也总爱挤在这人流中，从东流到西，从南流到北，看别人交易，时至如今，我初心不改，依然挤在人流中去感受这年的味道。

越接近新年，这年的味道就越浓。张家的女儿女婿回来了，李家的儿子媳妇回来了，在外地工作的人们都陆续回来了。家家传出的是欢声笑语。池塘边，水井边洗洗涮涮的人们络绎不绝。大家面带笑容，见人就打招呼，就问好，邻里关系变得更融洽更和谐了。

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天，家家户户贴起了红彤彤的大春联，有的还挂起了大红灯笼。年味十足。

平时性格急躁还有点“家暴”的母亲，变得和颜悦色了。这天就是犯了再大的错误，也不会被责罚。母亲说这叫讲禁忌。母亲从早上开始就做晚上的年夜饭，三十的年夜饭妈妈要做十道大菜，这叫十全十美，之后每年增加一道菜，妈妈说这叫节节高，盼望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到了八十年代，我家年夜饭增加到二十道菜。傍晚时分，华灯初上，家家户户，万炮齐鸣，这是辞旧迎新的时刻。之后，一家人团团圆圆享受着这一年一度的大餐，享受着天伦之乐，这是中国人这幸福的时刻。

大年初一，孩子们个个穿上了新衣，口袋里装着压岁钱和鞭炮，一大早就逐家逐户地拜年，再穷的人家也要給拜年的孩子糖果，或自制的各色点心。口袋装满了，送回来，再去继续拜年。这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

春节除了給人们带来好吃好穿全家团圆之外。春节还有着更大的意义。过完春节，农民盼望来年有个好收成，做生意的盼望来年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企业白领盼望来年加薪晋级，私营业主盼望来年发大财，大学生盼望来年找个称心如意的好工作，公务员盼望来年更上一层楼。运气不好的，盼望来年交好运，失意者盼望来年找到人生新起点。因此春节还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祈盼。

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中国春节，它起源就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和发展中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春节期间，各地还要开展以除旧布新，迎禧接福，拜神祭祖，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活动凝聚着中华文明的精华。

我的家乡春节期间的活动主要是玩龙灯，唱大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所谓龙灯就是以平台，彩车，龙船，高跷，腰鼓，龙灯组成的队伍。这些平台和彩车上承载着各种历史人物造型，或各种历史故事，神话故事造型。跟自贡灯会差不多，只不过自贡灯会是固定的，我们灯会是流动的。我还清楚地记得五岁的时候家乡玩龙灯，我乘坐平台的情景。

哪家孩子想乘坐平台，还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交两块人民币，当时两块钱，是能做很多事的。二是孩子要长得好，要仪表堂堂，不能尖嘴猴腮。

我乘坐的平台是四个历史人物造型。第一个历史人物是关公，由当时的街长蔡香山的大儿子蔡茂华装扮。第二个历史人物是吕洞宾，由西街著名老中医周席生家的老三周玲芬装扮。第三个历史人物是包拯，由蔡粑铺的蔡立华装扮。这三家都比较有经济实力，我家虽穷点，但我母亲却年轻气盛，一咬牙把出嫁时外婆塞給她的两块银元拿了出来。当时一块银元就换一块人民币。就这样我装扮了第四个历史人物姜子牙。我依稀记得，我们四个孩子象北京看堂会那那样分别坐在平台的一张方桌旁，前面两个后面两个，原则上是不能动的，是为了保证这些历史人物的庄重性。

平台上装扮得金碧辉煌，灯火通明，方桌上摆着各色点心和四只茶杯。四个妈妈分别跟着平台走，好照顾自己的孩子。作为孩子坐在这样的平台上大人们抬着，心里头不知有多高兴。

我们的龙灯队伍，从西街出发经过牌楼口，正街到达东街，然后经过城上（现在的环城路），再入北街，穿南街进入马号（现在工人文化宫前的广场），全部路程不过两公里多点却要走上三个小时 当时的街道本来就窄，家家户户都出来看灯，时不时还要进行腰鼓、龙船、高跷表演，使龙灯行进得非常缓慢。夜深后，我们四个孩子困得不行，龙灯负责人不断提醒妈妈们，不要让孩子们打瞌睡。母亲不断递给我最爱吃的云片糕，这是平日里少有的待遇。这就是我童年时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我在对春节的盼望中长大。1970年底，我和广大知青一样走上了工作岗位，我参加到葛洲坝工程建设之中。葛洲坝工程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在建水利工程，会战初期，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水利建设队伍。参加工程建设的人数达到16万。能参加这样工程建设，使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转眼就到了1972年春节。指挥部党委提出：为了保证大会战的胜利，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所谓革命化的春节，就是全体干部职工春节期间不放假，工地机器不停转。

大年三十的下午三点钟，天气十分寒冷，天空不断地飘着细雨和雪花。工地上机器轰鸣，人山人海，热火朝天。这时的工程进行到围堰基坑开挖的最紧张阶段。机坑已下挖三十多米，依然没有见到岩石，只有见到岩石才算到底。

我坐在高高的挖掘机驾驶室里，由于有电暖器，驾驶室温度在二十度以上。我驾驶着挖掘机一斗一斗地从三十多米深的基坑把沙石挖出来，堆到离地面有十来米高的料场。透过机窗，我看见民工们从三十多米的基坑里，用箩筐把沙石挑到料场，他们要爬四十多米长斜率为六十度的坡，才能把沙石运上来。而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打着赤膊喊着口号在斜坡上迅速地运送着沙石。天空还在下着雨雪。高音喇叭里不断在播送着革命口号，在为突击队员们打气鼓劲。这是一个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时代，人们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革命口号的鼓舞下，发挥出冲天干劲。窗外的情景使我下意识地关掉了电暖器，我加快了挖掘的速度，我多挖一斗，民工们就可以少运一筐。

下午四点，我下班回到宿舍，宿舍空无一人。上夜班的上夜班，探亲的探亲。我洗了个澡，然后拿着饭碗到食堂打饭。我买了两份菜，一份红烧肉，一份炸丸子。我一边往宿舍走一边吃。宿舍离食堂大约五百米，当我走回到宿舍时，碗里的饭菜也吃完了。放下碗筷，我站到窗前望着暮色中奔腾流入长江的的黄柏河，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河水无情人有情。何况眼前的黄柏河都知道急促地奔向母亲河，叫我在这大年三十的傍晚怎不想家呢？此刻的家乡正是万家灯火，鞭炮齐鸣辞旧迎新的时刻。正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时刻，我却一个人孤独地在这异地他乡寒冷的宿舍里。望着夜色中的河水，我流下了思乡的泪水。这也是我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星转斗移，日月如梭。1973年我三年学徒期满，从此我可以享受探亲假了，我可以回家过年了，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了。每想到此，内心总充满了喜悦。

一进入腊月，我就向厂部劳资科打报告申请探亲。直到腊月二十四，还没有得到劳资科的批复。我多次到连部询问，都没有结果。到腊月二十七还没有消息。看来今年回去过春节是没有希望了，明年再说吧，我想。腊月二十八的早上，我换好工作服正准备去上班，连部突然通知我，探亲申请获得批准，探亲假从今天算起。这一突然消息，令我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担忧的是，我能在大年三十赶到家吗？别想了，赶紧吧。我提醒自己。

我迅速到劳资科办理了探亲手续。从宜昌到武汉最快的方式，就是坐火车。当时汉宜线的火车只能通到鸦雀岭，离宜昌还有四十公里。我的老乡渭渔兄把我送上去鸦雀岭的公共汽车。下午四点钟到达鸦雀岭，我乘上了六点钟开往武汉的火车。

乘坐春运火车真是受罪，火车上人满为患，就连洗漱间的面盆上也坐着人。车厢里连插一只脚进去都很难。我就在卫生间旁边卷缩了一夜。腊月二十九早上八点，火车到达武昌站。一下车，我直奔中华门轮渡码头。过江后，来到武汉关大轮售票处，哪里还有去上海方向的船票。当时黄梅到武汉尚未通班车，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十五码头，看看是否有汉九班的船票。来到汉九班售票处，果然有票，下午四点开船。我计算了一下，汉九班到达九江需要二十多个小时，而大轮只需八九个小时，但在年三十五点钟以前赶到黄梅县城还是有把握的。我已经有二十多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胡乱吃了点东西就去赶船。

汉九班下午四点准时开船，大年三十中午一点到达九江港。这时天空正下着小雨，我也顾不得买雨具，直奔过江码头。过了江，等赶到小池汽车站，已是下午三点。车站内空无一人。我直接走到站长家里。站长正在和家人吃着团圆饭。“现在哪有车到县城，最后一班车一点钟就开走了。”站长说。“我赶了近一千公里的路，就想回家过年，站长你能不能想点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保证你能买到明早头班车票，回家和家人过初一”我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

告别了站长，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和早已被雨水打湿的行李漫步在小池泥泞而又破旧的街道上。就这区区五十公里使我不能回家过年，不能与家人相聚。我曾想走回去，但到家也是第二天上午了，不如在小池暂住一晚。我沮丧地走进一家国营旅店。由于是大年三十，旅店没有一个旅客，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值班，她也是刚从家里赶来。这位女服务员，二十岁左右，长得非常漂亮，性格活泼开朗，且善解人意，她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对我倍加照顾，把我送到最好的房间，送茶送水忙个不停。她把从家里带来的点心摆满一桌， 然后把我从床上拉起来。“今晚我陪你共度除夕之夜。”在她的感染下，我的情绪逐渐好起来，我们边吃边聊直至深夜，由于两天两夜没怎么睡觉，我实在困得不行。临走时她说“放心睡吧，不要怕误车，明天早上我叫你。”冥冥之中我觉得她是上苍派来的天使，与我共度除夕，弥补我不能与家人团聚的遗憾。只可惜，我只知道她姓王，原是中药材的一名职工，因切药伤了手指，才调到旅店工作。很多年后，我都忘不了这位天使，是她陪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之夜。

1974年，我再次把探亲假留到年底，好回去过年。这次如愿以偿。腊月二十劳资科就通知我可以探亲了。坐在小池开往县城的公共汽车上，我就深深地感觉到浓浓的乡亲乡情。“哥儿，外地人吧？”“不，本地人。”“哦，在外地工作回家过年。”“是啊”。那些土得掉渣的乡音，更令我亲切。快五年没有听到这样纯正的乡音了。汽车停在白湖下客，一位农民走上前问司机：“坐到濯港要几毛钱，”“两毛”农民说：“贵的痛，一脚（觉）路，就要两毛钱，两毛钱买两个发饼吃一代盖倒。”听到这样的乡音，我捂着嘴笑了。

春节前，舒华回来了，接着吴宝回来了，柯雄回来了，依萍回来了，最后亚男和王萍也从知青点上回来了。我们几个好友在分别五年后又集聚在一起。新年里我们谈工作，谈学习，谈参加工作后的感想，谈外面的世界，以及对知青生活的回顾，对未来的展望。

正月初四我们一起来到了烈士陵园，瞻仰了烈士们的照片遺容后。留下了我们当年珍贵的瞬间。正月初八，我们又要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又要分手了。我们相约两年后的春节我们将再次在家乡相会。但这次相约没能兑现。这次相约的聚会，直到我们都退休后，2017年建立微信群，2018年清明聚会时才得以实现。舒华带着妻子回来了，吴宝也带着妻子回来了，依萍带着丈夫参加聚会，王萍也带着丈夫参加聚会，亚男也回来了，唯有柯雄身在广州，不能回来。四十三年后我们再次相聚，其中感慨难以言表。想当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现如今年过花甲，满头华发。真是：物似人非无觅处，唯有落日日日红。

但1975年春节使我终身难忘。

（啸马 写于2020年春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