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立 || 樓適夷書劄釋讀
筆者鉤沉過著名作家、翻譯家、編輯出版家樓適夷樓適夷給施蟄存、牛漢、陳夢熊的書信四通，寫成《與〈新文學史料〉的點點滴滴——樓適夷書信四通釋讀》，近日又找到樓適夷的書信六通，寫小文，紀念樓適夷誕辰一百零五周年。
一
《記胡風》算是寫出來了，看行不行，希望複印兩份，一份送梅志同志審閱，一份留用。原稿請寄還。
附上一張照片，是曉風特地拍了送給我的，我沒有與胡風的合影， 此照可代否？
胡風是1985年6月8日逝世的，《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4期設有胡風研究專輯，刊有樓適夷的《記胡風》、雪葦的《我和胡風關係的始末》、黃源的《我所知道的胡風同志》、賈植芳的《片段的記憶》、王堯山的《痛悼胡風》、力群的《你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夏振國的《緬懷我的良師益友——胡風同志》、張禹的《楊逵·〈送報伕〉·胡風——一些資料和說明》、朱谷懷的《回憶和胡風的交往》、冀汸的《初見和永訣》、胡風的《致梅志》。由此可以推知，樓適夷給《新文學史料》編輯的這封信寫於1987年8月31日。而《記胡風》寫成於1987年8月31日。由此可知，樓適夷1987年8月31日寫完《記胡風》後，當天就給《新文學史料》編輯部寫信了。樓適夷在《記胡風》中回憶了他與胡風交往的若干細節以及胡風給他留下的“深深的印象”，並勇敢坦言他也曾參與過對胡風的批判，“經過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在北京的醫院裡見到胡風時，想到胡風落井，眾人投石，其中有一塊是我的，心裡隱隱作痛，覺無面目重見老友”。樓適夷1991年8月在寫《自得其樂——話老年三事》中還提到了關於發表《記胡風》的一個細節，“我不敢觸名人，給編者為難。但講自己，寫馮雪峰，寫傅雷，自覺愧對亡友處，亦常不敢記。及至《記胡風》文，才到看清樣時加了一句：‘胡風落井，眾人投石，其中也有我的一塊。’”
除了胡風，樓適夷還寫過關於魯迅、茅盾、郭沫若、馮雪峰、丁玲等不少作家，這些懷人憶舊文章，均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如周政保所言，“這些回憶或懷念，絕無應景的色彩，幾乎都是對於直接交往的追敘，或對於往昔事件的見證人身份的回眸，於是，這些憶念作品所透露的歷史信息，便擁有了一般散文無法替代的價值可能性。其中的不少記敘，雖不屬大波瀾、大事件，但經樓老的娓娓道來，細微末節也呈現出一種令人感慨的歷史真實，而且還從補遺或澄清的角度，對一些有價值的人事景情作了有依有據的追憶”。
二
《三點說明》中第二點，最後前面一句，“也許還有現實主義”，可能露了一點，應予刪去。別的不改罷了，寥寥數萬字，如果言之無物，則不如不寫。但我意也不必為題記而必須重印一版。
哥特一文，是人民出版社《張聞天文集》編輯組所發現的材料，不能確定作者，打印出來征求老人們的意見，大家只能推測，不能完全肯定，我的傾向是認為張氏之作。他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坐鎮，當時左翼文學運動，基本屬於王明路線的領導，但內部其實是有鬥爭的，主要在周起應主持《文學月報》之後，發生魯迅對《漢奸的供狀》一文的批評，受了多人的抵觸，也就是左聯內部鬥爭的開始，此事也正發生在此文發表前後。當時也聽個別地下領導同志批左聯為“第二黨”（即把自己的門戶當做黨的門戶）。左聯中也有人認為那時黨的對左聯領導，用的是老母雞帶小雞的方式。其實王明路線根本不要反黨，他只要用文學名義，驅使一些人去散傳單貼標語而已。我沒直接聽到張氏的議論，但38年全國文協在延安成立分會時，張作了一個報告，批評左翼文學運動、對大眾化及廣泛團結問題，其觀點是與此文符合的，那報告的記錄沒予發表，聽講者的筆記，後來也由康生下令沒收了，所以全文也不可見，現在只是有當時聽者的片斷記憶可證，我就根據這樣，推測是張氏所作。現在還未確定下來，在《史料》發表，目的也在廣征意見。我覺的這是一個重要文獻，可以證實左聯的內部問題，不是無原則的人事糾紛，而是王明路線和反王明路線的鬥爭。這一論點，寫文學史的人有的不明了，有的雖明了而不敢寫，——但是我想，歷史總不能任人擺弄，有一天還是要澄清的。
浙江義烏，馮雪峰家鄉的文聯，擬於明年舉行雪峰八十誕辰紀念會，成立雪峰研究會，現在正在籌備，要辦一個小刊物，《雪峰研究通訊》，我非常希望您寫回憶雪峰的文章，記述左聯以前及左聯時期的你們的往來，大家知道這一點的很少。我每天活動很少，也未終日伏案，主要還是躺著看書，身體有關係，恐怕懶惰也是一個原因，這很不好，當勉力作些活動，謝謝您的關懷。
馮雪峰是1903年出生，1983年是他的80歲誕辰。由此可以推知，樓適夷給施蟄存的這封信寫於1982年6月25日。沈建中編撰的《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中提到的“樓適夷自北京致先生佚函。（據市肆影件，內容不詳，記此待考）”指的正是這封信。
施蟄存在《重印〈邊城〉題記》中曾自白，“江西人民出版社計劃編印一種《百花洲文庫》，打算重印一些三十年代文學作品，由於這些書久已絕版，非但愛好文學者無從得讀，就是從事新文學史研究的工作者也不易獲得這些史料，因而這個計劃是極有意義的。編者托我代為組稿，我也願意盡力幫助他們。”他在1982年10月11日給巴金的信中也提到，“弟為江西人民出版社編一種小叢書，名曰‘百花洲文庫’專印三四十年代文藝書，供應新文學史研究工作者，每輯十種，第一輯已出齊，印數少，上海不多見。第二輯十種已在排印年內可出，現在編第三輯”。為了保存一些新文學文獻，“為新文學史研究者提供一個資料，為現代青年供應一種溫故知新的文學讀物”，施蟄存自1980年初就開始主持《百花洲文庫》，重版了端木蕻良的《江南風景》、劉北汜的《山谷》、張天翼的《二十一個及其他》、樓適夷編的《創作的經驗》、郁達夫的《屐痕處處》、王魯彥的《黃金》、蔣天佐的《海沫文談偶集》、孫望選輯的《戰前中國新詩選》、丁玲的《夜會》、黃藥眠的《淡紫色之夜》、白采的《歸來的瓷觀音》、周作人的《談龍集》，他除了向各位作家朋友約稿，為《邊城》、《雜拌兒》、《黃金》寫了重印題記。當然“百花洲文庫”並不限於新文學方面，還有古典文學、外國文學，出版了陳邇東、郭雋傑選注的《東坡小品》和曹旭校點、陳衍評選的《宋詩精華錄》以及趙家璧譯的《月亮下去了》等，施蟄存就曾寫信向巴金約稿，想重印他翻譯的《屠格涅夫散文詩》。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了樓適夷編的《創作的經驗》，收錄了魯迅、郁達夫、丁玲、張天翼、葉聖陶、茅盾、田漢、施蟄存、鄭伯奇、魯彥、樓適夷、杜衡、洪深、華漢、沈起予、柳亞子16位作家的創作經驗談。實際上，天馬書店1933年6月就出版過《創作的經驗》，這次是再版，只不過書前增加了樓適夷新寫的《重印題記（三點說明）》。樓適夷信中提到的“三點說明”其實就是書前的《重印題記》。樓適夷在信中提到的“《三點說明》中第二點，最後前面一句，‘也許還有現實主義’，可能露了一點，應予刪去”，出版社最終按照樓適夷的意見印出《重印題記（三點說明）》。樓適夷的這三點說明，字數並不多，但對於《創作的經驗》的成書過程作了細致說明，包括魯迅的指導、當初編輯的意圖還有編書的背景等。
樓適夷不單是作家、翻譯家，還是著名的編輯出版家，他的編輯出版生涯值得細細梳理，“從1923年編輯上海通信圖書館主辦的《上海通信圖書館月報》開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倡辦《新文學史料》止，他的編輯生涯長達半個多世紀，所主編或參與編輯的報紙雜誌多達二十餘種”。
“哥特一文”指的是《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刊發的歌特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新文學史料》刊出時，注明《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原載《鬥爭》第30期（1932年11月3日）”。
實際上，《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還有另外一個版本，丁景唐注意到，《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在《鬥爭》刊出後，“後刪改，重刊於‘文總’刊物《世界文化》第2期，署名改作‘科德’。《世界文化》第2期實際是《文化月報》第1期被禁後的改名”。《新文學史料》在公佈《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的同時，還刊有程中原的《黨領導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史料——讀歌特〈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讀程中原的文章，可知這篇哥特的這篇文章是《張聞天文集》編輯組的程中原找到的。不過對於“歌特”是誰，程中原只說“歌特無疑是一位負責同志，從文筆和對文藝的熟悉程度看來，也許還是一位愛好文藝的行家。但這樣那樣的分析、推測都不能算作確證。‘歌特’是誰？還有待進一步考證，尤其寄望於識者賜教”。
樓適夷在信中提到，“哥特一文，是人民出版社《張聞天文集》編輯組所發現的材料，不能確定作者，打印出來征求老人們的意見，大家只能推測，不能完全肯定，我的傾向是認為張氏之作”，那麼“老人們”又是指哪些人呢？筆者注意到，程中原在《對於“歌特”文章的探究——〈張聞天選集〉編輯記事之二》（《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4期）中回憶：“我們首先就‘歌特’是誰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調查。我們請教了當年載上海臨時中央和文委工作過的許多同志（包括楊尚昆、吳亮平、李一氓、王學文、陽翰笙、周揚、夏衍、丁玲、黃玠然、樓適夷等），同時我們又在《新文學史料》上公開發表和介紹了《文藝》一文，希望得到一切識者的指教。不少老同志回答了編輯組的查詢，有些學者也陳述了自己的看法。雖然沒有人提供明確的答案，但他們對‘歌特’是誰分別作了種種不同的推測。這樣，就把一切有可能化名‘歌特’的人都提了出來，得到了一張16人的名單。他們是：張聞天、瞿秋白、陳雲、博古、康生、劉少奇、楊尚昆、馮雪峰、凱豐、周揚、陽翰笙、潘梓年、耶林（葉林、張眺）、章文晉、胡蘭畦。”由此可知，“老人們”包括楊尚昆、吳亮平、李一氓、王學文、陽翰笙、周揚、夏衍、丁玲、黃玠然、樓適夷等。
樓適夷1982年3月16日致信《張聞天文集》編輯組，談了他對《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的看法，照錄如下：
信及附件收讀聆悉。《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極可能是張聞天同志寫的。文章觀點，與聞天同志1937年在延安文協成立大會所作《十年來文化運動的檢討及目前文化運動任務》報告，似乎是一致的。（請看魯博研究室內部刊物《魯迅研究動態》八〇·四，八一·一，八一·二各期）此報告所談關於團結小資產階級作家及文藝大眾化問題，雖未見記錄全文，也是“關門”一文的論點。如能發現全文，加以對照，就好了。當時油印的《鬥爭》，我在1933年5月以後，參加過編輯出版工作，約三個月，是江蘇省委辦的黨刊。稿子大部分由中央交通送來，也沒搞清何人用何名，“歌特”的稿肯定未經過手。《紅旗》週報既也有歌特筆名，我知道馮乃超同志參加過《紅旗》編輯（時間較早），不知他能否記憶。關於夏衍同志的推測，我同意陽翰老看法，不可能是瞿秋白同志的。
經對照，關於《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與“歌特”，樓適夷給《張聞天文集》編輯組的這封信與他在1982年6月25給施蟄存信中的看法，是一致的。
胡喬木1983年2月22日致信《張聞天文集》編輯組，“關於張聞天同志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及其考證已由力群同志轉我看了。曾送陳雲同志，但他說記不起來了。我同意程中原同志的考證，並認為這篇文章很有歷史意義（雖然當時並未發生影響），可以在《中國社會科學》上作為史料發表”。最終，《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4期重刊了《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注明“本文由《張聞天文集》編輯組供稿”，同期刊發了程中原的《“歌特”為張聞天化名考》。《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收入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張聞天選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第一集文學理論集一等書。
關於馮雪峰與樓適夷，筆者注意到幾則材料。樓適夷寫過三篇與馮雪峰有關的文章：《懷雪峰》、《詩人馮雪峰》、《雪峰啊雪峰》。
馮雪峰1976年1月31日逝世，樓適夷2月8日致信巴金，報告馮雪峰去世的消息，“雪峰同志又於一月卅一日逝世，他已久病，初為肺癌，經手術切除，又有擴散，不久前已得控制，廿九日突發肺炎，卅日入院，次日下午三時即溘然長逝矣！五十年老友，一生耿直，一生坎坷，憔悴多年，終告永別。昨天去醫院告別遺體，即送火化，除出版社少數人外，遇到戈寶權、駱賓基、常任俠三位老友耳。可能您在滬已聞訊，如向遺族致函吊唁，可寄紅日路十七號何愛玉同志，源兄托我送一個花圈，但看來另無儀式，也無處可送了。”1979年，馮雪峰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樓適夷1979年4月5日寫出懷念文章《詩人馮雪峰》，刊於 《詩刊》1979年7月號。樓適夷在文章的開頭高度評價了馮雪峰的一生，同時指出：“正如我國有不少作家往往首先從詩歌出發跨登上文學道路一樣，雪峰最初也是一位青年詩人。在他一生勤奮的寫作生涯中，寫詩的時間只佔據極小的比例，留下來的詩篇也寥寥可數。但許多對他比較接近的朋友，總覺得他始終是一位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純樸的詩人。他不僅用了詩的語言，同時也以他戰鬥的一生、坎坷的一生，和對崇高共產主義理想及對黨和人民的一片丹心，寫下了使人在記憶中永遠磨滅不掉的詩篇。”
值得注意的是，馮雪峰是1976年去世的，但早在1941年9月29日，樓適夷就寫有紀念文章《懷雪峰》，“一個飄茫的傳聞，他在故鄉的老家裡，被人逮捕了。接連著而來的，是浙東沿海的淪陷，有人說，他是在離家避難的途中，悄然失蹤了。不管兩種傳說有顯然差別，但他的音訊卻從此斷絕了。我不知道這位堅強的戰士，是不是已經獻給了時代的血祭，或者是在何處的黑暗的獄室中，殘酷的集中營裡，受著靈魂的無情的宰割。他以幾年功夫用生命寫成的《盧代之死》，在我們時時渴念中的這個巨大的勞作，是不是已經毀滅在魔爪之下，抑或還倖免的留在世上呢？我相信他對於自己生命的投出將會毫無吝惜，但每一個他的朋友都在默默祝福他的健康，寧使他是在默默的堅持著靈魂的搏戰！”樓適夷之所以寫《懷雪峰》，是謠言所致，“錫金從魯研室所收資料中，發現了我們於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生前夕在上海自印的刊物《奔流新集》之一題名為《直入》者，內有我《懷雪峰》一文，是當時傳聞雪峰在上饒集中營病死謠言後所作。”此外，批丁陳反黨集團時，樓適夷在《中國青年》1957年第18期違心地寫過批判馮雪峰的文章《馮雪峰是怎樣成為反黨分子的》。
三
蟄存同志：
信稿收到，承您及時寫寄，非常感謝。
雪峰在北京要為一妓女贖身，好象實有其事，我聽趙少侯說過。他曾迷戀一妓，那妓女提出要雪峰替她贖身，說只要有多少錢就可以了。雪峰聽信了他（原信如此，應為“她”——引者註）的話，果然四處借錢拼湊，才夠了數。真要去贖身時，卻原來是妓女給他開的玩笑。他告訴我這件事，意在說明雪峰為人老實，容易上當。看了您的文章我想起此話。以您這樣寫別有意義，無傷大雅，比較適當。
第11頁上半頁那段，您所聞當有出入，與雪峰自述不同（可參看《史料》79年4（或3）期），已遵囑刪去。又第二頁中兩處“丁冰之”，應作“蔣冰之”，亦已代改了。
您已收到義烏縣文聯的邀請否？他們想請您參加今年六月為紀念雪峰誕辰八十周年舉行的集會，不知您能否參加？祝
春祺
弟適夷上
23/2/83
您的稿子已經發排，遵囑將“丁水之”改回，11頁後半頁刪去……
紀念雪峰，時間在六月初，五月底須到會了。正式通知還未發到。去年義烏文聯有一位金鑒才同志來京聯繫，後去上海，不知有沒有來訪問您。請帖屆時必能發來。上海友人提出可邀陳沂、王堯山參加。我已去信告知。丁玲陳明從昆明來信，他們也是打算去參加的。這個會原定為學術討論會，現改稱座談會，談起來就自由了。如果到那時我身體無問題，是準備去參加的。
此請
春吉
適夷12，3/83
蟄存同志：
知您在院治病，好久沒給您寫信，治療經過如何，深以為念。
《百花洲文庫》的書，早已寄來，還匯來了編費，一本50年前的書，還有錢，受之有愧。
雪峰紀念的會，通知當已寄達，他們還在盼望您去，如健康已完全恢復，極望您這位雪峰最老的友人能去。
我定明天動身，與丁玲、陳明同行先到南京參加一會，以後轉道去杭轉義烏，恐不及在滬下車了。
專告敬祝
康復
筆者之前公佈過樓適夷1983年1月26日給施蟄存的書信一通，其中他提到：“今年六月，馮雪峰同志誕生八十年，義烏家鄉正計劃搞紀念活動，邀請全國友好參加，有金鑒才等二同志，來過北京，後去上海，我曾介紹他們去拜訪您，可能已經見到。您允許給《新文學史料》寫紀念雪峰的文章，現在希望早日寫寄，《史料》83.2號擬輯一組文章，配合紀念，我們都約一些雪峰生前最老的友好，象汪靜之、蔣天佐等寫文章，另外還有一些研究工作者寫的傳記篇章，二月中須發稿，請能於最近撥冗寫成，甚感甚感！”施蟄存最終於1983年2月14日寫就《最後一個老朋友——馮雪峰》，刊於《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施蟄存坦言：“雪峰的政治生活我無可敘述；現在我筆下的馮雪峰，是一個重情誼、能念舊的好朋友，是一個熱情團結黨外人士的好黨員。”
關於“馮雪峰為妓女贖身一事”，施蟄存在《最後一個老朋友——馮雪峰》中回憶：“1927年臘月，或者已經是1928年了，雪峰來了一封信，說打算回南方。但是有許多事糾纏著，一時還走不成。他還問，如果上海沒有地方住，可否到松江來歇腳。我就讓望舒覆信，歡迎他來，我們的小樓上還可以安一張床。這封信去後，過了幾個星期，雪峰忽然寄來了一封快信，信中說：他已決計南歸，不過有一個窯姐兒，和他相好，願意跟他走。他也想幫助她脫離火坑，可是需要一筆錢替她贖身。他希望我們能幫助他籌劃四百元，趕快匯去，讓他們可以早日回南。信中還暗示了北京不可久留的意思。這封信，使我們大為驚異，尤其是望舒。他說在北京的時候，絕沒有聽說雪峰去逛窯子，怎麼忽然有一個窯姐兒和他這樣熱情?我們當時都是浪漫主義的青年，對雪峰這個浪漫史，毫不懷疑，把他所愛的姑娘，看作茶花女，紅拂妓。商量之下，決定大家湊錢寄去。我那時已在松江聯合中學任語文教師，每月有七十多元工資，沒有家庭負擔，幾個月來，手頭有二百多元，望舒和杜衡也湊了二百元，一起交銀行匯出，同時發了一封快信給雪峰。這封信發出後，好久沒有雪峰的消息，使我們著實焦急，不知他收到了錢沒有?也不知他的姑娘會不會變心?也許她誆騙了錢去，還是不來。這種事，在窯子裡的姑娘，正是常有的花招。我們怕雪峰沒有經驗，會上當了。又過了幾天，忽然收到雪峰從上海來信，說他到上海已四五天，住在旅館裡，想到松江來，叫望舒就去接他。我們研究了這封信。信上只說‘我已來滬’，不說‘我們’，也不提那姑娘的事。大家有點疑慮，到底他是光身來的呢?還是兩口子來的?我叮囑望舒，到上海後先了解一下情況。如果是雙飛南下，而且都要來松江，那麼務必先通知我，讓我好給那姑娘另外安排住處。否則，在我這個封建家庭裡是很為難的。想不到望舒早車去上海，當天下午就把雪峰接來松江。兩個男的，沒有女的。雪峰提著他的衣包，望舒幫他提著書包，看來書包比衣包大些，當然更沉重些。望舒給我們介紹了。其實這介紹也只是禮貌而已，大家彼此都知道了。我迫不及待地問雪峰‘怎麼樣?你的姑娘沒有來?怕我不收留嗎?’雪峰盯著我說：‘你們以為真有姑娘會跟我走嗎?’說了，他和望舒相顧一笑。我和杜衡知道望舒已問過他，也就不再問下去。後來望舒告訴我們：雪峰為了幫助幾個朋友離京所以編了窯姐兒的故事，托我們籌款。這是我和雪峰定交時的一個革命的浪漫故事。”施蟄存的這樣寫，的確如樓適夷所言， “別有意義，無傷大雅，比較適當”。
根據《魯迅研究月刊》1983年第6期刊載的《第一屆雪峰研究學術討論會紀要》可知，1983年5月30日至6月2日，在馮雪峰的故鄉義烏縣召開了第一屆雪峰研究學術討論會。樓適夷、汪靜之、黃源、駱賓基、杜鵬程、唐弢等應邀出席了大會。期間由義烏縣文聯主持召開了一次群眾性的學術報告會，樓適夷、丁玲、黃源、杜鵬程等作了關於馮雪峰的學術報告。樓適夷等參觀了馮雪峰任教過的義烏中學，並題了字。樓適夷數次寫信盼望施蟄存能出席這一研討會，作為馮雪峰的老友，施蟄存也理應參加，可為什麼沒有出席呢？筆者注意到，《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記載，1983年3月15日，“上午先生經華東醫院通過直腸鏡等檢查，被發現患有直腸癌，醫囑需即住院進行治療”，4月7日，“上午先生在華東醫院被施行直腸癌切除手術”。當時施蟄存已經79歲，剛做了直腸癌手術，肯定不宜外出。儘管施蟄存因為身體原因，未能到老友的故鄉義烏出席老友的紀念會，但《最後一個老朋友——馮雪峰》足以表達他對老友馮雪峰的懷念之情。
四
知道你病了很久，一直未及探 ，甚歉。近來在報刊上常見新作。當也恢複健康，為慰。我也是慢性病人。糾纏也久，最近在杭州住浙江醫院五十餘日，頗見效益，是上月下旬回京的。
現在想請教您一件事：
1933年2月7日，左聯五烈士殉難二周年，魯迅寫了《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在《現代》2卷6期發表，您能否回憶一下，當時約稿、送稿及發表情況，企望示覆，並示知近況，慰念。
因為我們（李何林，黃源，我，還有幾個年輕一點的）正繼承瞿秋白編《魯迅雜感選集》精神，編一本《續篇》，別加新注，每篇有解題數百字，記述文章背景。我被分配到的題目，其中即有《為了忘卻的紀念》一篇，想知道一些寫作及發表的背景。
希望從兄處得到一些資料，為此專函奉詢，盼候回音。老友當不吝賜教也！順此恭祝
健壽 闔家安好
施蟄存是怎麼回覆樓適夷的，筆者無從知曉。不過，關於《為了忘卻的紀念》的發表過程，筆者注意到施蟄存後來在一次訪談中作了詳細的回憶：“魯迅先生給《現代》雜誌的文章，通常是由馮雪峰直接或間接轉來的，也有托內山書店送貨員送來的。但這篇文章卻不是從這兩個渠道來的，很是異常，所以我至今記得是在一天早晨，我到現代書局樓上的編輯室，發現在我的辦公桌上有一個寫了我的名字的大信封，拆開一看，才知道是魯迅先生的來稿。我忙問了編輯室的一個校對員，他說是門市部一個營業員送上樓的，再去問那個營業員，他說是剛才有一個不認識的人送來的。我想會不會是雪峰派人送來的呢?但也不能肯定，至今仍不能確切地說清楚。等到這篇文章刊出後才聽說，這篇文章曾在兩個雜誌的編輯室裡擱了好幾天，他們不敢用，才轉給我，可見魯迅先生最初並沒有打算把這篇文章交給我在《現代》雜誌上發表。當時拿到這篇文章後，要不要用?能不能用?有些躊躇，自己委決不下，給書局老板張靜廬看了，他也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才決定發表。主要是捨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犯禁的語句，在租界裡發表，頂不上什麼大罪名。但還是擔心文章發表後，國民黨當局會來找麻煩，可是後來不知為什麼他們倒沒有來找麻煩。我把這篇文章編在第二卷第六期的第一篇，並在我的《社中日記》中向讀者說明，魯迅先生的紀念柔石的文章，應該是編在第五期上的，但因為稿子送來時，第五期稿已全部排訖，只得遲到今天，稍微失去一點時間性。為了配合這篇文章，我在這期的‘現代文藝畫報’上編了一頁專版。我向魯迅先生要來了一張柔石的照片，一張柔石的手跡，這是新文學史上重要的史料和文物。我自己決定配上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畫《犧牲》，是用我自己的《珂勒惠支木刻選集》制版的，因為這幅作品是魯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也曾在《北鬥》創刊號上刊印過的。版面還嫌空，於是我又加上一張魯迅的照片，這張照片是我在倉促之間從魯迅先生和別人合影的照片上剪裁下來的。現在已記不起原件是什麼樣子，好像是魯迅在宋慶齡家裡和蕭伯納合影的，但並不是現在人們所看到的那一張魯迅、蕭伯納、蔡元培三人的合影，那上面魯迅的姿勢不是這個樣子。因為蕭伯納是在同年二月十七日到上海來的，所以我題作：‘最近之魯迅’。”由此可知，為了發表魯迅的這篇名文《為了忘卻的紀念》，施蟄存還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此外，關於《為了忘卻的紀念》的寫作時間，施蟄存在《關於魯迅的一些回憶》中也談了自己的看法，“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魯迅在日記上寫道：‘下午雨。柔石於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為記念。’這一天所作的文，就是《為了忘卻的記念》。在文章的末尾，魯迅也記下了寫作月日，但卻是‘二月七——八日’，好像這篇文章寫了兩天。這篇文章有七千字，需要寫兩天才完成，這是極有可能的。但是我以為，魯迅這樣記錄，並非表示這篇文章寫了兩天，而是因為文章中說：‘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可知柔石被害的準確時日，沒有知道。魯迅雖然在日記中寫了‘前年是夜’，在文尾卻更準確地寫了‘二月七——八日’。可見魯迅這樣寫的意義，還是為了記念柔石。”
樓適夷一生交遊極廣，寫有大量的書信，單是中國現代文學館就藏有樓適夷給師陀、肖三、巴金、馮乃超、白朗、丁玲、汪靜之、王辛笛、綠原、許傑等不少名家的書信，但目前結集出版的只有《黃源與樓適夷通信集》，筆者期待《樓適夷書信集》、《樓適夷所藏友朋書劄》能早日問世，它們的出版必將豐富我們對樓適夷的認識和研究。
註釋從略。PDF版全文下載地址：journal.ipm.edu.mo
澳门理工学院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所公立、多学科、应用型的高等学府，成立于1991年9月。学院秉承“扎根澳门，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争创一流”的办学宗旨，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澳门地区一所充满活力、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精良、专业设置合理的综合性高校。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澳门理工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1998年创刊，中文版，季刊，每期208页。常设栏目有名家专论、港澳研究、总编视角、中西文化、文学研究、语言翻译、历史研究等。
本刊办刊宗旨明确，坚持高规格的学术要求与规范的编校标准。自2011年改版以来，本刊以其学术厚重、品味高雅、特色鲜明、编辑规范的特点，获得海内外学术界、期刊界好评，有多篇佳作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编。现为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本刊倡导良好学风，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实行匿名审稿制度。
本刊所有栏目均对外开放，热诚欢迎海内外学界朋友赐稿。来稿须未曾在任何公开出版物（包括网络）上发表过，并请遵循“征稿启事”中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