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的精神病

冷冻的精神病

Christopher Bollas

作者简介：曾在伦敦精神分析学院受训，1977年获得精神分析学家资格。

他还在塔维斯托克诊所接受了成人心理治疗、团体心理分析、夫妻治疗和组织心理学的培训。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执业。

下文节选自《When the Sun Bursts The Enigma of Schizophrenia》

适应英语文学研究还需要时光，而且思想的空间要回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曾专攻雅各布戏剧，美国文艺复兴时期和批判理论。由于种种原因，我发现文学研究远比历史更具挑战性，我之所以选择去布法罗，是因为我知道文学会以一种使我震惊的方式使我紧张，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最初，在大学，研究生被要求向新生教授作文，但他们也可以教他们喜欢的其他任何东西，并且在1970年，我开设了一门名为“疯狂与当代美国小说”的课程。在我做完开幕演讲后，三四个学生留在了后面。他们显然处境很糟。他们很难看着我或彼此，而且其中一个问我对精神分裂症了解多少，因为他是精神分裂症。我很震惊。我说我对此有所了解，但是他确定这是他应该采取的那种做法吗？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问他是否去过学生保健中心，他说不，他已经看过大楼了，但是看上去很奇怪，像一个沙坑，他无法进入里面去。我说我会帮他检查一下。

我慢慢走过校园。这些孩子让我深受感动，他们当然使我想起了我在EBAC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年纪较小的孩子，就像安静的鼓声，一个念头一直浮在我的脑海：“您不想教他们-您想与他们一起工作。”

在学生保健中心碰巧主任被释放了，他的秘书把我领进了他的办公室。马里兰州的劳埃德·克拉克（Lloyd Clarke）是一个非常镇定，悠闲，穿高领毛衣的人，略带山羊胡子，微笑着的眼睛。我向他介绍了我的课程，然后跳出了一个问题：“你知道，我宁愿和这些孩子一起工作而不是教他们。我有可能作为心理治疗师在这里接受某种形式的培训吗？” 我向他介绍了EBAC，我在大学心理史方面的工作以及我自己的心理治疗。“好吧，”克拉克轻笑着，斜倚在椅子上。“现在那是第一个，不是吗？” 我说我猜是这样。他抬头看着天花板，对自己微笑，沉默了约一分钟，然后他说：“好吧，我告诉你。我将必须由S. Mouchley Small（精神病学系主任）来负责。对我来说，发生的事是，如果他同意，您可以与一名学生一起工作，而我会监督您。我们将看看它如何进行。”

事情就是这样。三个月后，我每周在学生健康中心工作两天，同时教授课程和攻读博士学位。克拉克（Clarke）对事情的进展感到非常满意，他建议我们为可能喜欢与学生一起工作的人文学科的我这样的其他人创建一个程序。不久之后，其他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罗伯特·罗杰斯，默里·施瓦茨和诺曼·霍兰德。

克拉克称自己为“现有的精神病医生”。他会在没有先入为主的情况下听他说的话，让病人告诉他自己是谁。他坚信，如果有人这样听，那么这个人最终会告诉您他对自己的麻烦的了解，并给您关于如何帮助他的无意识提示。克拉克会解释那个人在说什么，偶尔问一些问题，但是他不会提供任何解释，因为他真正地相信自己对病人的陈述没有任何答案。通过与克拉克及其同事的合作，在我自己的治疗方法的帮助下，我开始将现象学和心理分析结合到临床环境中。

克拉克（Clarke）给我的建议是，要对我多年后与精神病患者的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在人们开始思考无意识的幻想和精神病性格的疯狂场景之前，吸收他们对现实的看法至关重要。他们如何看待世界？一旦掌握了这一点，第一步就是将其反映给他们，以便至少让他们经历到有人了解他们的世界观。

我在保健中心见到的大多数人都非常不安，但奈杰尔却属于自己。大学部门之所以推荐他是因为“暴力共鸣”。奈杰尔（Nigel）身高六英尺五，有着金色的剪发和惊人的蓝眼睛，穿着黑色的衣服，第一次参加会议时坐在椅子上，坐在椅子上。

在候诊室，开始敲开指关节。他没有在接待处办理登机手续；他坐着，直视着前方，好像他拥有未来。几秒钟后，其他患者离开了房间，在大厅里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治疗师。最终，秘书瞥了一眼室内窗户，问她是否可以帮助他。“我是在这里见到Bollas先生的，”他用最好的Android产品的声调在说话。

当我进入候诊室时，奈杰尔没有抬头，一会儿我就变得很困惑。当然，感谢上帝，这不是说明我很没有耐心吗？！于是，我看着我面前一动不动的人，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我的办公室。他迅速僵硬地站起来，好像在引起注意，我带着路。

第一印象当然可以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我对奈杰尔的第一印象是持久的。我吓坏了。

他声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房间里。他说他被要求来，否则他将被大学退学，他说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不知道原因。他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并且是精确的，负责任的自我保护者。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有问题。

我安排他每周两次治疗。每次他出现时，他都会清空我的等候室。

当然，我试图与他谈谈“暴力共鸣”，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推荐词，确实很恰当。当我问他为什么人们会这么说时，他说他不知道。他一生从未经历过“不良表现”。当然，他喜欢武术。他笑着对我说，当他沿着大学的道路走来时，他会看着迎面而来的人“看看我能以多快的方式杀死他们。” 他坚持认为这纯粹是一种精神锻炼，对此他感到非常自豪。我强迫自己说：“所以，我想你已经想出了要杀我的方法？” 他回答说：“哦，那很容易。”

很难传达这个人有多可怕。我向他介绍了我们每周的工作人员小组的坚持，因为他一直对大楼中的每个人都感到不安。我对他知之甚少，因为他几乎什么也没说。我只能说他沉迷于他的高贵和善良，世界不应该容忍邪恶或犯错的人。当我问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他是“法律上的人”，如果法律得到执行，那么所有的坏人都会得到他们的帮助。

在某些方面，我们的会议相当常规。奈杰尔将描述他在会议上的步行情况，并向我介绍他在途中见过的人，并描述他们的外观和行走方式以及他将如何杀死他们。他说话的声音柔和，空洞，完全没有影响，并且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他会用他那虚幻的狼般的蓝眼睛凝视着我。

他仅描述了童年时代的一个细节。十几岁的时候，他和母亲发生了一系列争执。我说了一些关于这一定是多么可怕的事，他的眼睛泪水涌现。在我们一起工作的所有几个月中，这是我从他身上看到的唯一激动的迹象。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他的贵族和专一感是基于一种精神病的超我意识。在一个环节中，当他再次告诉我他曾想过杀死一个人时，我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步骤，问他为什么他如此努力地去想象像这样的东西。“你有没有休息一下？” 我说。他看上去很困惑。

几节课后，他第一次感到沮丧。前一天晚上，他和一个邀请他约会的女人去了一家冰激凌店。我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以至于我很难专注于他接下来说的话，但是他继续告诉我，当他们进入展位时他们去了一个摊位，然后去检查陈列的冰淇淋。当他们回到展位时，被一个四口之家所占据：父亲，母亲和两个男孩。奈杰尔告诉他们他们在他的展位里，问他们是否足够友善离开。父亲回答说他一定是在开玩笑，这个地方空无一人，有很多摊位。他们难道不就去下一个吗？奈杰尔坚持要他们搬家。他的说话方式肯定令人恐惧，因为他的约会用完了又消失了。他仍然独自站在桌子旁，坚持不懈。最终，父亲因担心家人的缘故将他的羊群捆起来，他们全部离开了。

奈杰尔说：“有时候，您只需要对抗像他这样的恶霸。”

我说：“好吧，您认为自己是英雄，但实际上您是颗鸡屎而已。”

我不知道我要说这个。实际上，当这些话从我的嘴里冒出来时，我几乎心脏病发作了。奈杰尔抬头看向我，觉得这是一系列凶杀性举动中的第一步。

“您说您必须对抗欺凌者，但看看您的所作所为。您的性格中很大一部分对您说，您 必须 让那个家庭离开那里，而不是告诉自己的这一部分去他妈的，让您和您的约会对象一个人去做，您会怎么做？你陷进去了！”

当我说“你必须让那个家庭远离那儿”时，我改变了声调，以模仿他那金属般的机器人演讲。我也这样站着，并指向一个像我一半大小的人物，模仿一种巨人。

我永远都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奈杰尔举起他的胸膛，好像在从事有氧前传中的谋杀案一样，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一直传到候诊室。秘书后来说她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我也从未听过。从第一个“ AAAAAAHHHHHHHHHH”到“ GGGGGGGGUUUUUUUUUUHHHHH”花了三十或四十秒才能完成，然后完全停下来，好像他听不见一样。呼吸，直到他在抽搐的笑声中翻倍时得出结论。

他无法停止笑了大约十分钟。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行为。

“再说一次，”他说。

“再说一次吗？”

“是的，和您一样。像你一样站起来。”

因此，我以相同的方式重复了同样的短语，然后奈杰尔又笑了起来。

从那一刻起，当他进入候诊室时，他会对秘书说：“告诉博拉斯先生，鸡屎在这里。” 在会议中，他经常这样指称自己，并且他以无数种不同的方式使用了该短语，因为他吸收了自己在责任感的支持下无法摆脱困境的想法，并且他将自己的想法与自己联系在一起。需要压倒性的力量来统治残酷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之所以如此突破，是因为他有能力嘲笑自己的一部分，直到那时他才统治了自己的生活。

尽管奈杰尔无疑是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存在，但他并没有积极地精神病。他遭受了我们可能认为的 精神病。像他这样的人几乎没有精神病思维的迹象。他们的这一部分被封装在冻结的分裂状态中，使自己或多或少地显得正常。因此，他们的困境可能难以识别，而在精神分裂症或躁狂抑郁症中，精神病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更有可能得到治疗。

法国著名客体关系精神分析师安德烈·格林（André Green）和让·卢克·唐纳（Jean-Luc Donnet）二者可能将奈杰尔描述为患有一种白精神病（Psychose blanche）。1 除了产生一些观念化之外，他的思维摆脱了所有的思想。它还会产生阴性幻觉-而不是使不存在的物体产生幻觉，它会否定周围世界中存在的物体的存在。奈杰尔（Nigel）虚构地杀死了他所遇见的人，这类似于一种精神武术，他消灭了其他人。这种模式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如果他遇到了一个他先前“谋杀”的人，他的行为就好像那个人不存在了。

歇斯底里症经常聚集在培养精神病性心理状态的人群中。我被介绍去见另一个布法罗大学的学生，一个金发的年轻女子，头发上布满了黑色的低光油，黑色的指甲油，全黑，她说她是巫婆，是一条魔鬼的一部分。乔纳尔（Jonelle）会急切地告诉我有关自己的事，我只说了很少。我们一周开会两次，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她担心这条公约，担心他们的某些“愿景”与“精神错乱”接壤。该小组开发了一种具有编码的肢体手势的私人语言，并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朋友和员工将被赋予虚构的名字。

乔纳尔（Jonelle）觉得她再也无法控制那个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了。她开始用虚构的名字来称呼同学和老师，这违反了公约的约定，即他们的私人现实绝不能向现实世界揭露。她现在确定自己的一位女巫打算谋杀她并寻求保护。当我问那是什么保护时，她伸手拿钱包，掏出一只小玩具手枪。

她丝毫没有为参加公约的世界感到遗憾。但是，她的脑海中越来越强烈的声音让她感到震惊，她告诉她如果“不属于该死的人”，就要杀死一个女巫。我问她是否愿意给我玩具手枪，我说这可能会伤害她而不是保护她。

我告诉她，她并没有受到其他巫婆的实际身体伤害的危险，但是她已经离开现实世界很长时间了，以至于她现在已经到了幻觉并实际上与之失去联系的地步。她盯着我。会议时间很长，但是我没有其他病人，所以我们一起在房间里呆了大约两个小时。

最终她说：“你认为我可以回家吗？” 她的意思是说，她可以离开大学，重返圣路易斯的家人吗？我问家里是什么样的，她说她的父母都是善良的人。我说过，如果她允许我转介她去圣路易斯看治疗师，我会同意这一点，并通过便利她暂时离开大学来帮助她。我问她在圣路易斯会做什么。她说家庭用餐感觉就像是恢复生命的时刻，而且她喜欢听听父母在工作中所做的事情。她的母亲在制衣区工作，父亲在消防部门工作，那里充满了使她感到有趣和有趣的故事。白天呢？她说她将恢复阅读和写作诗歌。她问了盟约中的其他女巫。她可以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不受他们侵害？我说好消息和坏消息。坏消息是他们很可能会回避她，再也不会和她说话，但这也是个好消息。她简短地笑了笑，说这实际上是协议的一部分，我帮助她安排了回家的行程。

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乔纳尔（Jonelle）的来信。她让我知道她仍在听声音，并写道：“世界有时在我身上变得生动起来”，据我猜测，她正在经历视觉幻觉。但是她说，她非常感谢能够再次说英语并参与这个世界。

克拉克（Clarke）教了我一个重要的教训：尝试弄清这个人对如何自我帮助的了解，帮助他们从自己的自我疗法技术中学习，然后与之合作。奈杰尔确定自己拥有强大的理想自我，这使他免于实施暴力伤害行为。如果他能形成幽默感，他可能会摆脱精神病的保守态度，找到一些帮助之道，幸运的话，可能会帮助他度过真正的艰难时期。乔纳尔（Jonelle）知道，如果她回到家与父母同住，只是听着平时生活中的故事，她可能会从滑梯中转入精神病。

几年后，马苏德·可汉（Masud Khan）称其为“自我治疗”，但他将其视为自我心理病理学的一部分。他和温尼科特都认为，将其分解实际上是道义上的当务之急，因为它只能是虚假的自我组织的一部分。有时这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未能掌握克拉克（Clarke）等人赞赏的东西：此类设备经常试图从创伤中恢复过来，因此在生命过程中可能具有巨大的价值。

奈杰尔将他可怕的形象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对其进行了稍微修改-但我认为他已经私下开始建立一个更加轻松和宽容的内部世界。当她回到圣路易斯时，乔纳尔（Jonelle）用她的虚假自我帮助她开始与现实进行谈判。一个人必须理解，备受恶意攻击的虚假自我如何可以充当一种至关重要的过渡性人格，从而在一个人经历内在变化时保护他或她，这对于那些曾经私下为之疯狂的人来说可以使人深感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