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湘行散记》：生活的庄严与圣洁--文史--中国作家网

来源：《名作欣赏》俞兆平2020年07月30日08:24《湘行散记》是著名作家沈从文最有代表性的散文集子，出版之后，声誉鹊起，被称之为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之作。但国内学界对其评析似乎尚未到位。1934年年初，在北京的沈从文接到母亲生病的消息，随即冒着严寒赶回故乡，他乘车从湖南常德到桃源，转为包船溯沅江而上。船沿水路，且行且泊，历时12天，才到水路终点浦市上岸。行前，沈从文曾与新婚的妻子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的所见所闻，《湘行散记》就是根据这批书简中记录的原始素材创作而成。《湘行散记》由11篇散文组构而成，在对画卷一般的湘西的山光水色、人事物象的描述中，呈露出作者对社会、人生、历史的独特悟解。回到湘西，回到16年前生活过的地方，重温那已消逝的童年梦境，沈从文的心中充满了爱：“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石，都唤起他的爱，都闪射出美。今天的湘西流传着这样的一段话：“湘西之美，美在沈从文的书里，黄永玉的画里，宋祖英的歌里。”可见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之美已深深地印在民众的心间，这种美，很大成分地来自《湘行散记》。湘西之美，首先是自然景观的美。美籍华人评论家夏志清曾说过，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此话不假，请看他笔下的雪天舟行图：天已亮了，雪已止了，河面上寒气逼人。眼看这些船筏各戴上白雪浮江而下，这里那里扬着红红的火焰同白烟，两岸高山则直矗而上，如对立巨魔，颜色淡白，无雪处皆作一片墨绿。奇景当前，有不可形容的瑰丽。印象主义流派的绘画讲究光与色给人的瞬间印象与感受，在沈从文视野里，天刚亮时的曙色、积在船筏上的白雪、船上烧饭闪跳的红焰、随江风缭绕的白烟、两岸对向矗立的或显淡白或显墨绿的高山……瞬间闪耀的色彩均被他捕捉于笔下，寒天雪意的神韵亦在字缝间透出。沈从文生在湘西，长在湘西，对大自然有着一种天生的亲和感，他从内心里亲近自然，尊重自然，用一种世所罕见的审美敏感去捕捉自然，表现自然，甚至对自然升华到一种虔诚的宗教情绪。在《桃源与沅州》一文中，他写船行山谷，水色清明透彻，他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楚辞》，看到了《楚辞》中的芷草：这种兰科植物生根在悬崖罅隙间，或蔓延到松树枝桠上，长叶飘拂，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花叶形体较建兰柔和，香味较建兰淡远。游白燕溪的可坐小船去，船上人若伸手可及，多随意伸手摘花，顷刻就成一束。若岩石过高，还可以用竹篙将花打下，尽它堕入清溪洄流里，再用手去溪里把花捞起。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崖下繁殖。那种黛色无际的崖石，那种一丛丛幽香眩目的奇葩，那种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迷人心目的圣境。船行水上，香漫山谷，叶拂人面，花落清流，大自然之美让从喧闹的都市回来的沈从文应接不暇，而他那精细的观察力也发挥到了极致；加上对屈原的忆念，对“沅有芷兮澧有兰”诗句的征引，现实的美景与历史的境遇两相交融，把人带入目眩神迷的“圣境”，进入一个人与外在自然化融一体，人与传统文化合而为一的超然境界。而这“圣境”的背后，则是沈从文所领悟到的自然的圣洁、超越的神性。在沈从文的心目中，与自然的“圣境”并重的，还有一个由湘西儿女构成的社会的“圣境”。我卧在船舱中，就只听到水面人语声，以及橹桨激水声，与橹桨本身被扳动时咿咿哑哑声。河岸吊脚楼上妇人在晓气迷蒙中锐声的喊人，正同音乐中的笙管一样，超越众声而上。河面杂声的综合，交织了庄严与流动，一切真是一个圣境。对于由各色人等、各种职业、各种阶层组成的人间社会，沈从文坚持以“乡下人”的目光来衡量。他曾坦然告白：“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乡愿标准。”他推崇的、尊重的是自然人性的美，而非权势、财富或学识等通常的“社会”标准。即使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如渔夫、猎人、水手、兵勇、纤夫，甚至是土匪、妓女、巫婆，沈从文也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天然生成的生存的信义，看到人性的本真、善良：“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这是一种未受鄙俗的商业气息所濡染，在相对封闭区域内保存下来的自然的纯朴的信义，它构成了沈从文笔下湘西儿女的人性基调。沈从文为这种自然人性的美而感动，他甚至在水手与妓女的应答中，感悟到生命与生活的庄严与圣洁。上引的河岸吊脚楼上妇人在晓气迷蒙中锐声的喊人声音，在他听来“正如音乐中的笙管一样”。湘西儿女的善良、信义、纯朴，构成了有别于庸俗功利世界的另一“圣境”。《湘行散记》并非一般的描绘风光、记叙民俗的游记，它的重心更在于写人，写20世纪30年代湘西社会中的人。全书11篇，有6篇是刻画单个的人物形象，余下5篇也或多或少写出群体或个体的形貌。开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写的是一位隐匿于乡间的奇人，风雅而雄健，“爱玩字画也爱说野话的人”，其鲜活的个性正如湘西的风光“潇洒秀丽中带点雄浑苍莽气概”。写出此人，沈从文也有意无意地为这次《湘行散记》定下了基调。《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青年水手牛保夜宿吊脚楼上的“相好”，天亮后带着妇人送的核桃返船，送给了“我”，“我”亦回赠四个烟台大苹果给他，没想到他不顾开船在即，又飞奔而去，把苹果献给那个妇人。水手与妓女的深情，另类似的爱，跃然纸上。《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写一个煤矿工人带领约两千个穷人造反，与官府对峙七年，后不慎中了五个官府青年军官的诡计，失势被捕，不甘受辱，跳入废弃的矿井自尽。湘西儿女彪悍、刚烈的性格与永不屈服的血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虎雏再遇记》写的是沈从文一次教育实践的失败经历。四年前他曾把一个名叫虎雏的十四岁的乡下孩子带到上海，想用最文明的方法来造就他。但生长在边陬僻壤小豹子一般的虎雏无法适应都市生活，在上海滩生事打坏了一个人，便失踪了。此次回乡，来辰州迎候的竟是他，此时的他已是驻军特务连的高手了，长得高大俊美，灵活而敏捷，有精神，有野性，只十八岁，就“放翻了六个敌人”，就在送“我”回乡的路途中，还不动声色地收拾了一个蛮横无理的军人。这故事暗合卢梭的教育思想，即顺应儿童的自由天性，由其师法自然而健康地成长。沈从文默默认可了虎雏对自我发展道路的选择，纵虎崽归山，放小龙入水，通过虎雏这一喜剧性的结局，沈从文是在宣告现代文明在原始性灵面前的失败。《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则用一种漫画式的笔调，勾勒出一位年轻时心气颇高、幻想成“龙”的老同学，经血雨腥风的折磨，政界淫威的熏染，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猥琐庸俗的小官僚形象。在行文中，你可感受到沈从文那无奈的感慨与深深的失望。最值得一提的是《老伴》一文。“老伴”是沈从文当年从军驻守在泸溪县时极要好的伙伴，他叫赵开明，时时梦想当一个上尉副官，他在城街上看中一个绒线铺的女孩子，并赌咒要回来讨她做媳妇。这次还乡，沈从文惊讶地发现他真的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这个故事为何值得重视呢？因为这女孩子就是《边城》中翠翠的原型。虽然此时翠翠已经过世，但她留下了跟她一模一样的女儿；虽然此时“时间与鸦片烟已毁了”赵开明，但他毕竟是个不背弃信义的湘西男人。学界不是一直在争论《边城》中的傩送会不会回到翠翠身边吗？沈从文在《老伴》中告知：现实中的赵开明能回到翠翠的身边，那小说中傩送也一定会回来，湘西儿女对爱的执念与信义是不会动摇的。余下的《桃源与沅州》《鸭窠围的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辰河上的水手》《箱子岩》5篇，沈从文描绘的多是随着船行橹桨划水声一闪而过的个体、群体形象，并引发出对人生、历史的悟解。小船去辰州还有30里时，险滩急流增多，临时增加了一纤手，来者却是一个老头子，“牙齿已脱，白须满腮，却如古罗马战士那么健壮……我问他有多少年纪，他说七十七。那样子，简直是一个托尔斯泰！眉毛那么长，鼻子那么大，胡子那么多，一切都同画相上的托尔斯泰相去不远。看他那数钱神气，人快到八十了，对于生活还那么努力执着，这人给我的印象真太深了”。77岁高龄，已到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他却仍在急流险滩上拉纤拼搏，依然努力执着地像个古罗马的斗士般生活着。这就是沈从文为湘西男人的塑像，他也从这些人身上想到了历史的意义，悟出人生的哲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法国思想家卢梭曾把人分为“自然的人”和“人为的人”两大类，“自然的人”遵从本性，崇尚自由，不为物欲所累，是人类的黄金时代；而“人为的人”逢迎曲求，为物所役，为他人规范而活。显然，沈从文崇奉的是“自然人性”，由此方能接触到湘西儿女的“灵魂”，既看到他们朴质纯真的爱的一面，也看到他们顺应自然的从容的人生态度。他们基本上是生活在纯粹的原态的自然环境中，融入自然，与自然万物一体，使他们对生存、苦难、哀乐、生死，有着一种从容、冷静、顺应的心态，对生命的悟解也就比常人来得深刻了。从整个来说，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隆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何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的多一些。但一味地顺应天命，毫无历史感地活着，同时也带来了停滞乃至愚昧，这又是沈从文矛盾、犹豫的心态。他望着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沅江，16年的时光过去了，身旁的人事物象却依然如旧：“十六年来竹林里的鸟雀，那份从容处，犹如往日一个样子，水面划船人愚蠢朴质勇敢耐劳，也还相去不远。”对于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的人”，他盼望着一种革新，来搅动这迟缓与寂静：我们用甚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长久一些。用什么来唤醒尚沉睡在旧有生活轨道上的湘西民众呢？沈从文像是一时也找不到方剂，只能象征性地以“划龙船精神”来鼓动之。他虽然不能像鲁迅一样在铁屋子里呐喊起来，但毕竟看到了问题症结所在：“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沈从文的目光从湘西民众移到了我们的民族，他在深深地担忧着，也在寻找着解救的方案。在学界众多的评论中，苏雪林之说尤显得警拔：沈从文的“作品却不是毫无理想的。……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也就是说，沈从文的作品，是要把新的生命之血注入衰老的机体；以野蛮的气质为火炬，引燃民族青春之焰，这是沈从文的创作动机与作品功能之所在。苏雪林一语破的，精辟透彻地揭示出了包括《湘西散记》在内的沈从文作品的内质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