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中国式创新八个故事的发展意义与创新价值
如今无中生有的创业源头、有中生无的企业发展、有无相生的产业生成以及生生不息的创新生态，成为地区创新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落脚点，如何处理好创业之“叶”、企业之“茎”、产业之“干”、生态之“根”的关系成为所有地区、城市、园区发展的关键。如下所分享的中国式创新八个故事，两个是创业生成的故事、两个是企业成长的故事、两个是产业培育的故事、两个是文化生态根植的故事。其中，前四个故事是新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后四个故事是传统人文地理意义上的。
一是中关村很多上市企业班底何在？某种意义上，中关村的创业创新基因与很多上市企业班底很大程度上崛起于2000年左右。此时，中关村抓住全球互联网经济兴起，以及大量海外留学生归国创业机遇，强化硅谷与中关村人脉链接带动专利技术、风险资本、经验知识的链接，将中关村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如成立中关村留学生服务总部，对于满足要求的创业团队或个人给予10万元支持，通过创业试错加快新兴产业培育；成立驻硅谷办事处等多个海外办事处，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为促进海外留学生在国内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积极协调有关部委，推动商事制度改革、外汇制度改革、出入境改革等先行先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创业板加紧推出，2009年中关村仅创业板一次性IPO接近40家，如今更是涌现出几百家上市公司。
二是北京的独角兽企业为什么很多？2000年左右，在针对跨国公司研发总部在华到底引不引进、支不支持、怎么支持在北京市级层面、区级层面存在了分歧，原因在于这些研发总部仅有的个税交给市里而非区里。在此背景下，长城所承担了跨国公司在华调研及政策研究课题，提出应该从创新网络及其溢出相应的角度来看待，不仅应支持、还应该加大支持，促成了北京关于此项政策的创新。十几年后，2019年长城所发布2018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研究报告，共有220余家独角兽企业；其中北京拥有80家独角兽企业。从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北京来看，有接近一半是从跨国公司研发总部、民营科技集团研发总部中走出来的。
三是杭州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杭州之所以能够在上一轮发展中异军突起，归根结底是因为杭州能够站在新经济地理上，将南方做事、北方做局的文化的融合进而实现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统一，成为互联网经济的策源地。南方善于做事，一旦会做局就会非常强大；北方人善于做局，但并没用于创业、实业、商业、产业、企业里去。而马云的出现实现了对这种商业文化基因的超越，正是在北方创业失败的经历，将马云浙商与生俱来灵敏、敏锐的商人特质，将平台经济与小商品买卖交易相结合。也就是说，杭州作为历史上南北方文化交汇之地，容易发育开放、包容、融合的文化，没有这种开放、包容、融合的文化就不会有阿里的出现，就不会有杭州平台经济的崛起，也就不会有杭州互联网经济策源地的地位。
四是光谷在全球为何最具区域个性？前任湖北省委书记第一次去考察光谷时，说到底是光重要还是谷重要，他认为是光重要；但第二次去光谷的时候，他做了修正，他认为两者的关系相互协同，谷更重要。光与谷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的关系，产业生态就是产业链上中下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创新生态就是政产学研金介用之间的关系，鱼水相关。在武汉东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强调“光”的引领、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更是强调“谷”的生态作用，使得光谷优化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有机结合。
一是为什么吴越江浙能出商业巨子？自古以来，江浙地区能出商业巨子，他们将自身的最大的优势归结为精神优势。近年来江浙很多城市往往把自己的这种精神概括为“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道尽千言万语、想出千方万法。以浙江为例，在农业时代并非富饶之地，但独特的地理经济与人文地理决定了完整的文明发育。浙江虽然是鱼米之乡，却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5 分，狭小的生存空间迫使浙江人“背井离乡”，外出寻求出路。他们有着“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精神，为了实现创业的目标什么苦都能吃，苦活、脏活、 累活都肯做。没有商业文明充分孕育的地方难以走向创新文明，譬如山东除了历史上的齐国是典型的重农抑商的文化策源地，而如今的青年才俊毕业后更倾向于进入体制，而非走向创业、企业、产业、商业、实业。
二是广东为何一年出现一万家高企？普遍认为，近十年来广东被视为产业转型升级是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基石是广东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作为加强自主创新、转型升级以及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广东聚焦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加强资源统筹及资源配置予以支持，在此政策导向下省、市、县三级财政联动甚至一家高企将给予两三百万支持，在最高峰期间一年认定培育出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万家，引起国内很多地区的重要反向。目前以高企培育为核心的产业培育、创新驱动工作体系在东南沿海等地区得到推广应用。
三是为什么合肥近些年异军突起？合肥20年前曾经还是一个不通铁路干线的省会，彼时被叫做中国最大的县城，经济总量排与河南周口、湖北黄冈排排坐。但20年后成了世界最大平板显示基地、186家集成电路企业的存储产业基地、科大讯飞领衔的“中国声谷”。如今合肥被媒体誉之为“伪装成政府的投资银行”，实施上阐述了合肥近几届政府在前瞻培育新兴产业过程中承担创新风险亦取得产业培育成效的故事，也意味着区域产业发展不仅仅需要外埠招商引资以及市场自然生成，还需要政府的前瞻培育以及投资银行运作。在此过程中，合肥不仅有一支堪比一线城市的招商队伍，还借助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实施产业培育。近年来尽管常年有其他地方政府跑到合肥取经但是往往学不到精髓，但派出去的招商队伍一住就是一周，但对于该干什么该问什么却并不在意。
四是为什么万亿城市南方比北方多？自隋唐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从开始南移到加速南移，到南宋时完成了这一转移。自此以后，南方历经了充分的农业文明、到商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再到创新文明的发育，但由于北方的商业文明发育不充分，在工业时代、新经济时代的发展顽疾逐步显现，以至于出现北方往往“闭门打狗”，南方则是“放水养鱼”。改革开放四十年末，四大直辖市及广州、深圳、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青岛、宁波8座副省级城市，长沙、郑州两大省会城市，苏州、无锡是两大地级市为亿万俱乐部。除郑州、青岛外，有14座城市分布在国家五大国家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最多，共有6个，除了合肥其他均为中心副中心城市。
总而言之，根深才能叶茂、茎青才能干强。GDP核算之下是产业，但产业能做多大，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企业干出来的；企业能都走的多远、跳的多高、跑的多快，不单是招商引资、要靠创业创新，取决于创业源头上的数量、质量和层级；而根上则是生态，一个地方的生态，就是理解为产生独具一格的创业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土壤。当前与未来我们更需要从新经济生态观的角度，重新去审视如何优化创业的“叶”、企业的“茎”、产业的“干”和生态的“根”之间的关系。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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