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巴金的青春往事
1933年，巴金（左一）摄于北平达子营沈家，图中右一至右四分别为：张充和、张兆和、沈从文、沈岳萌
1988年5月，巴金的心情十分沉重。当月10日，沈从文在北京离世，接到沈夫人张兆和的电报后，巴金不相信这是事实，他仿佛仍在与沈从文聊天、辩论，沈从文温和的笑容总是浮现在眼前，那些青年时代的美好记忆历历如昨。隔了一天，他才发出回电：
病中惊悉从文逝世，十分悲痛。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我们三十、四十年代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小林因事赴京，她将代我在亡友灵前敬献花圈，表达我感激之情。我永远忘不了你们一家。请保重。[1]
1988年，沈从文去世，巴金发去唁电
话语平淡，泪水和悲痛都埋在心底。第二个月，他接到张兆和的回信：
巴金兄：
从文此次猝然离去，为我们初料所不及。因为自去冬以来，情况一直很好，想不到他走得那样快！
您的唁电5.13日收到，嗣后又由小林代表您参加从文遗体告别，衷心感谢，无以复加。您在唁电中提起五十多年前旧事，使我想起您同从文之间非同一般的友谊，你们各自不同的不幸遭遇，心潮起伏，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从文去了。他走得非常平静。小林亲眼看到，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
死者已矣。我衷心盼望您，还有冰心先生，还有平伯先生好自珍摄。您已经给的太多，倾尽毕生心血，对得起这个国家和人民。这一点仿佛是庸俗之见，想来也是众多尊敬您、崇拜您、爱护您的骨肉亲朋和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愿望。希千万为大家保重。
兆和
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2]
信中，张兆和用了“非同一般的友谊”这样的话，它们恰恰可以注释巴金在唁电里仿佛很平静的文辞：“我们三十、四十年代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永远忘不了你们一家。”可是，他又怎么能平静下来呢?“一百多天过去了。我一直在想从文的事情”，巴金身患严重的帕金森氏症，执笔困难，就是这样，他花了三四个月，用颤抖的手写长文《怀念从文》。那些灿烂的青春岁月，他与沈从文半个世纪的友情画卷，在他的笔下徐徐展开……
1988年，巴金抱病写下《怀念从文》，作为“代序”，收入《长河不尽流》一书
“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
我和从文见面在一九三二年。那时我住在环龙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菜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讲话不多，又不善于应酬，这次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3]
1932年7月上旬，巴金从福建旅行回到上海。沈从文到上海，应当是在7月25日或者以后的几天。当年7月22日，他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上写道：“我还预备过上海去一次，若三天内可作出一点事情来，廿五或当动身……”[4] 那本小说集，有的研究者认为应当是当年11月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都市一妇人》，文中说《虎雏》是巴金的误记，因为《虎雏》在当年1月即出版了。——这是他们波澜不惊的相识，却又是一见如故的“融洽”。
当时执教于青岛大学的沈从文这次南行，更重要的目的是去苏州见他苦恋三年的对象张兆和：
有一天，九如巷三号的大门堂中，站了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说是由青岛来的，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家中并没有一人认识他，他来以前，亦并未通知三姐。三姐当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他以为三姐有意不见他，正在进退无策之际，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原来是沈从文。他写了很多信给三姐，大家早都知道。于是二姐便请他到家中坐，说：“三妹看书去了，不久就回来，你进来坐坐等着。”他怎么也不肯，坚持回到已定好房间的中央饭店去了。二姐从小见义勇为，更爱成人之美，至今仍然如此。等三姐回来，二姐便劝她去看沈二哥。三姐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二姐又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于是三姐到了旅馆，站在门外( 据沈二哥的形容)，一见到沈二哥便照二姐的吩咐，一字不改的如小学生背书似的：“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背了以后，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于是一同回到家中。[5]
沈从文带了一大包礼物来，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著作，有一对书夹。据说，为了买这些礼物，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不知道是不是巴金陪他去新中国书局卖掉的那本小说集。沈从文不通外文，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尽管如此，我总觉得沈从文所托非人，当时，巴金连女朋友都没有，也没有谈恋爱的经验，沈从文托巴金给女友选购礼品，选购的居然是这么一大堆书，也只有这两个书呆子能想得出来。张兆和觉得礼太重，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猎人日记》和契诃夫小说集。
沈从文不虚此行，是否打动了张兆和不说，至少收获了一个同情他的二姐，还用“讲故事”的古老套路给张家姐弟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五弟寰和，从每月二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款待沈从文，让他大为感动，立即跟五弟说：“我写些故事给你读。”他不曾食言，后来写《月下小景》系列，每篇后面都附有“给张小五”的字样。
在巴金这一面，那天卖完稿子以后，在书局门口分手时，沈从文约巴金到青岛去玩。这是初次见面的客套话也说不定，然而，一个多月后，巴金真的去了。“我本来要去北平，就推迟了行期，九月初先去青岛，只是在动身前写封短信通知他。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6] 巴金在这里住了一周，就住在沈从文的宿舍里，“在青岛他把他那间屋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7]。真像是多年交往的老朋友，巴金没当自己是客人，沈从文也没当自己是主人，“随便”。后来巴金还有回忆：“从文当时在山东大学教书，还不曾结婚，住在宿舍里面。他把房间让给我，我晚上还可以写文章。我就借用他的书桌写了短篇小说《爱》，也写了《砂丁》的《序》……”[8]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这次见面，他们相互间更加了解，更相知了。
青岛，是沈从文一生中养育梦想的一个地方。这里的山、海、花、草、树木，唤醒了他的内心记忆，洗去了他昔日在北京、上海、武汉等都市所蒙受的尘垢，人的天性得以流露和伸张，情感像大海的波涛一样奔涌而出。在给大哥的信上，他描述过他和妹妹沈岳萌（“萌弟”）在这里的生活：“萌弟极安静，住处比我的较好，每天差不多都同我过海边一次，在青岛住下一年，走路真很可观。”“这里照例每晚上总得落雨打雷，白日又清清白白。海边各处是人，男女极多，最好的极新式的别墅，每月租金一百到五百，完全像画上一样动人。”[9] 他曾写过青岛的5月，山脚树林深处，不时传来鸟鸣。公园中梅花、桃花、玉兰、郁李、棣棠、海棠和樱花，一齐开放。“到处都聚集了些游人，穿起初上身的称身春服，携带酒食和糖果，坐在花木下边草地上赏花取乐。”[10] 沈从文经常到海边漫步，坐在海边，晒着太阳，面对万顷碧波，远行船只留下的一缕淡烟，一个人胡思乱想：“名誉、金钱，或爱情，什么都没有，那不算什么。我有一颗能为一切现世光影而跳跃的心，就很够了。这颗心不仅能够梦想一切，还可以完全实现它。”[11]
沈从文摄于青岛的寓所（叶公超摄），1932年巴金曾在这里住了一周
在青岛，沈从文不能忘记中国公学时代的张兆和，还有美丽的“偶然”。“真难受，那个拉琴的女子，还占据到我的生活上，什么事也作不了。”“见了那个女人，我就只想用口去贴到她所践踏的土地……”[12] 名誉、金钱、爱情、欲望、苦闷，种种问题，不断地搅动着他不安分的心。有人把沈从文想象成一个吹奏着田园牧歌的笛手，哪里呀，沈从文看似单薄、孱弱的身体里孕育着巨大的热情和能量，它们像岩浆一样，一生中都在不断地搅动。对感情、对工作、对生活，都是这样的。他自己也很清楚，在所谓理智与情感的平衡中，情感经常发炎，经常失衡，在同一封信中，他就表达过把握不住自己的感叹：“我愿意我的头脑能够安静点，做一点事情，但是，热情常常在想象里滋育长大，我将为这个更其胡涂了。”[13]
1932年，沈从文30岁；巴金28岁，同样被困锁在热情的熔炉之中。这一年的10月，就是从沈从文那里离开的一个月后，巴金发出了“灵魂的呼号”。他对朋友说“请你听听我这个孤寂的灵魂的呼号罢”，他对自己日夜投入的写作产生了严重的质疑：“爱与憎的冲突，思想和行为的冲突，理智和感情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时常说我的作品里混合了我的血和泪，这不是一句谎话。我完全不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我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我不能够冷静地像一个细心的工匠那样用珠宝来装饰我的作品。我只是一个在暗夜里呼号的人。”“我随时都准备着结束写作生活，同时我又拼命写作，唯恐这样的生活早一天完结。像这样生活下去，我担心我的生命不会长久，我害怕到死我还陷在文学生活里面。这种情形的确是值得人怜悯的。”[14]
他们都有无数的矛盾、痛苦、不解、怀疑、激情……这些都折磨着他们，令他们不安、不平。大约这才是真正的作家。一个永远作着精神探索的人。像老托尔斯泰一样，生命中每一个阶段都有“精神危机”，这也才是大作家。不像有些志得意满的作家，仿佛一辈子也不会有困惑，思想和心灵就如一潭死水。
多年过后，作为巴金和沈从文友谊的见证，我在整理巴金先生遗留下来的文献时，在旧纸堆里找到了一个空信封。左上角印有“国立青岛大学”的中英文字样，信封上的字是用钢笔书写的，是沈从文的笔迹：“上海东百老汇路开明书店编译所索非先生转巴金先生启；从文寄。”信封的背面邮戳字迹比较模糊，看不清年份，隐约能看到11月29日的字样。查年表，沈从文是1931年8月就任青岛大学国文系讲师的（1932年9月，青岛大学改为山东大学），1933年8月离开该校。不管这封信写于何时，“青岛大学”的字样有标示性，巴金住过的沈从文的宿舍，他们一起散步的海边、樱林，还有推心置腹的交谈，这些都是他们一生中美好的记忆。
带有“国立青岛大学”字样的信封
“真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耶”
据张充和的叙述，1932年年底即寒假，沈从文第二次来苏州，“穿件蓝布面子的破狐皮袍子。我们同他熟悉了些，便一刻不离的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嗥，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15]。这一次是谈婚论嫁来了，他和张兆和同去上海看望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与张兆和的父亲很谈得来，婚事就算有了着落。在这之前，沈从文曾写信给二姐张允和，请她征询父亲的意见，并对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二姐给他电报里，用了自己名字里一个“允”；张兆和的电文则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样，在1933年年初，他们正式订婚，张兆和也随沈从文到了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做西文图书编目工作。
1933年春, 沈从文、张兆和摄于青岛
1933年8月，沈从文辞去教职，应杨振声之邀到北平参加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工作。同时，他开始筹办自己的婚事。8月24日，他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详细地报告了筹办婚事的细节和对位于达子营这个新家的安排。婚后的生活也有了图景：张兆和每日可过北大上课，沈从文继续去编教科书，并准备接手《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九妹岳萌打算到天津读书……洞房花烛，人生大喜，沈从文写道：“近年来也真稀奇，只想作事，成天作事也从不厌倦，每天饮食极多，人极精神，无事不作，同时也无一事缺少兴味，真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耶？”当然，他没有忘记及时表扬一把新娘子：“兆和人极好，待人接物使朋友得良好印象，又能读书，又知俭朴，故我觉得非常幸福。”[16] ——“非常幸福”，这是丰盈的满足感，婚后两三年，沈从文迎来了创作的成熟和高峰期，《从文自传》《边城》《湘行散记》等杰出的作品相继问世。
1934年春，沈从文、张兆和摄于达园
在沈从文给大哥的这封信中，他提到“信中的喜帖，照日子看来，也许当在九号可以寄到”。沈从文的喜帖是什么样子的呢？多少年过去，人们似乎已经不奢望还能看到。偏偏他在上海的朋友巴金完整地保存了下来。那时候，朋友索非就是巴金的“代理人”，代理他与外界的各种联系，沈从文寄喜帖依旧是寄给索非转，这次地址有所变化：上海四马路开明书店索非先生转巴金先生——用的是娟秀的毛笔小楷写的。信封是专门印的中间有红条框的，下面落款的地址是仿宋体的：北平府右街达子营三十九号。这是沈从文的新家地址。邮戳上有中英文的“北平”字样，时间是民国二十二年8月24日——给大哥的喜帖也是那一天寄出的，看来那是沈从文统一给亲友寄喜帖的日子。颇为幽默的是，信封上邮局还盖了一个“欠资”的大红印。
内装喜帖是一张单片的竖条纸，上面印着：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九日二弟从文三女兆和于北平
本宅结婚恭治菲酌敬请
阖第光临
沈岳林
张冀牗敬启
沈从文寄给巴金的结婚请柬
沈岳林，就是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张冀牗是张兆和的父亲，他们是代表双方的家长，可惜，他们都没有出席沈从文的婚礼。
在新编的《周作人集外文》中，收录了一则《沈从文君结婚联》，是周作人在沈从文结婚前一天所作的，他也没有参加当日的婚礼，这则文字不长，全文如下：
国历重阳日，沈从文君在北平结婚，拟送一喜联而做不出，二姓典故亦记不起什么，只想到沈君曾写一部《爱丽思漫游中国记》，遂以打油体作二句云：
“领取真奇境，会同爱丽思。”[17]
这副对联与沈从文给大哥的信中说“真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耶”对照起来也真是别有意味。这一段传奇的恋爱、受人关注的婚姻，由此算是进入了“真奇境”吗？这恐怕不是外人好评价的，总之这一对夫妇的一生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坷又辛苦。沈从文的很多情话留了下来，张兆和的态度，人们却不太清楚。60年过去了，直到编辑《从文家书》时，她才写下这样的文字：“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 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18]
这段话写于1995年8月23日晨，沈从文如果活着，应当是93岁；张兆和那一年85岁。当年，沈从文曾讲过最美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19] 那时，他们“正当最好年龄”，而当他们真正相互理解，却要跨过一个甲子的时间和风雨。
“我常常开玩笑地说我是他们家的食客”
巴金来了。
多年后，巴金回忆：
第二年我去南方旅行，回到上海得到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的消息，我发去贺电，祝他们“幸福无量”。从文来信要我到他的新家作客。在上海我没有事情，决定到北方去看看，我先去天津南开中学，同我哥哥李尧林一起生活了几天，便搭车去北平。
我坐人力车去府右街达子营，门牌号数记不起来了，总之，顺利地到了沈家。我只提了一个藤包，里面一件西装上衣、两三本书和一些小东西。从文带笑地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来了。”就把我接进客厅。又介绍我认识他的新婚夫人，他的妹妹也在这里。[20]
巴金这段文字有一个地方值得细究：他究竟是因为“去南方旅行”错过了婚期，未能出席沈从文的婚礼，还是他旅行回到上海，接到喜帖（“得到……消息”），但是他因事未能去北平呢?“得到……消息”是指已经结婚，还是得到通知（喜帖）？巴金那一年的确去了福建和广东，不过，7月下旬，他已经返回上海。之后，又与朱洗母子同游普陀，至迟8月初也回来了。沈从文的结婚喜帖是8月24日寄出来的，无论如何，巴金在8月底以前也该收到了，如果要出席婚礼，完全来得及。如果再做一个猜测的话，不喜欢热闹的巴金也许是有意避开婚礼，而宁愿选择一个清静的时候，单独向朋友表示祝贺。
这么说是因为，沈从文是9月9日结婚，而巴金15日就已经在北平了（还不能说15日那一天才到，也许更早）朱自清9月15日的日记写道：“晚振铎宴客，为季刊，晤李巴金，殊年轻，不似其特写。冰心亦在座，瘦极。”[21] 那仅仅是沈从文婚后的第6天，他不该错过沈从文的婚期啊，除非是有意的。巴金一点也不客气，在沈从文的蜜月期间，他到了沈家，大大方方地住进了沈从文的书房，“我常常开玩笑地说我是他们家的食客”[22]。“客厅连接一间屋子，房内有一张书桌和一张床，显然是主人的书房。他把我安顿在这里。”“院子小，客厅小，书房也小，然而非常安静，我住得很舒适。正房只有小小的三间，中间那间又是饭厅，我每天去三次就餐，同桌还有别的客人，却让我坐上位，因此感到一点拘束。但是除了这个，我在这里完全自由活动，写文章看书，没有干扰，除非来了客人。”[23] 很快，巴金在沈从文的书房中开始了工作，他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雷》，“《雨》出版以后不到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雷》。这是我从广东回上海后又从天津到北平、住在一个新婚的朋友家里的最初几天中间匆忙地写成的”[24]。接下来，他又写了《电》的一部分：“这部小说是在一个极舒适的环境里写成的。我开始写前面的一小部分时，还住在北平那个新婚的朋友的家里，在那里我得到了一切的方便，可以安心地写文章。后来另一个朋友请我到城外去住。我去了。他在燕京大学当教员，住在曾经做过王府的花园里面。白天人们都到对面的学校本部办公去了。我一个人留在那个大花园里，过了三个星期的清闲生活。这其间我还游过一次长城。但是我毫不费力地写完了《电》。”[25] 巴金说的“一个极舒适的环境”，其中就包括沈从文的新家。
那一段时间，沈从文一面编教科书，一面开始忙活《大公报·文艺》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另外还在写《记丁玲》，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巴金占了他的书房，他就在院子里的树下写。巴金也频繁地出席沈从文他们为《大公报·文艺》所召集的组稿聚会，后来又与靳以开始了《文学季刊》的筹办工作。作为沈家的客人，他显然受到了欢迎，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说：“我们有小书房一，还希望有一常客住下！朋友巴金，住到这里便有了一个多月，还不放他走的。他人也很好，性格极可爱。”[26] 巴金在北平的活动，张宗和在日记中记过几笔。1933年11月25日，“天阴阴的，还有点风，不是一个好的天气，等到我们上船的时候，却又出了太阳。大家都不太会划，船老是转圈子，我们转了一圈，到五龙亭，去看了九龙壁。出来碰见张干，说巴金请客，请我们都去。我不干，就和四姐分手，到宗斌他们那儿去了。”[27] 12月1日，“一会儿，巴金、三姐和九小姐，来邀我们到协和礼堂去看戏。”[28] 这也充分说明，巴金与沈从文的家庭已经融为一体。
《从文家书》及巴金藏沈从文1930年代的作品
我在达子营沈家究竟住了两个月或三个月，现在讲不清楚了。这说明我的病（帕金森氏综合症）在发展，不少的事逐渐走向遗忘。所以有必要记下不曾忘记的那些事情。不久靳以为文学季刊社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租了房子，要我同他一起搬过去，我便离开从文家。在靳以那里一直住到第二年七月。
北京图书馆和北海公园都在附近，我们经常去这两处。从文非常忙，但在同一座城里，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从文还定期为《文艺》副刊宴请作者。我经常出席。[29]
那一时期，他们成了来往相当密切的朋友。那是他们的青春岁月，精力充沛，无拘无束，欢畅聚谈，真挚交往，难怪后来他们的心底都藏着一个30年代的旧梦。不过，朋友是朋友，各自的观点未必一致，写作的风格更是不同，他们也不总是笑嘻嘻，而是经常有辩论，有时候还很激烈，甚至都公开辩论到报刊上了。巴金说：“我提到坦率，提到真诚，因为我们不把话藏在心里，我们之间自然会出现分歧，我们对不少的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要承认我们有过辩论，却不曾有争论。我们辩是非，并不争胜负。”[30] 他还回忆：
李：一九八二年我去和沈先生聊天时，他说你们在青岛、在北京常常爱辩论。我说是不是吵，他说不是吵，是辩论。
巴：我们爱写信辩论，但辩论过后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辩论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我的小说《沉落》，他认为我对周作人的态度不对，很不满意。
李：你和他好像是两种性格，你们争吵时发火吗?
巴：不发火。我和从文辩论，有时暗暗发笑，他还以为我发神经，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我骂周作人，也骂朱光潜。
李：你和朱光潜辩论是不是因为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还有关于眼泪文学的问题。
巴：主要是关于眼泪文学，他那时在大学里批评眼泪文学，我不同意，就写文章反驳他。抗战初期，我在成都，有一次郭子雄请吃饭，请了朱光潜，也请了我。他问朱，朱光潜说没有关系，问我，我说我也没有关系。年轻人嘛——
李: 火盛。
巴：对， 也有偏执的地方。朱光潜，还有梁宗岱，我们后来相处得都很好。[31]
正如巴金所说，辩论最厉害的一次是围绕着他的小说《沉落》展开的，大致的过程和相关的观点，巴金在《怀念从文》中详细而又坦率地写到了。在《沉落》中巴金批评了周作人，引起沈从文的不高兴，那是1934年巴金去日本之前所写的小说，沈从文读到后写信给已经在横滨的巴金，质问他：“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巴金看后也很激动，在1935年2月出版的《文学》第4卷第2号上发表同题随笔公开答复沈从文的指责。他说：“我诚心地感谢这位朋友。我是常常把他当作畏友的。但是对于他这个劝告，我却不得不原封地璧还，因为他似乎不曾了解我那篇文章的主要思想。”[32] ——巴金认为沈从文误解了这篇小说的意思，也不了解周作人。他说自己没有私敌，然而，“对于目前的种种阻碍社会进步的倾向、风气和势力，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够闭着眼睛放过它们”，“《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势力之一。这一点是那位朋友没有见到的罢。他的眼光也许比我的更远一点，他似乎看漏了我们民族当前的危机而仅仅迷信着将来。事实上这将来还得看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的努力。要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正在'沉落’的途中挣扎的民族拉起来，那么将来才有黎明留给我们。否则一批教授和博士也救不了谁的。”[33] 巴金究竟在小说《沉落》中写了什么呢？他写了一位教授，之前写文章“劝人不要相信存在的东西，劝人在恶的面前不要沉默，劝人把线装书抛到厕所里去”[34]。一旦功成名就后，这位教授住进了大房子，有了满屋子的书，娶了美丽的太太，享受着安逸的生活。这时的他深悔年轻时的孟浪，劝青年们“勿抗恶”，要学会接受现状：“勿抗恶，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满洲国’也是这样。所谓恶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过了那个时候它就会自己消失了。你要抗恶，只是浪费你的时间。你应该做点实在的事情，老是空口嚷着反抗，全没有用，而且这不是你的本分。你们年轻人太轻浮了。真是没有办法。”[35] 虽然，后来他的太太移情别恋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但他想到的只是“我是完结了”，已经难以从目前的状态中自拔。1934年秋天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巴金给主人公设计的结局是：“又过了半年的光景，我就听见人说他做了某某部的一个领干薪的委员。”[36] 以至于后来死去了……这是一种漫画了的写法，小说中的教授及其言论，当然不能等同于周作人，不过，熟悉周作人的人一定也能看出来，这里面讽刺和影射的就是周作人。
关于周作人，多年后，巴金再一次谈到他的看法：“周作人当时是《文艺》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其实我也崇拜过这个人，我至今还喜欢读他的一部分文章，从前他思想开明，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过大的贡献。可是当时我批判的、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但事实是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37] 巴金的这番言论，到今天恐怕也不会为一些人所接受，他们和沈从文一样，认为“激进青年”巴金无法理解周作人，巴金也没有说他就理解周作人，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巴金文章中批评的这种倾向以及预言的结局：“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所有认为理解周作人的人，似乎不应该回避这个结果和进一步思考：这究竟是为什么？
沈从文当然不会接受巴金的反驳，他们的辩驳仍然继续，从巴金在日本，一直到巴金回国，他们接着写长信辩论。1935年年底，沈从文在《文学月刊》第2卷第4期上公开发表《给某作家》，直言不讳地批评巴金：
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你对于生命还少实证的机会。你看书多，看事少。为正义人类而痛苦自然十分神圣，但这种痛苦以至于使感情有时变得过分偏执，不能容物，你所仰望的理想中正义却依然毫无着落。这种痛苦虽为“人类”而得，却于人类并无什么好处。这样下去除了使你终于成个疯子以外，还有什么？“与绅士妥协”不是我劝你的话。我意思只是一个伟大的人，必需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38]
他劝巴金：“我看你那么爱理会小处，什么米米大的小事如×××之类闲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这些小东小西也当成敌人，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我说得'调和’，意思也就希望你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39] 这些话未必能够一下子说服巴金，但是巴金是认真思考过的，并且在以后的生活和写作中不断调整过去的姿态——虽然这未必完全是因为沈从文的劝告，但是有沈从文这样的朋友，更能促使一个人自我反思。巴金在晚年也说过：“我记不起我怎样回答他……我写信，时而非常激动，时而停笔发笑，我想：他有可能担心我会发精神病，我不曾告诉他，他的话对我是连声的警钟，我知道我需要克制，我也懂得他所说的'在一堆沉默的日子里讨生活’的重要。我称他为'敬爱的畏友’，我衷心地感谢他。当然我并不放弃我的主张，我也想通过辩论说服他。”[40]
时间抹平了一切，今天旧事重提，我不是为这两位老朋友接着辩论，那些具体观点甚至可以不重要，我看到的是，在这唇枪舌剑的辩论之外，他们的友谊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加深了，在冰冷的岁月中，他们的友谊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就在沈从文写下《给某作家》的那个冬天，巴金又来北平了，又到了沈从文的家：
我回国那年年底又去北平，靳以回天津照料母亲的病，我到三座门大街结束《文学季刊》的事情，给房子退租。我去了达子营从文家，见到从文伉俪，非常亲热。他说：“这一年你过得不错嘛。”他不再主编《文艺》副刊，把它交给了萧乾，他自己只编辑《大公报》的《星期文艺》，每周出一个整版。他向我组稿，我一口答应，就在十四号的北屋里，每晚写到深夜，外面是严寒和静寂。北平显得十分陌生，大片乌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许多熟人都去了南方，我的笔拉不回两年前朋友们欢聚的日子，屋子里只有一炉火，我心里也在燃烧，我写，我要在暗夜里叫号。我重复着小说中人物的话：“我不怕……因为我有信仰。”[41]
巴金所谈的“大片乌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是日军步步紧逼的华北形势，正如他在文章中说：“当整个民族的命运陷在泥淖里的时候，当人类的一部分快要沦于奴隶的境地的时候……”[42] 巴金说的这篇文章，应当是发表于1935年12月9日《大公报·文艺》上的《别》（后改名为《我离了北平》）。据他回忆是写于北平的三座门大街，“文章发表的那天下午我动身回上海……”[43] 然而，1936年6月巴金所作的附记中，他说他从北平离开后，在天津下车，在三哥的宿舍里住了几天，离开天津的前夜写下此文。从文中提到的大雪中的送行情节而言，显然是先有送行，而后才有文章描述，巴金晚年的记忆是不准确的。
巴金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的《别》
在1935年的文章中，巴金特别提到了那充满友情的送别：“我又看见了你们的挥动着的手。这几年来它们就时时在我的眼前晃动。码头上、月台上的景象，我永远不能够忘记。……想到你们，想到你们赐给我的一切，我也曾偷偷地落下眼泪，我说这是感激的眼泪。”“在火车里我就只看见你们的手。你们不会知道那些手给了我多么大的鼓舞。倘使没有它们，我也许不会活到现在。……是你们的友情给了我精神的力量，来支配我的身体。”[44]
在1936年，巴金补叙：“去年十一月我在北平住了将近三个星期。这个月三十日下午三点钟我搭平沪通车回南方。一些朋友到车站送行，火车开动时我还看见他们的挥动着的手。那一天落着大雪，全个古城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我的心差不多冷了，就靠着这些手它才得到一点温暖。在车厢里我想起了种种的事情。回忆使我苦恼，现实使我悲愤；未来使我耽心。但是甚至在那时候我还没有失掉信仰。”[45]
1988 年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再一次写到这个场景：
从文兆和到前门车站送行。“你还再来吗？”从文微微一笑，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张开口吐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来。”
我不曾失信，不过我再来时已是十四年之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46]
可能，两个人都意识到，他们生命中一个“大时代”不由自主地即将降临。14年后，他们都过了不惑之年，那些青春的岁月逐渐离他们远去，然而，这样的友情，一辈子也不会远去。有人曾问这一对思想、艺术上有那么多不同的朋友，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我想，就是这样赤诚的心吧。
注释：
[1][3][6][7][20][22][23][29][30][37][40][41][43][46]巴金：《怀念从文》，《巴金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409页、409-410页、410页、411页、414页、411页、414页、415页、415页、416页、416-417页、417页、417页。
[2] 张兆和1988年6月6日致巴金信，根据手稿整理。
[4] 沈从文1932年7月22日致沈云麓信，《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70页。
[5][15] 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张充和诗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6月版，第335-336页、336页。
[8] 巴金：《关于〈砂丁〉》，《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2页。
[9] 沈从文1932年7月22日致沈云麓信，《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70页。
[10][11]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91页、93页。
[12][13] 沈从文1932年秋致程朱溪信，《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72页、173页。
[14] 巴金：《〈电椅〉代序》，《巴金全集》第9卷，第292、296页。此文最初在《大陆》第1卷第5期发表时，题为《灵魂的呼号》。
[16] 沈从文1933年8月24日致沈云麓信，《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83-184页。
[17] 周作人：《沈从文君结婚联》，《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青灯小抄》，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289页。
[18] 张兆和：《〈从文家书〉后记》，《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319页。
[19] 沈从文：《由达园给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89页。
[21] 朱自清1933年9月15日日记，《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48页。
[24][25] 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巴金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5页、29页。
[26] 沈从文1933年11月13日致沈云麓信，《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94页。
[27] 张宗和1933年11月25日日记，《张宗和日记》第1卷，第368-369页。
[28] 张宗和1933年12月1日日记，《张宗和日记》第1卷，第370页。
[31] 巴金：《与李辉谈沈从文》，《巴金全集》第19卷，第685-686页。
[32][33] 巴金：《沉落》，《巴金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464页、465-466页。
[34][35][36] 巴金：《沉落》，《巴金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306页、319页。
[38][39] 沈从文：《给某作家》，《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20-221页、223-224页。
[42][44][45] 巴金：《我离了北平》，《巴金全集》第12卷，第433页、431-432页、435页。
（作者单位：上海巴金故居 辽宁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