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县发现戊戌变法维新派人士墓地
凤凰宅主
与扯淡碑一样，长眠道人又是朝歌历史上的一桩悬案、疑案。
对于前者，关注者众多，且蹿红互联网，而对于后者，鲜有人涉足，要么不屑一顾，要么说价值不大，成了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但随着笔者探索考证的深入，墓主人的身份渐渐露出端倪，并牵扯到中国历史上的一桩惊天事件。
凤鸣山
一
淇县朝阳山（亦称尖山、耧铧山）南有凤鸣山，凤鸣山背后有一个道观，道观西50米有一座坟墓，墓前建有祀堂，并立三通石碑，其一位于墓前，高约2.5米，宽0.6米，碑阳面上仅刻“长眠道人”四个大字，碑阴无字。另两碑均为横碑，分别刻《初修凤鸣山长眠道人碑记》、《凤鸣山长眠道人碑记》。
道观和墓地现已成废墟，除几个石庵保存相对完好外，满眼是石头，石屋、石碾盘、石臼、石碑、石棺构件及坍塌凌乱的大石块。但这个场面给人的印象仍很震撼。
通向凤鸣山顶的小径
二
好在有碑文在，我们可从中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先来看《初修凤鸣山长眠道人碑记》，碑两侧有对联：“凤鸣山前千秋乐，龙潜潭下万古传”，眉批：“怀清特超”。正文的大意是，曾听说，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凤鸣山，自古以来没这个名子。自清朝光绪丙午（1906年）之春，长眠道人云游于其巅，览其形势，首次命名为“凤天”。长眠道人隐名埋姓，竟视死如归，为什么会这样呢？或是因君子有怀才不遇之憾。伯夷、叔齐这些商朝的忠臣，以吃周朝的嗟来之食为耻，宁肯饿死于首阳山上。长眠道人视富贵如浮云，视俗吏为火坑。为什么这么说？长眠道人诗联有“以天对我”之句，他以身殉奏，仅次于夷、齐之流。淇地的善男苦妇为他的气节所感动，捐献富田、财物，以褒奖其高风亮节。
道观全景
另一块《凤鸣山长眠道人碑记》的大意是，己亥（1899）年间，滑县诸同志共捐钱财，购求此山，以为藏修之所。道观初步建成，但并未正式启用。时值丙午（1906年）春，偶有长眠道人云游其巅，爱其清洁，遂作为自已的安身之处。他携有《纲目采薪》一卷，《太平景略》一策。以读书充实生活，打发时间，陶冶情操。其外表看似安闲，而心中实有大不适，不然，何以正值壮年却走上不归路？当时我胞兄滑县庠生员鸿宾，亲临其地，报闻淇县，官府准许他来料理后事，经营殡葬。鸿宾不辞劳瘁，亦可谓长眠道人的知己了。况且附近村民，每遇灾难有求于长眠道人，都很灵验。长眠道人的浩然之气不容泯灭，本应得到好的归宿。然而，我却不详细了解其人，因他姓字不传，籍贯不传，生平、业绩等俱不传，而独以数卷书传。概他视富贵如浮云，视功名若敝屣。实在为现在的奇人高士！其人其事其心，世上像他这样的人甚少。所以我等同志各捐钱财，募化四方，创修祀堂，以纪念其千古不朽。立碑时间是清宣统二年（1910）春。碑文由东皋居士王元求撰写。
墓地及道观全景
这里再补充一个由淇县人纪东生先生（现年80多岁）提供的资料（先人书写在清朝的家谱上）：光绪三十二（1906）年二月初八日，有道人在西山以内石庵东间上吊寻死。自写门对：尧舜生而知，汤武革而当，孔子学而习，我固弗克寡过也；《尚书》真以言，《国风》比以观，《春秋》严以断，天之未丧斯文乎。横批：天下一家。屋内还有拐棍一根，上写长眠子鸡杖几个字。拐棍背上写：赤奏上九重，丹心照千古。屋内还有一张横折：以身殉奏。
长眠道人墓碑
三
遥想当年这里的繁盛景象，不由想起了一个问题，环顾四周，这里既无山泉，又无水井，当时人们的生活用水如何解决？
如果到朝阳寺或山下的北四井村取水，由于路途较远，长年累月，显然不大可行。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道观下面的沟底下，必有一处山泉。果然，在距沟底不远处的对面山坡上，找到一个山泉。一汪池水清澈见底，虽不足以成溪，但足够几十人用。站在小石潭向北眺望，奇迹出现了，在对面山崖的顶端，一对酷似凤凰造型的自然雕塑，跃然眼前。而且此处观察视角极佳，就连凤凰头上的凤冠，项上的羽毛，和那拖着的长长的凤尾，都清晰可辨，形象生动逼真，但调换任何一个位置，都看不到这个效果。
三通墓碑
于是，我们终于可以还原出当年的一幕——
光绪年间，长眠道人云游到此，发现这里十分幽静，山上林荫草茂，鸟语花香，山下水潭荡漾，石上清泉，觉得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更是一个理想的隐居之处。在一个惠风和畅，艳阳高照的初春，他下山取水，在返回的路上，停下脚步休息，就在抬头擦汗的那一瞬间，对面山崖上仿佛一对引颈高歌的凤凰，出现在眼前，长眠道人欣喜苦狂，脱口说出“凤鸣于山”。回去之后，他提笔写下了这样一幅联句；“凤鸣山前千秋乐，龙潜潭下万古传。”
石碑局部
如此看来，这个长眠道人不简单！其一，墓地、道观的规模建制不一般。仅墓前的三通大碑和专门修建的祀堂，决非一般民众或宗教信徒所能比拟，说明长眠道人有众多的追随者或同情者。其二，从那幅对联看，长眠道人有着崇高的志向和远大的抱负，“凤鸣山”是最好的诠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坍塌凌乱的石块
四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时间冲刷了太多的记忆，当事人均不在了，除了这片废墟，除了这些笼统的碑文，已经很难再寻觅佐证了。这个长眠道人即将被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中，这，或许就是他的本意。
要破解这桩历史悬案十分困难，为何这么说？因其“姓字不传，里居不传，传记、业何等俱不传”，墓主人与立碑者达成了默契：湮没踪迹，守口如瓶，存心不让后人破解。很显然，这有悖常理，那么墓主人为何要这样做？我们只能猜想，除非他是清王朝的通缉要犯、追杀的对象。要么就是看破红尘的高人。另外，我们还有许多疑问：长眠道人为何选中此处作为其最后的归宿地，是随意为之，还是蓄谋已久的精心安排？长眠道人与滑县的“同志”又有怎样的关联？
残存的祀堂墙体
五
凤鸣山下有两个小自然村，一曰北四井，一曰南四井。这是两个古老的村庄，最远可以追溯到殷商，明、清《淇县志》载，“四井”是“四景”演变过来的，即东有朝歌城，西有朝阳山，南有商鹿台，北有女娲宫。是一块风水宝地。两村的村民皆是土著，原居民，世代侍农，墩厚朴实如黄土。
残存的石棺构件
破解此案几乎无从下手，有一天，异想天开：如果把村民逐个过一遍筛子的话，会不会有意外收获？这是一个最愚笨的方法。
筛选的结果，发现只有一个另类，外来户，而且非同小可，他是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学员，在重庆上的。这个叫刘士英的男人渐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遗弃的石碾、石臼
据南四井村村民讲，刘士英解放后，刘士英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盐政局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因其身份和历史问题被遣返回乡务农。在南四井村，刘士英闷头苦干了二十多年农活儿。他一肚子墨水，据说他会说英语、俄语、法语等五六种外语，却派不上用场。他曾经参与了淇县红卫水库的建设，据村民回忆，刘士英劳动时很卖力，但劳动间隙休息时，总是闷闷不乐，一个人坐到一旁，从不与众人搭话。八十年代初期，全国逐步给“地富反坏右”平反或摘帽，刘士英东奔西走，开始“讨说法”，他一出手，就震惊了村民，他先后给宋庆龄和程潜先生（刘士英当时不知道程潜已于1968年逝世——作者注）写了几封信，北京居然来了回信，刘士英联系上了老上级，能证明他的特殊身份——潜伏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刘士英是该大队2000多名学员中仅有的三名中共地下党之一，他们负责策反和秘密发展共产党员。上面说很快要平反昭雪，还要补发工资，当时说月工资180元，仅次于县委书记的工资。还说，他想到北京工作也可以。几十年的忍辱负重没能击垮他，这个迟到的佳音却毁了他，他的意志最终崩溃了，1985年9月，精神失常的刘士英在一次进县城的路上，被火车撞了，倒在了曙光的面前。这是其一说。其二，据刘士英的亲戚、袁庄村村民贾振有讲，刘士英并没有精神失常，而且得到了上级的平反，上世纪80年代末被安排到淇县一中教英语。他被火车而撞身亡，只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他还说，如果到淇县一中找老照片的话，是能够找到刘士英生前的照片的。
光绪帝
六
刘士英原籍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他是随其父刘老堂迁徙到淇县的，来淇县的时间约在清末，一齐南迁的不止刘老堂一家，还有一批随从，分散在滑县、淇县等地，刘老堂一支最初居住在县城西街一个深巷中。关于这个刘老堂，我们得到的信息不太多，只知道是一个文化人，能写会算。刘老堂早在城里入驻之时，就在南四井村买了二十四亩地，至于为何要在此买这块地，当时人们很纳闷，现在看来，或许是精心的安排，是提前布得局。
慈禧太后
注意！不要忘了下面的因果关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长眠道人是因“赤奏上九重”惹的是非，又“以身殉奏”，从容赴死。那么1899年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恐怕都知道，是戊戌变法！1895年“公车上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3000多名举子联名为光绪帝上奏折，反对清王朝与曰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维新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维新派的核心层和参与者全部受到清王朝的追杀揖拿。
光绪帝与康有为、梁启超
七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这些时间节点。1899年，滑邑的“同志”购求此山，建藏修之所。不久，刘老堂在南四井村置买了一块田地。1906年，道观初步落成，但并未正式启用，这时，长眠道人正好来了，他一下子就相中了这个地方，两个月之后，吊死于此。诸“同志”为其操办了后事。1910年，其“同志”再一次汇聚于此，创建了祀堂，立碑树传，慎终追远。
长眠道人说的“赤奏上九重”是否说明他参与了“公车上书”？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但至少时间节点上惊人的吻合，戊戌变法被翦灭后的第二年，即1899年，长眠道人及其家族就逃遁到了淇县、滑县等地。长眠道人在漫长的熬煎中度过了六七年，没能看到“变天”的希望，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光绪帝的下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忠实臣缭，他决定以身殉奏，舍生取义，千古流芳。地点被精心选在了“凤呜山”。
维新派成员核心层
八
以上只是合理的推断，事实果真如此吗？
2017年春夏之际，笔者数次实地考察，并走访了凤鸣山附近的许多村民。而这时，刘士英夫妻已离去多年，刘士英唯一的女儿刘金凤也于2010年去世。刘士英的女婿叫赵金富，今年已81岁。没料到，赵金富的一句话石破天惊，他说，长眠道人是刘士英的祖父，并且，听他奶奶生前说，长眠道人曾给她和多名穷人看过病。赵金富又透露了一条线索，让去问刘士英的内弟（刘士英妻子的弟弟）。
戊戌六君子
刘士英的内弟叫贾守然，今年八十五岁，是淇县卫都街道办事处袁庄村人。他印证了这个事实：长眠道人是刘士英的爷爷，这是刘家缄口不言的秘密，念自己年岁已高，如果再没有人来问，恐永远石沉大海。长眠道人原在京城做官，因参与“政治运动”，被朝廷追杀，整个家族及同党四分五散，长眠道人一家逃匿于淇县，他本人最终长眠于凤鸣山上——那是他生前就选好的地方。
九
知情人赵金富和贾守然的证言有较高的可信度，与碑文及长眠道人的时代背景基本相符，虽然作为证据略显单薄，还有待于继续探究发现，但我们可以初步断定，长眠道人（称“刘先生”也不确切，既然是隐名埋姓，刘姓也可能是逃出京城后改的）是一位维新派核心人士，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的后代能发展为同盟会成员，国民党员，直至弃暗投明，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被镇压
既如此，历史就不应该忘记长眠道人，他是极普通的，又是伟大的，凤鸣山是他的丰碑。
（补记：笔者曾追问刘士英的亲戚，试图找到刘士英生前的照片以及北京来信，这可以作为最好的物证，也是珍贵的文物，但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不知道它的价值，被统统埋进了刘士英的坟墓里。
岁月沧桑，作为人证的赵金富与贾守然也先后离世。好在还有刘士英的外孙与老表亲贾振有在，他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内情，尤其是刘士英的外孙，当年亲自去过柳州市盐政局，而且，还知道刘士英的祖籍是保定市望都县某村。这为下一步的求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在当地的志书中或名门望族的谱牒中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此案才算真正的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