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当代音乐史史料之二 （一）——从“中国唱片”说起

作者：蒲方

内容提要：唱片作为音乐传播的重要媒介在音乐史发展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人们常常把它们当作历史音响保存的重要载体加以保护和研究，但事实上，它的作用还与广播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最初30余年间，伴随广播事业的飞速发展，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以及艺术家表演的唱片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史实的发生不仅与当时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直接影响到音乐发展，文章将从“中国唱片”（中国唱片社的标识）在1949~1979年间发展概况，反观目下当代音乐史研究，以期获得更多的启示。

关键词：当代音乐史；中国唱片；广播史料

刊登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3期，第140~151页

前言

说到当代音乐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看到多项成果（主要为教材），30余年间许多学者为此做出了很多成绩。任何史学研究均要建立在充足史料的基础上来展开，史料工作的扎实是最终获得成果的基础，不可忽视。当代音乐史研究已经进行30余年，我们应该接受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教训，广泛搜集史料，特别是加强建立近现代音乐史料体系，吸收传统史学（古代文献学）经验，同时兼顾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特点，建立更切合实际的史料分类，从以往关注作曲家、音乐作品，扩展到关注音乐史的各个方面；通过对音响、图片、音像资料的整理（包括抢救性整理），逐步延伸到音乐法规、文艺政策、档案资料等。从而真正地实现或慢慢靠近“重写音乐史”。

因此，2015年10月下旬本人参加在济南山东艺术学院举办“中国音乐史高端论坛”，并做了“关注当代音乐史史料之一——从三本1950年代初期文献说起”的专题发言，希望通过广泛地查阅当年的史料（1950年代初期音协编辑的“音乐年鉴”），注意当代音乐史料的特殊性，避免发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今天所讨论的“中国唱片”问题则是这一课题的继续。

之所以着眼于唱片，是受这些年对于民国唱片搜集整理、研究的影响，特别自“中国电影百年”纪念活动的展开，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音乐发展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央及上海两所音乐学院图书馆都曾对自己馆藏中国黑胶唱片做了保护性的工作，再加上多年对中国钢琴音乐资料的收集整理，对于唱片在现代音乐发展中的地位、作用都有了基本的认识。今年本人又参与了华录集团中国唱片社的“中国唱片博物馆”筹建的工作，我所承担的是1949年后的部分，因此接触了一些史料，深刻感受到“唱片”，特别是“中国唱片”[1]在这一时期的作用和意义非同寻常，对当代音乐发展和影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故在此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众所周知，史学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中外古今的历史研究都是在展现史料，使后人能够依靠史料所展现的历史面貌来判断历史时空的变化轨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由于起步比较特殊，对于史料的关注及搜寻认识都比较晚，比较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发展来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扩大对史料的搜找范围，加强对史料的认识。让近现代音乐史摆脱以往仅以专业创作为主线的状态，多方向多角度地搜集史料，更体现“史学”面目，彰显个性。

特别声明，此处“当代音乐史”指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音乐发展，暂不包括港台等地区。

一 、中国唱片社与“中国唱片”的基本概况

1983年根据中央关于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指示精神，当时的广电部（后改为广电总局）在随后的几年间，编写出了《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两卷）[2]一书，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根据所收集、整理的550万字资料性文稿，又先后选编了《中国广播电视史料选编》丛书。[3]这套丛书共有8本：

1．《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 (1923~1985)；

2．《中国的广播电台》；

3．《中国的广播节目》；

4．《中国的有线广播》；

5．《中国的电视台》；

6．《中国的广播电视技术》；

7．《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

8．《中国广播电视在改革中前进 1984~1987》。

这套丛书中的第7册《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首次集中总结论述了中国唱片发展概况。书中“第二部分·当代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就中国唱片的“发展的历程、巨大的成就、中国唱片的作用和唱片事业发展的特点、广阔的发展前景”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此后，直到1997年和1999年才又由王巨、谷雪梅根据广播稿整理出来的《唱片百年》[4]和《中国唱片50年》[5]在《视听博览》上连载。新千年后，官方及民间都逐步关注到唱片保存和整理，但对于“中国唱片”或称共和国时期的中国唱片发展仍保持1980年代的水平。因此本文也就依据以上提到的一些论著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唱片的发展历程。

依据现阶段研究，共和国的唱片事业发展是从1949年组建“中国唱片社”慢慢开始的。它大致经历了1949~1954年“创建时期”、1955~1965年“发展时期”、1966~1976年“遭受严重破坏时期”和1976年10月以后“大发展的新时期”这样四个阶段：

（一）1949~1954年“创建时期”

主要包括1949年接受上海大中华唱片厂，并于1950年改名为人民唱片厂，这个阶段为了满足新中国广播发展的需要，共出版《人民唱片》60个片号，约1万张。这一批唱片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唱片事业的新生。1950年5月，人民唱片厂和广播器材修造所由上海迁到北京，合并组建成北京人民广播器材厂。1952年8月，《人民唱片》的编辑、出版工作改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持，人民唱片厂文艺科从事编辑录音工作的干部并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成立唱片组，负责唱片的编辑工作。为了使唱片编辑、出版工作更好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文艺、宣传方针，1954年8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成立了唱片出版组，负责唱片的编辑工作。

由此看来，在这个发展期里，虽然完成了从上海到北京的过渡， 但唱片内容的编辑、录音仍由中央和上海的广播电台文艺部承担；此时出版的唱片标牌分别为“人民唱片”“红唱片”“中华唱片”三种，此时的唱片是78转的粗纹唱片，四年的总产量为“1952年至1954年三年共生产唱片647.4万张以上，平均每年生产215．5万张。1954年达到年出版413个片号，255.8万张唱片。”[6]就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来看，上百万张唱片的产出绝不是为了一般销售，更多是用于当时的电台广播。

表1  1949~1954年粗纹唱片产量统计表[7]

（二）1955~1965年“发展时期”

当第一个阶段完成了唱片厂的合并，唱片编辑机构设在广播电台，营业所开始专营唱片批发业务，形成了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统一领导下的唱片编、产、销机构，也就标志着新中国唱片事业创建时期的结束，发展时期的开始。1955年1月1日，上海人民唱片厂改名为中国唱片厂，“人民唱片”改名为“中国唱片”。但此时分别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唱片编辑小组，仅靠电台采录的文艺节目编辑唱片，编录工作尚无法良好运作。

1955年9月29日，广播事业局在《关于改进唱片出版工作的决定（草案）》中，提出待条件成熟时成立统一管理唱片编录、出版等工作的中国唱片社。

1958年6月17日，中国唱片社正式成立，唱片编辑出版组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出，并设立了音乐，戏曲、文教、出口等不同内容的编辑组。同样，设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唱片出版组迁回唱片厂，也分设音乐、戏曲、录音、出版四个组。到1960年正式改名为“中国唱片社上海编辑部”，负责编录上海和华东五省的节目，业务工作受中国唱片社直接领导。1964年6月中国唱片社广州分社成立，以采编侨乡节目为主，兼管采编中南五省的节目，业务上受中国唱片社直接领导。

1958年9月密纹唱片的试制成功，投入生产，代表中国唱片事业飞速发展的势头。密纹唱片容纳节目时间长，音质优美，为出版更多的文艺节目创造了条件。同时，“粗纹唱片出版的品种和数量仍在继续增加。1959年粗纹唱片出版品种发展到历史最高峰，当年出版新片2779个片号。1960年粗纹唱片产量达1065万多张。此后，随着密纹唱片品种和产量的逐年增加，粗纹唱片逐年减少，加之1968年薄膜唱片投产后发展很快，1972年淘汰了粗纹唱片。”[8]

表2  1955~1965年唱片出版品种、数量统计表[9]

这一时期发展的显著特点就是出版了一批专集性成套唱片。例如“1964年，为庆祝建国15周年，中国唱片社编辑出版了《北京的旋律》专题唱片，共10个片号，集中了建国15年来著名演员演出的优秀歌曲、民歌、乐曲和戏曲节目。封面由著名书法家沈少默先生题字，著名画家叶浅予，黄胄、李可染、傅抱石、潘天寿为封面作画。封面的字画造诣很高，气势壮观。这套唱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0]

图1 《北京的旋律》唱片封面

（三）1966~1976年

十年时期对于祖国文化事业的打击是巨大的，“中国唱片社本部虽未停止工作，但编录业务也不能正常开展。……从1967年4月开始，在中国唱片社出版的4342个片号中就有3942个片号被停版。1969年再次被停版一批，到这时，可重新发行的只有少数歌曲、乐曲和几个“样板戏”唱片。”[11]

尽管如此，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薄膜唱片的研制工作是经过8年的努力，不断解决技术难题，终于在1968年取得成功，为我国增添了一个新的唱片品种。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迅速发展唱片事业，增建两个唱片厂的报告》，其中提出“根据全国布局和战备考虑，拟在四川成都地区建立一个中型唱片厂，同时将北京扑克牌厂改建成唱片厂。”到1970年代初，成都唱片厂和北京唱片厂的建成投产，增加了薄膜唱片的生产能力。在此同时，中国唱片厂大、小薄膜唱片的生产能力也有很大增加，1972年淘汰了粗绞唱片。

表3  1966~1976年唱片出版品种和数量统计表[12]

（四）1976年10月以后“大发展的新时期”

十年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促使中国唱片社本部编录机构逐步得到恢复、发展，人员得到充实。1978年成立了录音技术部、音乐编辑部、戏曲编辑部、出版部等业务部门。随着广州分社、上海分社（原上海编辑部）恢复工作，中国唱片厂、北京唱片厂和成都唱片厂薄膜唱片生产能力增长很快， 1979~1982年分别在宁波、南通、镇江新建3个唱片厂继续生产薄膜唱片。1982年11月15日成立了中国唱片公司，亦称中国唱片社。中国唱片公司在广播电视部领导下，负责唱片、盒式音带的出版、生产、国内外发行以及唱机、广播电台控制室专用设备的生产；负责全公司的业务管理工作和制定发展规划。

在日益高涨的文化艺术发展形势影响下，专题唱片和著名艺术家的专辑唱片出版较多，成为这一时期出版工作的特点之一，不仅有以往优秀节目重新出版，也有大量新作品排演录音。另一个现象，早在1979年初隶属于广东省广播电视厅的太平洋影音公司的成立，打破了中国唱片一社“独步天下”的局面。与此同时，太平洋还是中国第一家拥有盒带生产线的厂家，随着1979年和1980年太平洋和中唱盒带生产线先后投产，我国的唱片市场就开始更新换代。密纹唱片、薄膜唱片等平面唱片逐步推出主流产品市场，以盒带、录像带为主“音像时代”开启了。

表4  1977~1985年唱片出版品种和数量统计表[13]

王巨在《中国唱片50年》一文中称1990年代后为“后唱片工业时代”，他写道：“进入1990年代以来，我国音像业的发展显然没有变化的快：音乐创作东南西北风变幻莫测，歌手鉴约解约潮起潮落，音像业各路英豪你方唱罢我登场煞是热闹。主宰了中国唱片市场80余年的四种平面唱片(粗纹、密纹、薄膜和立体声大密纹唱片)均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盒带和光盘系列。……唱片载体的每一次变化，为音响软件和硬件带来变革的同时也带来庞大的消费市场，这种变革是唱片业前进的动力，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值得注意的是，唱片（包括盒带、CD、DVD等载体）作为声音记录和传播的有形载体，发展到DVD（在其尚未成为市场主流产品时）就到了无形载体的挑战——网络技术将改变传统载体的概念，甚至动摇传统唱片业的生产方式——现在唱片业的生产方式与一百年前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制作（包括创作、表演、录音）→生产（包括复录和印刷包装） →销售（包括批发和零售）→最终用户（消费者）。网上音乐传播则变为:制作→网络→最终用户（只需下载即可完成消费）。很可能，生产与销售两大环节，要么规模缩小、退化，要么在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后另辟蹊径。唱片业不可避免地进入后工业时代。”[14]

进入新千年后，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对于传统唱片业、音像业都是巨大的冲击。中国唱片总公司虽然存在，但它在人们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已近消亡。应该说，“中国唱片”真正发挥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

（未完待续）

注释

[1] “中国唱片”是中国唱片社出品唱片的标牌。

[2]《当代中国》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 这套丛书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从1987年至1999年全部出齐。

[4]王巨、谷雪梅：《唱片百年》（1~5），载《中国电子商情·视听博览》，1997年第8~12期，1998年第1期。

[5]王巨：《中国唱片50年》（1~6），载《中国电子商情·视听博览》，1999年第7~12期。

[6]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选编：《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第23页。

[7] 同[6]，第24页。

[8] 同[6]，第27页。

[9] 同[6]，第32页。

[10] 同[6]，第28页。

[11] 同[6]，第34页。

[12] 同[6]，第37页。

[13] 同[6]，第44页。

[14] 王巨：《中国唱片50年》（6），载《中国电子商情·视听博览》，1999年第12期，第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