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第一种教材考
兼考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的时间
百年大学语文课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9年为界。第一阶段可以叫做“民国大学国文”（实际上还包含晚晴的最后几年）；第二阶段头几年仍叫“大学国文”，其后在大陆高校中断，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开设，正式更名为“大学语文”。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一个含糊的说法，因为重开大学语文在时间上有一个从倡导到落实的过程，在空间上也有从个别学校的尝试到全国铺开的过程。李君的博士论文比较完整地描述了这一阶段的情况：
从1978年开始，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关心下，南京大学率先开设了大学语文课，在全国带了一个很好的头儿。有关南京大学最初开设大学语文课的情况，1981年《上海海运学报》在简讯中做了一些介绍：“南京大学在该校党委和校长的关怀、重视下，从1978年下半年起首先在全校各系一年级学生中开设了《中国语文》公共课程，主要讲授我国优秀的古典作品。他们的课时安排是：理科各系每周两学时，文科各系每周三学时，都以课堂讲授为主。”可见，南京大学对大学语文课十分重视，不仅实现了文理科全面开设，并且在课时上提供了相应的保障。在南京大学的带动下，一些学校纷纷响应，也相继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如福建师大在1979年开设大学语文课，青岛工程学院在1980年正式开设了大学语文选修课，厦门大学于“1981年2月开试点班，临时选印若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教材，由中文系主任郑朝宗教授及古典文学教研室资深教师主讲”……（李君博士论文《大学语文教材研究》18-19页，南开大学2010年）
李君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专著
另外还可以补充一些信息，如新华社南京1978年11月20日的电文《 南京大学一年级文、理科各系开设中国语文必修课》：
【新华社南京11月20日电】 南京大学一年级文、理各系近年都开设了中国语文必修课。这是根据校长匡亚明的建议，由学校党委讨论决定的。匡亚明带头听课，许多中青年教师也参加了学习。
匡亚明说，开设中国语文必修课，是为了弥补中学应学而未学到的知识，是语文教学上拨乱反正的一项具体措施。将来中学语文教学质量提高后，理科的语文课可以减免。南京大学党委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理科之间的课程互相渗透，文、理之间的课程也在互相渗透。学生具备一定的语文水平和写作能力，既是他们今后从事所学专业的需要，也是他们参加企业管理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还是他们将来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从事科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所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南京大学为一年级新生开设的中国语文和写作练习，授课时间为一年。理科每周两小时，除中文系外，文科每周三小时。根据少而精的原则，选编的作品以古典文学为主，重点是散文，辅之以诗、词、曲、赋，兼及小说和戏剧。其中适当选取了一些记载自然科学成就的文章，同时照顾了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代表不同体裁、风格和流派的作品。要求每个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三篇习作，逐步做到文理通顺，无错别字。
1979年，《吉林师大学报》一篇语文回顾性文章中提到：
旧中国大学有“大一国文”课，但各校规格也不一样。新中国建立后，大学文科曾开设《现代文选及习作》这门课，理科或开或不开。一九五六年以后一度取消，一九五八年以后又大多重新开设《写作》课。目前情况是：大多数学校继续开《写作》，有些开《文选与写作》，有些把《文选》和《写作》分为两门课，也有的学校取消了这门课。……应该改变这种现状，明确大学语文课的性质、目的、任务和教材、教法，提高其教学质量。（吴伯威《中学语文教学三十年的回顾与前瞻》，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3期）
1979年，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白尘在日记中也有他听大学语文课的听课记录：
3月14日：“听了尹志腾的大一语文。下午再听黄懋颐的大一语文，讲《岳阳楼记》较流利。一小时后又偷听了侯镜昶的一节大一语文，自然是'大材小用’了”；3月18日：“听吴永坤的大一语文、吴翠芬讲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各有所长”。（陈白尘《缄口日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42-343页）
大学语文也较早引起国家“两会”委员的注意，1978年4月上海市人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苏步青在任复旦大学校长时发表的“就职宣言”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的话，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别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见苏德洋《父亲与交大——纪念父亲苏步青逝世六周年》，《上海交大报》2010年3月10日）1980年，金属物理专家孙珍宝教授说：“在政协，我们曾有过一项提案：大学理工科设实用语文。”（《中学语文教学》“语文与科研”谈话摘登，1980年第8期。）同年，山东大学萧涤非教授在五届政协发言，也建议大学一年级设“国文课”，他说：“没有教育，哪里来的人才？没有教育非亡国不可。要重视人文科学，重视语文，现在，不但外文书要出版翻译本，连古文也要翻译了，作为中国人，不懂语文怎么行？建议从现在起，恢复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课。”（《光明日报》1980年9月11日第3版）
全国政协副主席苏步青
1980年开设大学语文课的高校还有广西师范学院，甘祺庭回忆说：“1980年我院开设这门课由于院党委重视，组建教研室时，就抽调副教授、讲师参加教学，其中包括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我接任中文系主任后，仍然主要开设这门课，而且将一直开下去。”（甘祺庭《当前<大学语文>课的几个问题》,《广西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另外还有一些学校的信息，在此就不赘叙了。
1980年10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联合倡议下，于上海召开了有20所高校参加的大学语文教学讨论会，会上并决定成立“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编辑说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7月版）1981年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教材出版发行，这是重开大学语文课第一种全国性教材。
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应的时间节点就是：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假如为了便于述说，要把时间说得更确定一些，那么可以选择1980年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和1981年第一种全国统编教材出版发行这两个时间节点。关于大学语文教材，1981年之前，上面信息虽然也提到一些，但似乎并没有比较成型的教材，有些学校就是找一些古今文章名篇教授。这也是有传统的，1952年大陆高校院系调整，取消了大学国文课，但是相当一部分学校仍改用“阅读与习作”之类的名目把这门课偷偷保存下来，其教材往往就是一些古今名篇的活页本。所以才有1978年匡亚明“对当时的语文教材不满意”，来找徐中玉商量，“望两校合作，编写一本高水平的教材”。
不过对徐中玉教材是否重开大学语文课后第一种全国统编教材，还是要做一些核实。
查国家图书馆网站，1981年的《大学语文》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大学语文》，一种是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北师大版出版时间是1981年6月，徐中玉版的出版时间是1981年7月，北师大版比徐中玉版似乎还要早一个月。不过北师大版是“北京市自学考试课本”，按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启动时间，1980年10月北京市政府作出“关于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核制度的决定”，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的报告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这个时间是对的，但它只是一种自考教材，所以尽管时间比徐编本早一个月，但仍不能算最早的全国统编教材。
另外从“读秀”网检索，还有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编《大学语文》和高俊达主编《实用大学语文》两种教材，长沙版出版时间是1981年6月，高俊达版出版时间是1981年5月，都比徐中玉教材早。
但据笔者查核，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于1986年学校，1999年3月才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升格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所以该教材出版时间肯定有误。查该教材书名又标注为“人文素质教育改革教材”，按“人文素质教育”这个词语出现在书名中最早要到1997年，不可能出现在1981年。又，该书定价为12.65元，按当时的图书价格最多为一元二元，甚至几毛钱。譬如1981年出版的北师大《大学语文》定价未1.7元，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则为0.9元，这是比较符合当时货币情况的价位。
再看高俊达教材，已经湮没无闻，无从查考，不过在《中国写作教育家重要学术观点荟萃》（张得一主编，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3版）一书第168页“刘洪彪”条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其中说到刘是接着高俊达的研究进行深入探讨的，而高俊达在1992年出版了《大学语文》教材，这个时间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1981年7月出版的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是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后的第一种教材，我们也可以据此把这个时间定为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