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唐 ▏代课
作者 ▏老唐
1974年，文革进入末期，百废待兴，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学校复课闹革命，一切开始复苏。
我，高66级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因故未上山下乡，成为“社青”在家待业，经人介绍去成都川棉子弟学校代课。该校规模较大，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均有，那时不像现在按编制配备老师，加上停课闹革命多年，师资严重缺乏，先后有20多位人士应聘当上了代课先生。
我同校高66级还有李同学、雷同学我们就占了三位，我被分去高中教化学，李同学教初三外语，雷同学去了小学部教四年级语文。
川棉厂当时是有18000正式职工的大厂，麻石桥那一大片都是职工宿舍，算上家属少说有4、5万人。子弟校由工厂开设并领导，教师有的是名牌“华东纺织大学”的毕业生，由于身体或其他原因，从生产第一线调入子弟校任教，还有来自成都纺织专科学校的老师，人才济济。
记得我所在的理化教研组有位默默无语的张老师，与我倒是聊得来。张老师是上海人曾留学苏联名校“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念冶金专业。1957年毛主席访苏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发表著名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张老师站在第一排，亲耳聆听了主席这段讲话。
回国后安排在湖南冶金研究所，由于与夫人分居两地，申请来成都与“华纺”学纺织的夫人汇合来到川棉厂，由于无法专业对口，就安排到子弟校教物理，看得出来他浑身有劲使不出，又不善言辞很苦闷。当时苏联已成苏修，他悄悄给我讲了许多苏联见闻及故事，说房东老太太非常喜欢中国人，对他很好……
我居然被分配教高中化学，好在那时教材比较浅显，恶补原高中教材后感觉游刃有余。由于学校无实验室，教导处殷主任为难地告诉我，实验不要勉强去做，弄不好怕出安全事故。我知道化学课比较枯燥乏味，做实验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就坚持让科代表协助我把教学大纲要求的所有实验都在讲台上做了。化学元素周期表很难背，我教他们唱《元素周期表之歌》，加之本人性格外向上课又有几分幽默风趣，当时教学效果较好，与绝大多数同学相处融洽。记得演示实验室制取氧气和氢气时，因为这两种气体与生活息息相关同学们非常关注，当气体收集成功，求知欲旺盛的同学们那闪亮的眼睛和兴奋的样子我至今都还记得。
子弟校与教育局所属学校最大不同点在于老师都是工厂职工编制，学生都是本厂子弟，工厂里上下级关系难免要影响到学校来，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会形成“内卷”，深感有一种压抑不利于从事正常的教学。
在小学部的雷老师，遇到这么一件当时轰动学校的那场纠纷就是例证：她班上一小男生和女生在课堂上发生矛盾，男生仗着自己有劲不依不饶，为了不影响教学，雷老师请小男生去办公室先冷静一下，下课后见小男生已消气了，雷老师让他放学回家好好想想错在哪儿，明天再叫上那位女生来协调解决。哪知道这小男生离家出走，在去绵阳的火车上被列车员发现异常，最后交由绵阳警察送回家。
第二天，该小男生的父亲带着孩子气势汹汹地冲进办公室，拍桌子破口大骂，还威胁说他知道雷老师住在哪里，要报复她的孩子。这位家长根本不听雷老师和众位老师的解释及劝阻，这时有老师悄悄告诉雷老师这位家长是车间干部不大好惹…… 雷老师是一位斯斯文文的二十几岁代课女老师，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啊，感受到莫大的冤屈和无助，情急之中大声吼道：“大家看看，这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行为！” 我们平时都有感觉，工厂抓生产是大头，视子弟校无足轻重，只要不出乱子就行。受“读书无用”的思想影响，那时的子弟校教师就像“小脚媳妇”怎么做都不讨好。雷老师这一吼，引起了广大老师们的共鸣，道出了积压在心头的怨气。
此时，一直没明确表态的领导见如此情形，知道如果开了这个先例，恐怕以后学校再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才出面协调。雷老师提出该男生必须在班上做检讨，要求家长不能再如此蛮横地干涉学校教育工作，如不答应，她本人愿意接受学校处分辞退。后经多方协调，同意雷老师的意见，涉事小男生的父亲再也没来过学校，该学生在班上作了检讨，此事得以圆满解决。这场纠纷伸张了正义，平息了老师们的怨气。用雷老师的原话说：“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保住了一介教师的尊严。”
这件事让我看到了广大教师顶着社会上“读书无用”和工厂干扰学校的压力，忠于职守、忍辱负重、教书育人的初心未泯。
虽然我在川棉子弟校代课仅仅只有三个学期，但是这段经历非常令人难忘。当我换位站在三尺讲台看下面，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快感，但是也感觉到肩上有担子，有责任，同时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刻反思。
在川棉子弟校也有不少乐趣，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音体美教研组有好几位多才多艺快乐幽默的老师，像四川美院附中的王老师和陈老师、漂亮美美拉手风琴的焦老师、女篮好手直爽的张老师、和蔼可亲的教研组组长黄老师、大哥哥一般的体育曾老师，他们都是工厂编制内的正式老师。加上我们几位代课先生，比如篮球中锋小谢老师，个子高大沉稳的雷老师，我校同学李老师，还有满腹经文博学多才的查老师等等……
我们常偷闲聚在大操场角落的音体美办公室唱苏联歌曲、聊天摆龙门阵或上操场打篮球。记得川棉厂宣传队排演大型音乐舞蹈《红军锄》，由我们子弟校教数学的郭老师担任总指挥，邀请李老师与我加入乐队拉小提琴，在城北体育馆参加群众汇演，受到一致好评。这拨老师按照当时川棉厂流行昵称“bing粘”相互打趣：他们叫我“唐bing粘”，我回敬他们“X bing粘”，没有深究其准确含义但感觉倍亲切，估计是“亲密无间勾肩搭背打成一片”之意吧。
最后，我想说说代课期间做的让子弟校引起轰动，也许可以说为工厂式管理、刻板的学校吹进了一股清风的两件事：
第一件：1975年春季子弟校运动会开幕式，我请来东城区文化馆管弦乐团现场演奏助兴，该乐团指挥是我初中好友杨同学，该团当时在成都有不小的名气，那天齐刷刷来了四十多位乐队队员，我弟弟及几位朋友也在其中，当乐团奏起《运动员进行曲》，各班运动员列队合着节拍精神抖擞通过主席团，全场爆发了欢呼声和掌声。事后全校上上下下，包括川棉工厂反应强烈，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有气派的子弟校运动会开幕式，掀开了子弟校新的一页。
第二件：由代课老师为主，包括其他老师组成的教师篮球队与学校学生组成的校队进行篮球比赛，我们毫无悬念的战胜了校队。
以上两件事是1958年建校以来绝无仅有、为广大教师学生所称赞的。
由于我们这些代课老师的社会阅历和经历与按部就班的学校老师差异较大，加之我们是客串学校，不会卷入工厂管理模式带来的“内卷”旋涡，是自由身，可尽情发挥个人所长还具有团队精神。
“代课”这一职业是特殊时期的产物，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这些代课先生经历了“读书无用”——1977年恢复高考这段教育低谷特殊时期，见证了这段历史。
四十七年后，当年在川棉子弟校代课的三位同学再次相聚。
左一作者，机械工程师，已从自创三恒印机公司退休。左二李老师，高级工程师，巳从成都勘测设计院退休。左三雷老师，高级教师，已从第51中（现列五联中）退休。
而今我已70多岁了，现回忆起来虽然五味杂陈，但也津津有味蛮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