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燕然山铭》中的文化密码
东汉窦宪大破北匈奴后，登燕然山，勒石记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边塞记功碑。近日，这一摩崖石刻终于在蒙古中部的山上被发现。事实上，刻石记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程章灿教授就曾梳理了从先秦到汉代石刻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说石刻文化就是从以往被人认为是蛮荒之地的秦国发展起来的。
中国人一向认为，要想传之久远，必须借助于金石。《墨子·兼爱下》说古者圣王“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墨子》一书中多次表达了这层意思。《吕氏春秋·求人》说夏禹“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高诱注日：“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可见，这种观念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
但旧传所谓夏禹治水之时所刻的《岣嵝铭》，其实只是后人的伪托。相传三皇五帝时代的祝融峰铭，其实是道家的秘文；比干墓上题字出于孔子之手，也是后人一厢情愿的附会。此外还有所谓商代鬼方纪功石刻，箕子就封碑文，也都“半由附会，于古无征”。传说周穆王曾刻石纪功。但是，《穆天子传》本身的可信度本来就有疑问。因此，夏、商二代及西周的石刻实际上未曾发现过。
唐初约贞观时，在天兴（今陕西宝鸡）南二十里许之三畤原，出土了十块鼓形石，四面环刻籀文四言诗，旧称石鼓文，也称“陈仓石鼓”，其实就是石刻。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据马衡先生考证，所谓石鼓其实是秦国早期的石刻，年代在献公之前，襄公之后（前777—前384)，也就是在东周时代。这是已知的年代最早的石刻文献。
陈仓石鼓，先秦时期花岗岩石刻作品。十面鼓上刻有十首四言叙事韵文，记述了秦国贵族的畋猎活动。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也是难得一见的大篆作品。其字已多有磨灭，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
此外，秦以前的石刻文献还有秦惠文王(前337—前309)时的《诅楚文》。诅楚的缘起是秦惠王祈求天神帮助自己战胜楚兵,收复边城。先秦石刻，见于前代文献记载而无实物传世的，还有三种，其年代都在秦昭王之时，也即在秦惠文王至秦始皇之间。其一是所谓华山勒石。其二是与夷人刻石为盟。其三是白沙邮石刻。这三件石刻都跟秦有关，我觉得不是偶然的。它也许说明了秦地早有刻石纪事的传统，至于何以形成这种传统，不知道与秦地的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否有特别的关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巡行天下，志得意满，命李斯撰文书写，在峄山、泰山、之罘山、琅琊台、之罘东观、碣石及会稽等处树石，刻文纪功。刻石对于始皇帝来说，决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一项有计划有目的的政治行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政治制度、文化政策等方面施行的统一措施，往往以秦国原先的政治文化制度为依据。以立石的方式颂扬秦的功德，也可能受到了秦国先世的启发。
这种刻石制度在秦国早已有悠久的传统,既便于实用，又易于推广。秦始皇巡行七刻，本意在于巩固并确定其政治权威，而此举本身又象征了政治权威对石刻这一新生事物的正统认定。这无形中规定了石刻的皇家色彩，无形中限制了石刻的应用和推广，因为平民百姓刻石纪事表德就意味着潜越。秦始皇这一制度的威慑力延续了几乎二百年，西汉一代石刻如此之少，恐怕不无这方面的原因。而任何一件事物，如果不向民间推广，那就不可能产生最广泛的影响。石刻如果仅限于宫廷颂德，也就不会成为一种多用途的文献载体，其生命力必将萎缩。青铜铸造技术的失传也许就有这一方面的原因。
现存《峄山刻石》，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峄山刻石》为秦相李斯撰文并书，原碑已被焚毁。
石刻作为一种存在，旧时无论作为专门术语还是在一般文章场合提到，往往和钟鼎(也称作彝器)并称为金石。如前面所谈到的,石刻的出现，至少其受到广泛重视并被大量采用，实际上是晚于彝器的。这一历史顺序似乎还提示我们，石刻继彝器而兴，不仅在各种场合逐渐取代了原来由彝器所承担的作用，而且越来越流行，在记载和传播文献方面，其功用较彝器有过之而无不及。“有铭刻的彝器，始见于商代后期，所刻的还只是简单的造器者名字。记载功绩的铭文，在周代的彝器上才逐渐出现。”（施蛰存《金石丛话》第1页)可以说,在彝器上镂刻铭文的风习，才刚刚开始就停止了。其中可能的缘故之一，是正如施先生所指出的：“到战国末年，彝器的铸造衰退了，因而也就不再有彝铭。”但更重要的，恐怕是这种技术过于复杂，既耗工时、材料，又不便实用，因而妨碍了技术的推广，乃至阻滞了技术的进步，最后导致了技术的失传。
西汉立国之后，没有沿用秦朝刻石纪功颂德的制度，原因不止一方面。首先是东西的差异。汉朝统治者多来自东南楚地，没有继承西方秦国的刻石传统的必然性。其次，汉代统治者找到了另外一种颂扬功德的形式，那就是作賦，在“颂功德，明得意”方面，汉陚无疑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帝王的虚荣心。让汉武帝載然欲仙的不就是司马相如的賦吗？其三，也许是传统观念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认为庄严肃穆的场合，还是用彝器比较合适，而当时的技术仍能满足这种需要。所以，武帝有建元鼎文、泰山鼎文(并见《鼎录》），还有《祀太室牛鼎文》(见《西湖游览志》）；昭帝有《蓝田覆车山鼎文》(《鼎录》宣帝有《华山仙掌鼎文》（《鼎录》)等。《续汉书·祭礼志》上注引《风俗通》，说汉武帝曾有《泰山刻石文》，其词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如果这一记载可信，那还能证明汉武帝对运用石刻也不偏废。
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画（局部）
但总的来说，西汉石刻，无论官刻私刻，无论存有实物还是仅见诸文献，都屈指可数。官刻既无大的声势，私刻更未蔚为风气。宋代金石家见到的汉石也甚少，以欧阳修、赵明诚之博雅，《集古录》所录无西汉石刻，《金石录》仅收建元二年(前139)郑三益阙一种（卷一目录第三十七），而且疑信参半。
从东汉顺帝以后，石刻步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扮演了越来越多的角色。从其用途上说，大致有如下三类:一是为山川祭祀，如《祀三公山碑》、《华山庙碑》、《封龙山碑》、《白石神君碑》等；二是祭祀古圣祖先，如《仓颉庙碑》、《礼器碑》(孔庙造礼器）、《史晨碑》等；三是对某君功德事业的赞颂，如《巨鹿鄱君七通褒斜道摩崖》、《杨孟文石门颂摩崖》、《西狭颂》和《北海相景君碑》、《张平子碑》等，前者立于其人生前，后者立于其人身后。
唐代经幢
从其发展倾向上说，石刻越来越民间化，越大众化，亦即逐渐从有关祭祀封禅之类的场合，发展到颂祖述先，再到颂扬某官生前功业，最后到对某君一生功勋事迹的颂扬。一旦私家个人可以大量通过立碑以表彰功德、宣扬声威、记事记言等，石刻的数量和种类自然会急剧增加，而其发展前景也就广阔多了。晚清金石家叶昌炽在其名著《语石》中，将石刻区分为四十二类，可谓不厌其烦。近人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则分作墓碑（包括墓碣、墓幢、塔铭、纪德碑)、墓志、刻经(包括石经、经幢）、造像（包括画像）、题名题字（包括题名碑、神位题字、食堂题字、石人题字、石盆题字等)、诗词、杂刻(包括砖瓦、法帖)。石刻用途之广，形式之复杂多样，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汉代可以说是石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汉碑的大量出现，賦予石刻新的生命，掀开了石刻文献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诚然，魏晋南朝有过一段禁止立碑的历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北朝造像、碑刻的受人重视，随着北朝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特别是宋代金石之学兴起之后，石刻文献越来越为人瞩目，其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了。
原标题《从金到石 从廊庙到民间——石刻的兴起与文化背景》，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4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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