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县金堆东坪学校的教书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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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教育局一纸调令，把我调进了深山老林
1977年2月，我由民办教师转成了公办教师，县教育局一纸调令，把我从赤水公社立新中学，调到了金堆公社东坪学校。
金堆公社是华县最南端的一个公社，位于秦岭深处，与商洛地区接壤，其社址在钼业公司矿区的寺坪街。寺坪街是一个古老狭窄、破旧不堪的小街，两边尽是茅草房或断墙残壁。在这小街西南15华里的深山老林里，深嵌着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东坪村。东坪学校就设在这里，是一所七年制学校。
东坪村的一户人家
东坪村山水清明，民风淳朴，有三四十户人家。它西邻西坪，南靠芋坪，东有简易公路通过西川直达矿区，北有羊肠小道翻越秦岭穿过石头峪进入关中。在金堆地区，它是除矿区（寺坪、石柯）和东沟之外地理位置最为优越的地方。所以县上在这里设立了供销社、药材收购站、国营木场、医疗站和信用社。在这个学校就读的，除本村学生外，还有西坪、芋坪的高年级（六七年级）学生。全校十几名教师，一百多名学生。
我到这里工作时，转正尚不足一月，意气风发，血气方刚，是自背行囊从寺坪街步行15里到这儿的；在这儿仅工作了一年零四个月，就考上大学离开了。因此，这里作为我人生旅途的一个驿站，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到东坪学校以后，我立即被委派为毕业班（七年级）班主任，代六七年级理化课。因在此以前，我在立新中学任教六年，从未担任过班主任，所以对能否管理好这些学生，并和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心中并没有底。
我们班是个大班，有40多名学生。它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学生们缺乏卫生习惯。
我首次走进班里时，就发现好些学生的手、脸、耳背、脖颈等都很不干净，于是要求他们回家后要认真地洗一洗，第二天我要逐人检查。次日我到教室仔细一看，发现学生们的手、脸、耳朵等，果然都清亮了许多。显然，他们对我的话非常重视，在家里都下了一番工夫。我也感到非常高兴。
有次自习时，学生们正在低头做作业，我忽然发现有个男生流下了长长的鼻涕，觉得很不是滋味，就在班上专门讲了这件事情。我说：“同学们，我们是学生。学生就要讲文明，讲卫生。
但咱班有些同学，却缺乏卫生习惯，最突出的例子是流鼻涕。” 听到这番话，一些学生偷偷笑了。我紧接着说：“如果大家不信，可以立即互相瞧瞧——有些同学鼻子底下，现在确实很不干净！”话音刚落，教室里立即发出了“嘶”、“嘶”吸鼻涕的声音。很多同学笑了。我忍不住也笑了。我这一笑不打紧，全班都笑了！笑声中，一些同又“嘶”、“嘶”地吸起来！?——有些分明是故意的，夸张式的。
我笑着对大家说：“好了好了，不要再吸了！现在专门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如果有谁觉得自己不干净，就立即到外面去'清理’一下！”
我刚说完，十几名男生鱼贯而出，一溜烟地跑出教室，在院墙外“清理”完毕后，又陆续笑着跑回来了。
一些女生看罢，都低头笑了——很温柔，也很羞涩。
全班静下来后，我一改和颜悦色的神态，一本正经地说：“从今天开始，以后每次上课前，我都要作次检查，若再发现有不干净的，就要像刚才一样，把他请出教室——让他到外面'清理’干净后再回来！”从此以后，这个不良习惯很快就改过来了。
东坪没有理发店，学生们都是相互理发的。班里有一套理发工具，是原先用班费买的，已经旧了。我担任班主任后，为鼓励大家及时理发，又重新买了一套。当时一些教师和学生，都是义务理发员。刘生智和曾立功两位老师，就经常给我班学生理发。看到他俩有时竟忙不过来，我也起了为学生理发的念头。谁知第一次上手，就把一个学生的“偏分”理得无法收拾，最后实在无奈，只得把它改成了光头。好在这个学生并不介意，站起来摸了摸自己的光葫芦，就嘿嘿笑着跑去洗了。从此以后，我再没敢给学生理过发。
这里没有音乐老师，我就试着给我班学生教起歌来——是自拉板胡伴奏的。学生们没见过板胡，都感到非常稀奇，学唱的热情也很高。我给他们教的《拥军秧歌》，本是一首流畅的陕北民歌，很好听也很好唱，但我硬是把他们教不会——因为每当我唱完一句后，他们学唱时就完全走了调，无论如何也纠正不过来。
我暗自叫苦：真是活见鬼了！
同时不得其解：究竟是何原由呢？
后来我才知晓——原来这儿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五音不全！
“五音”指的是中国民族五声调式中的宫、商、角、徵、羽五个基本音，相当于西洋七声音阶中的1、2、3、5、6。“五音不全”指的就是这五个基本音唱不准，也泛指那些没有音高概念的人。它是因声带周围肌肉发育不完整，或耳朵辨音能力差造成的；一般都是先天性的，即是专业音乐工作者也难以把它纠正过来。难怪我使出了浑身解数，也还是难以凑效。
我暗自思之：这儿学生中五音不全者居多，很可能是因水土、遗传等特殊的地域因素造成的。
看我教不会学生唱歌，当地的一位民办教师就自告奋勇，给我班学生教起歌来。同是一首《拥军秧歌》，他居然很快就教会了。虽然歌声极不顺耳，全是七弯八拐的怪调调。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说起来也真是有趣！——原来教歌的这位教师，竟然也是五音不全！五音不全的教师，教五音不全的学生唱歌，究竟是个什么效果，你就可想而知了。
听着学生们唱出的毫不搭调的《拥军秧歌》，我实难忍受，死的心都有了……
学校的窗子从未安过玻璃，历来都是用旧报纸糊的。山区风大，经山风一吹，糊好的窗纸很快就破了，哗哗直响。夏天倒还可以，冬天就不行了。为解决这个问题，我用自己的饭票在灶上买了半斤面，请炊事员熬成浆糊，然后让学生们用旧报纸把窗子严严实实地重糊了一遍。为防窗纸破损，我在班里实行了“责任制”——那块窗纸破了，无论是山风吹坏的还是人为损坏的，责任人必须在当天补起来。“责任制”实行后，一改窗纸过不了几天就破损的局面；即是破了，也补糊得非常及时。因此，每糊一次窗纸，就可以维持较长时间。通过和学生的这些接触，我很快便和他们打成一片了。
我班学生有个显著的特点：能吃苦，很勤快。
教师灶的米、面、油、盐、蔬菜等，全是由带队教师买好后，由学生从15里外的寺坪街抬回的。每次去寺坪干这些活儿时，学生们都是争先恐后，举手报名。
学校没有水井，每天上早操时，就由学生们轮流到村西的一个山沟里去抬水。那个山沟里布满了圆溜溜的鹅卵石，石头中间有个磨盘大的石头窝，里面常年都是一汪清水。全体村民的生活用水，都是从这个石头窝里汲取的。学生们一瓢一瓢地把水舀进桶里，然后抬回学校，倒入水缸。
这儿没有煤炭，教师灶做饭烧的全是木柴，而木柴全是由六七年级学生上山打来的。每逢上山打柴时，学生们热情都很高，从未有偷懒或借故缺席的。到山上后，男生们就钻进树林中用斧头砍，女生们则手拽树枝往山下拖。回校路上，他们有的抬，有的拖，一路浩浩荡荡。到校后他们又把树干劈开，砍成小段，整整齐齐地垒在屋檐下。每打一次柴，就够烧一学期了。
回校后劈柴的场面，紧张而忙碌——在教室西边那个窄长的小院里，学生们爽朗的嬉笑声，热烈的打闹声，以及树干噼里啪啦被折断、被劈开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劳动的欢乐。劈柴的那些学生，劈柴的技艺都很精准——挥动胳臂高高地举起斧头，一斧头照直劈下，只听得“啪”的一声，木墩上躺着的树干，正好不偏不斜，从正中被劈成了均等的两半。我在感叹学生劈柴技艺精湛的同时，也羡慕他们手中的斧头，把把都很锋利，劈木头简直跟劈西瓜似的。当时我曾觉得，让学生们来干这些活儿，对他们分明是一种剥削——很不公道。但这儿历来如此，已成定俗，从未有人提过异议。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们缴学费并不是缴钱，而是根据年级的不同，缴一定数量的木椽或木杠。木椽和木杠大部分由家长扛来，而我班有很多学生，是自扛木椽来报到的。学校把木椽木杠集中起来，卖给附近的国营木场，转变成学费。
学生们交班费也不缴钱，而是缴一些中药材。这些药材都是学生们自己上山挖的，一般都是“菖蒲”——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根。班上把菖蒲集中起来，卖给附近的药材收购站，转变成班费。
我班的学生还很勤奋，很用功——西坪和芋坪的学生，每天都要走很远的山路，但似乎从未有人迟到。早读时他们高声朗读，琅琅的读书声传得很远。他们的作业都写得整整齐齐，也从未有不交作业的。因此，我的班主任当得相当轻松。
我还发现，有些学生不仅勤奋，而且特有灵气。有个学生叫陈靠山，悟性极高，也极用功，是班里的尖子生。他毕业时以全公社第二的好成绩，考入华县咸中，1980年考入陕西师大，之后又先后在兰州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取得硕士、博士学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他尚不足40周岁，却已是山东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当他知道我的下落后，曾给我写过两封信，并来渭南看望过我。
真难想象，我在七年制初中任教7年，教过的学生少说也有一千多人，但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竟然不是来自关中东府文化重镇——赤水镇——的富贵人家，而是来自秦岭深山老林里的贫苦家庭。可见“高山出俊耀”、“家贫出状元”，确有一定道理。
受这儿纯朴民风民俗的影响，我们班的学生个个真诚朴实，很讲情义。我考上大学离开这儿时，尽管时值忙假，知道的学生极少，但我还是收到了一些小镜子、小手帕、香皂盒之类的礼品。有个大点的女生，还给我送了一双彩色丝线做的绣花鞋垫。当她把鞋垫送给我时，居然还弯下腰，亲自把鞋垫铺在我的鞋里，让我试了大小。为此我感动了一生。
有个学生叫谢新年，小个子大眼睛，很纯朴也很聪明。我到他家家访时，发现他家的草房已濒于坍塌，灶台及案板上简陋得看不到锅碗瓢盆，炕上被子几乎成了棉絮。看到他家这般凄凉，后来我就把我的两件衬衫送给了他的爸爸。考上大学离开那儿后，我还和谢新年通过几次信，向他寄过两本书和一副圆规。后来谢新年曾和他爸爸一起，经过多方打听，找到我的赤水老家，给我送来了不少松籽和核桃。
可爱的山区学生们，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东坪学校的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很差。
学校有个教师灶，炊事员是当地的一位中年妇女，我们称之为“婶婶”。婶婶占一个民办教师指标，享受县级民办教师待遇。她有一个烙饼子的好手艺，因此很受我们欢迎。
那时我们的油粮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四两食油、三十斤口粮（十八斤面粉，十二斤玉米糁）。东坪村没有蔬菜，蔬菜要由教师到寺坪街去买，然后让学生抬回。我们经常吃的，都是婶婶腌制的萝卜丝。这种萝卜丝的腌制方法是这里独有的，把它放在芦席上晾晒时，会发出一股特殊的气味。除腌菜外，我还多次吃过婶婶做的灰荞菜（一种野菜）。她把灰荞在开水锅里焯后捞出来挤掉水分，切碎调上盐和醋，就成了味道鲜美的凉菜。在我的记忆里，这灰荞菜远比那些腌萝卜丝好吃多了。为了解决吃菜问题，我曾受校长之托，一次从老家返校时，特地从赤水街买了些蒜苗、莴笋带回学校，途中费了不少周折。
当地教师在校没有办公室，他们都是在教室办公的。山外教师的住房是每人一间，宿办合一。这些住房大多是由古庙、古戏楼改建成的，里面没有地板，没有顶棚，有的还没有窗户，黑咕隆咚的。最好的住房是校西北角的四间厦房，它比较新，但屋檐直对大院，门窗和檐墙常年都要经受山风雨雪的侵袭。冬天这里冰封地冻，房子内出奇的冷。这时，学校就发给教师一些木炭，让教师生火盆取暖。我不会生木炭火，我的火盆是我班学生争着帮我生旺的。
学校的基础设施很差，除教室、宿舍和一间教师灶外，仅有一幅水泥乒乒球台、半个篮球场。办公条件同样很差，仅有一台油印机、一台半导体扩音机。没有参考书，没有教具，没有会议室。尤其令我不能适应的是——没有电灯。所以晚上我们备课或批改作业，点的都是煤油罩子灯。
这儿虽有简易公路通至寺坪街，但除偶尔进山拉木头的汽车外，平时公路上连一台拖拉机都看不到。我们山外教师每回一次家，都要费很大周折——先步行15里路到寺坪街，再找熟人坐钼矿下山拉货的顺车到县城，最后在县城借辆自行车骑回家。那时华县至金堆之间，虽然也有班车，但每天仅发一趟，稍慢一步就赶不上趟了。况且车票也相当难买，每次都需托熟人走后门才行。
学校地域偏远，交通不便，消息自然也很闭塞。即是报纸，正常情况下邮递员也是两天才送一次——是背着大邮包徒步送来的。山上夏天多雨，冬天多雪。每逢雪雨天，邮递员就不能出行。因此，常有四五天甚至一星期都看不上报的情况。当时没有电话，更无手机，对外联络皆凭信件。但信件和报纸一样，全靠邮递员徒步传递，速度极慢。所以一到这里，就仿佛与山外的世界隔绝了。
那一年，是我开始领工资的第一年。每月38元的工资虽然很少，但物价便宜——八分钱能寄一封信，两块五能买个暖水瓶（竹皮的），所以经济上我并不困难，每月尚可给家中寄20元钱。最大的困难是吃不饱，因此我父亲曾坐顺车到金堆，给我送过一口袋玉米。这口袋玉米，后来通过何凤英老师的爱人（钼矿职工）及刘生智老师在粮站的乡党，分数次兑换成粮票，才解决了我的吃粮问题。
虽然这里条件很差，但我的心态是平和的，工作是努力的。因为我明白，能转为公办教师，就很不错了，唯有努力工作，才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当年年底，我被评为优秀教师，出席了县教育系统“先代会”。
学校的教师多数是当地人，星期天就回家了。剩下我们山外几位，在学校百无聊赖，只好自找乐趣。我们的第一项乐趣是唱戏。
我把板胡二胡带到了学校，每逢周日，我们就自娱自乐，拉胡琴唱戏。尽管水平很差，但我们毫不顾忌，因为只是图个快乐，并不担心别人笑话。当时村“路线教育工作组”里的一名山外青年干部，也加入了我们的唱戏行列。每逢唱戏时，我们就忘了孤独，忘了烦恼，把学校的半导体扩音机开得震天响，使整个山谷都充满了唱戏声。
我们的第二项乐趣是游山玩水。星期天，我们常常结伴而行，到树林、山坡、水库、小河等处去玩。我们曾走了很远的山路，游览过水泥坝体的任家滩麻家边水库，参观过修筑水库解放军的军营。我印象最深的，是从东坪往西穿过西坪，在草丛中走了一段曲折的山路后，登上了西南方向的一座大山。这座大山，当地人称“老牛山”。山涧有股流水潺潺而下，跌落到山根下的一个深潭里。深潭里，墨绿色的潭水神秘莫测，幽深而阴冷，给这儿平添了不少诡谲。山坡上布满了茂密的松林，一人合抱不住的松树到处都是。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针叶，踏上去软绵绵的。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在靠近山顶的地方，居然有一块嵌在山坡上的巨石，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它突兀在那里，显得颇为壮观。
攀上山顶以后，我们回首北望，鸟瞰西坪，只觉得众山渺奔，素云苍淡，风由涧底涌出，恰似一首无言的歌。蓦然间，我感到这个平时毫不起眼的西坪村，这时竟然是如此秀丽，如此迷人！——窄窄的石径从村中蜿蜒而过，把村子划分成两个部分。两边的农舍，或整整齐齐、方方正正，或参差不齐、前后交错。石径及周边空地上，不时有小小的人影儿在慢慢挪动，动着动着就瞧不见了。农舍上方，几股炊烟袅袅升起，径直奔向蓝天。那烟柱愈到上部，就愈薄，逾轻，逾淡，慢慢就消散了。远处，混合着绿色和褐色的山田，被细细的田埂分隔成大小各异的方块，像僧人的百衲衣。山坡上绿荫遮翠，薄雾蒙蒙，羊群似浮云般点缀其间……望着这如诗如画的西坪村，我不禁想起了苏轼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重游麻家边水库留影（2002年8月）
我们的第三项乐趣，是在小河里摸鱼捉蟹。在学校东边不远，有条自北向南潺潺而下的小河。我们常常挽起裤脚，下到河边浅水中，在石头窝中摸螃蟹、抓小鱼。那里布满了滑溜溜的石头，石隙间是湍急的水流。听当地人说，这儿常有娃娃鱼的叫声在夜里传出，也有人亲眼见过它的出没——据说样子是很难看的。后来，我们在一名当地教师（李兴平）引领下，曾带着炸药和雷管到河边去碰运气。他对娃娃鱼的习性非常熟悉，说娃娃鱼是有窝的——它的窝就在水流湍急的山溪底下。经他仔细辨认之后，我们就在一个疑似娃娃鱼窝的地方，安放了炸药和雷管。紧接着，随着一声轰然而起的爆炸声，那儿水花四溅，升起了近丈高的水柱。我们跑过去一看，发现水面泛起的杂物碎草间，果然漂浮着一条娃娃鱼——它翻着肚皮静静躺着，显然是被震昏了。我们迅速地把它捞出，放入小桶。当晚，这条娃娃鱼就成了我们餐桌上的佳肴。它香气四溢，味道鲜美。特别是那黏黏的鱼汤，一口喝下去，就会顿觉有一股香气，瞬间散发到全身去了。因此，刘生智老师特意跑到国营木场，叫来了他的乡党共同品尝。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娃娃鱼又叫人鱼、孩儿鱼、啼鱼、狗鱼、鳕鱼、脚鱼、腊狗等，是我国的特有物种。因其叫声类似婴儿啼哭，故俗称“娃娃鱼”。它的正式名称叫大鲵，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要是当年就知道这些，我们自然不敢去猎杀它了！
1977年12月10日，我参加了“文革”结束后恢复的首次高考，于次年6月录入了渭南师专。从此我就离开东坪，开始了紧张的大学生活，毕业不久又当了公务员……人生旅途的艰难跋涉，使我无暇顾及深山老林里的东坪学校，但它始终镌刻在我的心底，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2002年暑期，当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眷恋之情，感到无论如何也要去这里看看的时候，蓦然回首，已经25年了。
当年暑期，在老同事曾立功（时任金堆中学校长）等老师陪同下，我回到了阔别25年的东坪学校。这时它已成了一所小学。当年的教室、灶房及由古庙古戏楼改建成的教师宿舍等，已经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座两层教学楼，楼前是一个空旷的大院子。可惜教学楼质量太差，中间已出现了不小的裂缝。唯一幸存的，是学校西北角的四间小房子，如今还剩三间。这里的左数第一间，正是当年我住过的地方。
站在这间小房子前，我手扶油漆脱落的门框，凝望着斑驳的土墙和低垂的屋檐，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历历往事浮上心头——
我仿佛看见了满院子活蹦乱跳的学生，腋下夹着课本匆匆而过的教师，屋檐下垒得整整齐齐的劈柴，写着密密麻麻粉笔字的墙头黑板报，窗纸被山风刮得哗哗直响的教室……然而，这些事实上都没有了，只剩下空旷的大院落，以及我和我的记忆。
人说往事如烟，然而那美好的记忆，难道真的如烟雾一般，说散就散了吗？
再次凝望25年前自己住过的小屋，我忽然感到了一种物是人非的苍凉，并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在这间小屋里再住一夜，以追寻那逝去的岁月。可惜小屋的门紧锁着，主人是山外教师，暑期已回家了。我只能趴在门缝间朝里张望，心中装满了惆怅。
回身站在空旷的院中，我的思绪再次在流光里回旋，在思念中徜徉。
我不禁想起了——
当年从寺坪街给我们抬回粮、油、米、面的那些学生；
当年从石头窝中给我们抬水的那些学生；
当年给我们打柴的那些学生；
还有——
当年被我责令跑到墙外去擤鼻涕的那些学生；
当年五音不全唱歌老跑调的那些学生；
当年聚在房间给我生木炭火盆的那些学生；
当年被我把“偏分”理成光头的那个学生；
尤其是——
当年给我送过香皂盒、小镜子、小手帕的那些学生；
当年和他爸爸一起，风尘仆仆给我家送过松籽和核桃的那个学生；
当年给我送来绣花鞋垫，并弯腰亲自把鞋垫铺在我的鞋里，让我试了大小的那个女学生……
经年一梦，往事如尘。
我忍不住想大声呼唤——
学生们！你们现在哪里？你们过得还好吗……
图文来源丨作者供稿
原文作者丨刘正军
整理编辑丨郝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