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稿 l 汪荣祖：我读布罗代尔（上）
我读布罗代尔（上）
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汪荣祖
摘要：布罗代尔领军的史学，被译为“年鉴学派”，名不副实，只能音译为“安娜学派”。傅斯年创办中研院史语所时，正是“安娜学派”成立的前一年。但中、法两国史学发展的道路很不相同。傅想要把史学自然科学化，终不可能实现。“安娜学派”则主张以社会科学治史，强调社会科学的史学化。布罗代尔的两部多卷本大著，展示了革命性的史识，不同凡响的结构。他晚年写法国史未成，由其夫人辑成，仅涉及法国的地理、人口与经济。他的主要成就，一是长时间观念的提出，二是重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他又是干练的学术领导人，创立了史学内的“布罗代尔境界”。他的后继者，代代相传，不断探索新方法与新途径，故安娜学派能历经80余年，仍然兴盛不衷。
关键词：布罗代尔；年鉴学派；安娜学派；社会科学的史学化；长时间；傅斯年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成名之作《地中海与菲利普第二的地中海世界》（La Mediterranee et la Monde Mediterranee a l’Epoque de Philippe II，以下简称《地中海世界》），早于1949年就已出版，立即引起西方史学界的重视，此书的英文译本上册迟至1966年才在美国出版，下册至1973年才问世。
我于1975年参加美国历史学会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Atlanta,Georgia）召开的年会，亲眼目睹此书英译本上下册在书展上畅销的情景。美国史学界在英译本付梓之前，能读法文者，早已传诵，如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大学图书馆的法文藏本，因不断借阅而致破烂。
英译本更引起阅读潮，我当时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执教，系里教中古史的寇克曼（Lakin Kirkman）教授，于1976年的春季，开了“布罗代尔专题研究”一课，我亦随班参加讨论。学期结束后，我写了一篇介绍布罗代尔的文章，登在台北出版的《食货》月刊上，事后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弘祺（Thomas Lee）教授告诉我，我是以中文介绍“年鉴学派”（the Annales）的第一人。
我曾寄拙文抽印本给布罗代尔先生，承其函覆，他在信中说因外出度假，迟复为歉，并要我向中国的史学界同道转达问候之意。此后我对布罗代尔的兴趣日增，尽量阅读他的著作。
我们两岸三地的史学界也有一阵“年鉴学派”热。我不知谁首先以“年鉴”（the almanac）为这一学派的译名，现在大家都称之为“年鉴学派”，显然因此学派的旗舰学报《经济社会史学报》（Annales d’histor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简称“Annales”而来。然而年鉴一类的史学正是此派不屑一顾者，岂不是名不副实？
所以当我初次介绍此一学派时，将之音译为安娜学派”，但“年鉴学派”的中文名称不胫而走，已经约定俗成，难以改正了。但我个人仍用“安娜学派”，不愿从俗。
一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巨著也有了中文译本，可惜的是由于此书卷帙的浩大，内容繁富，许多篇章可以独立成编，再由于中西文字间的隔阂，译文更加繁琐难读，一般读者不容易领会全书的精彩之处。
中国现代史学是在西潮激荡下逐渐形成，中国史学的专业化与学院化，也是西洋学制东来后的产物。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史学方法对我国将近100年的史学教育与研究，一直有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晚年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从事史学专业的研究与教学，所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已显示班汉穆（Ernst Bernheim）《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一书的影响。而此书正是集合兰克史学方法的大成，中文译者陈韬从日译本转译而来，虽意译得非常简略，但要义已在。
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标榜的“科学的历史”，也来自兰克。
留学德国的张贵永教授曾介绍兰克的生平与著作，此文为纪念留学德国的傅斯年而作，因傅氏于抗战前曾告诉张氏，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而来。
巧合的是，傅斯年自欧洲回国后所创办的学派，恰与“安娜学派”约略同时，安娜学报创刊于1929年的1月15日，而傅斯年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28年的10月22日。
不过，中、法两地史学发展的道路并不相同，傅斯年带领的中国史学虽遵从兰克的史学方法，但对兰克的方法有所误解，误认为兰克要把史学“科学化”，所以他“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傅氏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他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就是为了要有完备的史料，才能有科学的历史。
但是要把史学成为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无异水中月、镜中花，也不是兰克真正的主张。即使英国史家贝雷（John B. Bury）曾说“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history]is herself simply a science, no less and no more），他于晚年及时觉悟到史学科学化之不可能实现，黯然放弃旧说，但傅斯年已不及见之，他开创的史语所长期以来只能止于史料学，而无法开出和自然科学一样严谨的史学。
法国的“安娜学派”于80余年来发展成举世著名的史学大派，要因能超越兰克的“实证史学”，以社会科学治史，即布罗代尔所说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
自20世纪之初，有鉴于兰克史学聚焦于政治、外交、军事，虽以档案资料讲究信而有征，但范围过于狭隘，因而有酝酿社会、经济、文化的新史学，新史学风潮遂弥漫欧美诸国，名家辈出，在德意志有梅涅克（Frederick Meinecke）、在比利时有皮人尼（Henri Pirenne）、在英国有拿米尔（Sir Lewis Namier），在美国有透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与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
何炳松曾经将鲁滨孙的《新史学》全书译为中文，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希祖为之作序，提到社会科学与史学的关系，但何氏理解这本书的主张是：“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他并没有真正理解鲁氏的用意，对科学的概念也不很明晰，也没有带动新史学的风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史学仍然尊从兰克的史学方法。
法国的新史学比鲁宾孙的新史学又不可同日而语，对于社会经济史领域的贡献极大。
法国居西欧文化的中心，既有孔德（Auguste Comte）所建立的社会科学传统，又能就近吸取德国史学的精华，学术文化根底甚是雄厚，新史学也特别蓬勃。欧战后的1929年美国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殃及全球，经济萧条更加激化社会问题，以社会经济史标榜的安娜学派，即问世于此危急之秋，适逢其时，将历史研究的重心更从政治移向经济；在方法上，也趋向由社会科学取代实证史学，其间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阐发人类知识的社会性格，直接影响到当时仍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法国高等教育，于是安娜学派挑战与拒斥盛极一时的兰克史学。
其实，有一位年轻的法国社会学家斯弥安（Francois Simiand）早在1903年就已撰写了《史学方法与社会科学》一文，已严厉挑战兰克的法国门人塞若坡（Charles Seignobos）的史学方法，强烈要求历史学家接受社会科学的方法治史，将重点从个人转向社会，才能拨云雾而见青天，无异给史学家上了新的一课。登载这篇颇具挑衅意味文章者就是安娜学派两位创始人费勃（Lucien Febvre）与布劳克（Marc Bloch），他们不仅勇于挑战，而且脚踏实地带领史学向社会科学进军。
安娜学派的主要学报创刊于1929年，创刊人就是费勃与布劳克，而学术渊源则来自哲学家贝尔（Henri Berr），贝氏弃玄学式的历史哲学，注意历史知识的理论而崇尚实验与观察，以“分析”（analytique）与“综合”（synthetique）为一体的两面，反对堆砌史事，史事经过解释后才能成为史学，而解释必须经过比较与综合，否则难见历史之全。
贝氏于1911年首先创刊《历史之综合》（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又致力于编撰《人类之全史》（L’Evolution de l’Humanite）100册，以综合与比较所有的社会文化，并于1920年开始发行。翌年发表《传统的历史与综合的历史》新著，除了重申其说外，并答复读者的批评。
贝尔的历史综合观与涂尔干的社会学，启发了新一代的法兰西历史学者，奠定以社会科学治史的基础。社会科学包括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门，影响到以议题导向（problem-oriented technique）的历史书写。
安娜学派重视社会经济问题不免会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费勃与布劳克也多少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不再“以古还古”，而是以今论古，如布劳克从其目睹的农村进而研究中古时期的法国农村，认为古今之间有紧密的有机关系。他所标榜社会与经济现象的“安娜学报”未久即改变了史学的论述，舍弃叙事而从问题中探索历史，由问题架构形成“结构史”（structural history）的概念。一方面对欧洲不同社会作比较研究，另一方面研究心态，解开心性世界的秘密，开展“心解史”（psychohistory）的可能性。
费勃更具体地将情绪、爱情、死亡、怜悯、残忍、喜悦、恐惧等等，作为心态研究的议题。布劳克更注意社会经济议题，旁采“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对礼仪、迷思、信仰等较感兴趣。
于此可见这两位安娜学派的创建者都努力将历史作为社会科学的学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并不出主入奴，将史学臣服于社会科学，而是为我所用，一出手就有运社会科学于史学轨道内运转的豪情。
费勃注意到地理环境对人文的影响，认为地理因素须经社会经济因素的中介，才能影响人文，后来受到贝尔的启发，向往以社会科学知识来分析与综合史事的学风，确定新史学为“科学的、综合的、比较的、全面的”，必须全面兼顾而后才能做好分析与综合的功夫，可称开拓法国新史学的功臣。
费勃晚年的研究兴趣转向思想史，深信宗教史的重点不在单纯的教会制度史，而是由社会与经济蜕变而产生的宗教思想，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当时新兴中产阶级所展示的新精神，可见他研究思想文化史，仍与社会经济史相结合。
布劳克挑战传统史学，主张超越文献与档案的考订和编撰，进而大胆提出问题并寻求解答。他与费勃合作，志趣相投而各有所长，布劳克比费勃更致力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探讨，深入探讨农村之基本结构、土地型态、收成制度、耕作技能等等，著有《法国乡村史》一书，论者誉为乡村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布劳克的《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eodale）研究西洋中古封建制度，超越了政治与军事观点以及马克思的生产模式，而视之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重建了此一“社会系统之全体”（a total social ambiance），以统合封建社会的各个面向，展示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结构及其运作与互动，因而加深对中古封建时代的理解。
布氏在史学方法上开启比较历史学（histoire comparee）,他于1928年发表的专文《欧洲各社会之历史比较观》，尤被学者推崇为杰作，他将比较观与分析与综合观点相契合，使得分析更为深入、综合更能普及，例如欧洲中古史家久以为佛罗伦萨（Florence）与热那亚（Genoa）两地发行金币，由于经济财富的发达，然而布劳克发现威尼斯（Venice）之富盛，并不亚于佛、热两城；比较之下，显见富裕与发行金币并无直接的关系。
费勃与布劳克两人志同道合而又各补短长，布罗代尔则是站在这两位巨人肩膀上的继承者，成为法国新史学的发扬光大者。他的史学师承贝尔、费勃、布劳克，一脉相承，并在前人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开宗立派，建立借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以解决问题取代记事本末的历史书写。当费勃于1956年逝世后，布罗代尔接手，带领安娜学派十余年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对西方史学意识的冲击，更甚于欧战。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别史论述不再能应变新的世局，拒绝狭隘的国别史之余，须寻求新的方向，而《安娜学报》正乘时而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学报》（Annals：Economies,Societies,Civilizations），去掉史字，以示更加倾向社会科学，而无论经济、社会或文明都以复数表达，并进军国际。
法国又以政府之力，于国家高等研究院中设立规模宏大的社会科学研究组，在专家学者引道下，集中资料与人才作集体的开创性研究，其结果使今日法国史学为当代史学界的显学，影响至为深远。
有学者认为法国新史学，继以古为鉴的“示范史学”（examplar history）、美国的“进步史学”（progressive history）之后，创立了另一个史学研究的范式，诚如意大利著名史学史家莫密葛利阿诺（Arnaldo Momigliano）于1961年所说：安娜学派已经取代先前德国史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而此学派的承上启下者就是布罗代尔。
布氏出任1948年成立的“史学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主任一职，网罗许多出色的各类社会科学家，集体作科际研究，通力合作，拓展学报，法国新史学的声势也与日俱增。布罗代尔主编《安娜学报》直至1972年才退休，可谓功成身退。
傅斯年于1928年在广州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49年移往台湾，并没有注意到社会科学在西方的发展，诚如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所说，胡老师的“社会科学还停滞在赫胥黎的阶段”，对于安娜学派所致力之经济社会史的知识是一团漆黑，傅斯年的社会科学知识与乃师胡适在伯仲之间。
我于1957年考进台湾大学历史系，师生对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都非常有限，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先生是历史学者，他告诉我们史料无法求全，也不尽可靠，所以史学很难成为纯粹的科学，他于是否定了傅斯年所倡导的史学即史料学的初衷，但沈氏对社会科学也不甚了了，才会认为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科学基础还没确立，又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
直到20世纪60-70年代，主要由于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回来的若干学者，介绍了一些当时正在西方兴起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并提供社会科学方面的若干知识；然而由于社会科学的根底浅、底子薄，真正能运用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学者，并不太多，则又如何落实社会科学史学之兴起？
在海外华人之中，利用社会科学治史最有成就的是何炳棣教授，无论有关近世中国的历史人口，明清的社会流动，或农业以及东方文明的起源诸议题，不仅规模大，而且份量重，只是何教授的专书与论文大都用英文发表，近年才有一些中文翻译本的出现，对整个华语史学界的影响未见应有之大。
中国大陆通行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以社会科学治史；不过，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被视为无可动摇的科学的史学，将历史文化经验迥异之中国历史，纳入普世的科学公式，必定会发生以论带史的流弊，诚如一位大陆史学工作者张广智沉痛指出：“在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程中，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已故复旦教授朱维挣说得更加具体：“五四以后渐成主流的现代史学，主张以阶级斗争学说衡量史学进步与否，又不正是另一种西化，即经过斯大林裁定的苏联牌历史唯物主义么？姑且不论观念是非，就看中国史学几次变动较大的时期，哪一次不与外来思潮的碰撞无关呢？”
所谓“沉重的代价”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刻意追求外来思潮未加仔细分辨是否合乎国史而付出的。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安娜史学正在西方蓬勃发展，两岸的中国史学界都不免受到影响。
中国自20世纪世纪初迎新弃旧，取法欧美，史学也不例外，曾经取法兰克的史学方法，却误以为科学的史学可以期待，误兰克史学为可以比拟自然科学的史学，美国也有同样的误会，所以才会作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尝试。
安娜学派倡导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风行一时。统计学与量化使经济史研究更为兴隆，史家热衷于人口学、经济发展的曲线以及社会关系的分析。然也产生误会，误认为史学已经完全臣属于社会科学，使史学专书与论文数字图表整齐、文字枯燥乏味，历史书写出现与社会科学报告书雷同的现象，有违史学的叙事本质。
然而这不应是布罗代尔的本意，他的本意是史学为本，社会科学为用，他不要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而是要社会科学的史学化。他明说“历史统筹所有的人文学科”（History laid hold all the human sciences），他“有意统合所有不同的人文学科”（I have for unifica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human sciences），他的雄心壮志是要建构全球性的人文现象。
布罗代尔有意以史学统合社会科学，他认为社会学家缺少具有时空概念的历史意识，所以不是历史的社会科学化，而是以史学统合社会科学，而后消除社会科学与史学之间的藩篱，更将研究的重点从社会推向文明，以冀统合所有的人文现像，而成为以全球为视野的论述，产生彼此能够互动的学科。
一言以蔽之，布罗代尔史学之视野，虽借重社会科学的结构概念，但以史学为中心，集合其他学科，建成学术的“共同市场”，欲以史学取社会科学之功。换言之，他有意从事历史研究内的科际整合，结合地理、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为一体的历史书写。
（未完待续）
注：
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