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盛世中的民意操控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孔飞力《叫魂》

文 / 科夫

这两天赵姓女明星及其后发生的抵制肯德基事件让我感慨颇深，这样的事情在这片土地上一次次的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民族劣根性吗？是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吗？还是我们只是穿上了“现代化”这件皇帝的新衣而骨子里就根本没有发生改变呢？

反正我是觉得肯定不是表面上吵吵闹闹那么简单，读读《叫魂》这本书，或许你就会有启发。

正如孔飞力教授自己所言：“有关叫魂案的所有文献都可以得到并被作为一个有着相互关联的体系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档案馆中完整的叫魂案资料成就了这本让人读来觉得荒唐可笑却又引人沉思的历史著作。

已经去世的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教授

书中孔飞力教授就江南地区发生的叫魂恐慌开始，介绍了清朝乾隆年间席卷全国的叫魂案。

起初是下层民众对剪辫叫魂作案产生普遍的恐慌，后来是官僚阶层以其荒谬且证据不足而进行压制，再之后是不幸传到皇帝耳中，变成与谋反案相呼应的大案，从而形成了一个从下往上不断被扩大化的过程。

叫魂案的销声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过程，乾隆仍然严阵以待，且草木皆兵，官员们则逐渐认识到了这些案件多源于民众的诬告和官员们的屈打成招，进而纷纷进行抵制，最终叫魂案成为了民众的恐慌记忆而不了了之。

1、太平盛世何来民众的恐慌？

江南地区是繁华的核心地带，由于农业专业化和纺织业等家庭手工业的兴起，社会高度商业化使得人口的流动成为必需，而“不受约束的劳工市场以及个人依赖他人程度和受奴役程度的下降”加速和人口的流动，于此同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使得贫困地区的难民向富裕地区流动。

西方记者拍摄的清末中国市井的一角

这一流动逐渐向社会的底层和边缘聚拢，无工作者流民对于固定居民而言带来的是猜忌疑惧甚至在不明真相下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恐慌。向下层的人口流动威胁社会安全，这同样是当今社会运作中重要问题之一。

2、乾隆作为叫魂案中隐形的唯一原告的心理

乾隆的个人性格及其即位的背景是整个叫魂案得以扩大化的重要因素，叫魂案始终是君主的个人焦虑没有得到官僚体系感知的结果。

作为异族征服的统治者，被驱逐和推翻的威胁仍然存在，而削发令的施行作为统治的表象和手段得到重视，前额去发、额后蓄辫成为了安分守己的大清国民的标志。

年轻时的乾隆画像

同时妖术同君权神授在方式上的相似性使得君权神授的统治基础受到威胁，剪辫因而与谋反相呼应，使得乾隆在面对妖术恐慌的同时潜意识里存在的是对谋反的警惕。

与此同时，对因满汉融合及汉化的进一步加深而引起的腐化的厌恶，和对江南地区这一汉族文化的集大成之地的猜疑，促成乾隆最终自编自导了这一捕风捉影的叫魂案。

3、官僚与君主之间的合作与对抗

关于官僚君主制的研究是本书的核心问题和作者关注的焦点。孔飞力抛弃了以往认为官僚在专制社会中只是君主统治的傀儡的传统观念，而对官僚体制在专制社会中的权力进行关注。

君主如何能够保持自身权力的自主性和至高无上？如何提防官吏们（特别是高层官吏）的上下勾结，不使自己成为某种被架空的玩偶？这其中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君主必须经常能够以某种非常规的方式介入官僚机器乃至打破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

叫魂案在逐渐扩大和逐步消亡的过程中官僚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时官员的常规权力和君主的专制权力的合作和对抗也在叫魂案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清末一群官员的群像

首先在面对叫魂案为例的案件时，信息在皇帝与官员间的传递体现了君主的权力对官僚体制的介入，同时也体现了官员对其的制约，这其中的动力则来自于官僚体制内部的包庇和自我保护机制。

在叫魂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机要信息渠道，它建立于君主与高级官僚的友好关系之上，面对紧急事务时便于及时通信。但是这一信息渠道对于君主而言同样令人失望，官僚内部基于自我保护和相对理性所造成的信息迟缓，和对君主不合理指令的提醒，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君主专制权力的制衡和整个社会较为合理的运作。

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种制衡是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非合理的分权制度的约束，必须承认官僚君主专制这一社会制度的不足。

4、下层民众对权力的觊觎和争取

下层民众利用叫魂制造冤案来实现个人目的，所掌握的生杀权力是正常社会状态下所根本无法触碰到的，如张生员对自己叔父霸占家产产生不满而告发其谋反；关德麟因无法偿还债务而告发债主是剪辫案犯。

统治阶层也担心“异己分子”利用社会恐慌发动叛乱完成夺权行为，如被定为邪教的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均反映出宗教和下层民众在专制社会体系下对权力的制约和抗衡。

社会大众总是试图通过某种非常的途径来获取权力。这是缺少起码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底层权力的极度匮乏所带来的病态。它一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并找到了突破口，就会酿成大的社会危机与动荡。

5.

孔飞力教授认为，“叫魂”案反映出了中国专制社会后期的许多问题，该案的核心问题似乎是社会对专制皇权的一种反抗和官僚机器与皇权之间矛盾的反映。当君主发现事情并没有他开始想象的那么可怕之后，在原有的官僚体制的作用下，清剿邪教的运动就自然转变为日常的公式不了了之。

而不了了之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共事件结局的标配。

叫魂案只是一个样本，折射的却是整个中国专制社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