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装书纸匣装收藏的探究
——以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为例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古籍的主要装帧形态——线装书，通常都配有函套，以此保护书籍，便于陈设。函套通常为布面（内衬硬纸板），左右对开，根据线装书的长宽尺寸及厚度订制；在书的“天头地脚”处，函套往往前后开敞，不完全封闭。当然，这是惯常款式的函套；也有锦面、绸面，以及“封天覆地”全封闭式的函套。至民国时期，各类石印小说、通俗读物大为流行，还出现过纯粹纸板制作的线装本纸函装，不过函套的样式依旧，只是将制作材质简化为不覆盖布面的硬纸板罢了。
然而，线装书纸匣装的设计，却不多见。使用类似西洋书籍精装本的纸匣装，来装配中国线装本，无论如何，不但看上去不够协调，而且也并不适用。无论是迟至晚清民国，还是直到如今的21世纪，线装书纸匣装都不符合常规，亦不常用。
因为线装书一般用纸为较为轻软的各类竹纸，即便民国时期开始使用质感较为硬脆的机器纸，可总体而言，无论何种用纸的线装书一旦置于纸匣之中，取用都不太方便。线装书往往难以轻松插入纸匣，即便插入，也难免会磕卷页边。从书匣中取出线装书，也颇为不便，稍有不慎，更容易因拖拉动作而损伤纸页。如此看来，线装书纸匣装这一设计，对书籍非但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还会因之而损伤，给存取书籍都带来不便。
谨就笔者眼力所及，纸函或纸盒装的线装本，民国时期尚有成例。可纸匣装的线装本书籍，却着实难得一见。近两三年间，笔者着力考察民国时期的书籍装帧，有幸获见一种线装书纸匣装的特例，应为国内首创者。此书名为《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部两册，均为线装本，外配书匣；这样的书装设计目前仅见此例，可称为中国出版史上，尤其是书籍装帧史上的“孤例”。
其实，此书笔者曾寓目多部，但有数次所见者，均未见有装配纸匣。想来或因年代久远而自然损佚，或因书籍原藏者感到取用不便，而将原配纸匣弃置所致。可迭经考察，过眼过手实物多部之后，发现事实并非全然如此。
原来，此书于193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至1933年5月“国难后第一版”、1935年7月“国难后第二版”。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的初版本，至今未见配有纸匣，而“国难后”一二版则己获见均有配纸匣者。换句话说，此书初版本反而未配纸匣；欲求纸匣装全套者，非得再版本不可。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不妨先仔细观察此书再版本与原配纸匣的特征。此书一部两册线装，外配纸匣有活动纸扣，一经插入，即可将纸扣随之置入，完全封闭。纸匣封面印有书名、著者名、出版社名，并在这三者之间正中部位印有一醒目标识，为一地球形图案上镌商务印书馆馆标，此球形图案外罩一环形光带纹，光带纹上印有“星期标准书”字样。纸匣底面的荐书者胡朴安（1878—1947）之“荐语”，文曰：
胡朴安先生对于本书之介绍
中国文字原始，除八卦结绳外，其余无他传说。八卦现存，略可得其替代言语之痕迹。结绳惟有郑玄'大事大其绳，小事小其绳’一语而已。兹书搜集各图，虽非中国所有，然亦可以比较而得未有文字以前之大概。又中国现存文字，以甲骨文为最古，由甲骨文而金文，由金文而小篆，其间之变迁，当有痕迹可寻。六书为后人整理文字之条例，故论六书条例，当不仅以小篆为限。兹书由小篆溯及甲骨文，可以由此得文字之变迁，足为学者研究古文字之门径也。
翻看此书版权页，凡“国难后”一二版均贴有一枚类似于邮票形状的带齿孔黄色小票，小票主图与纸匣封面“星期标准书”标识相同。于此，就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星期标准书”的基本情况与历史背景了。
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星期标准书”系列图书，是以“名人荐书”为号召的，以定期推出名人所荐新书、定期给予限时优惠售价的书籍营销模式，距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了。诚如在馆方在“星期标准书出版原则”的公告中声称的那样，“本馆为增进人生效能，使人生达到最完满之发展，特印行星期标准书”，这就意味着在“星期标准书”商业模式框架内的“名人荐书”之举，不再只是文化、学术、教育、读书界里的专业行为，而是一种能够产生实际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且带有一定文化风尚引领性的公共行为。
在日出新书数量与质量均可保障的基础之上，商务印书馆从1935年10月开始，创立了“星期标准书”商业模式，以“名人荐书”的方式，每个星期都向读者推荐一本商务所出版的新书。而读者在指定期限内购买“星期标准书”，会得到打对折的优惠（后来改为七折）。由于是限时优惠方式（荐书当月执行优惠价，过时将恢复原价销售，详见《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发行概况》，1936年印制），这对推动新书销售无疑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为区别经营、精细管理，商务印书馆方面对“星期标准书”的品类识别方式主要有两种，一就是无论精装本、简装本，一律外覆印有醒目标识的封套；二是统一使用粘贴于版权页上的标识小票。可以试想，由于是限时优惠方式，上述两种品类标识，也将在该书指定优惠期限之后，或撤去封套，或撕除小票，再行恢复原价销售。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星期标准书”的封套与小票存世并不多见，二者的实际使用状况也一直鲜为人知。即或有购得“星期标准书”的读者，当年确实将封套与小票都保存下来，但因年代久远，历经80余年的自然、人为消耗与毁损，总是难得一见的了。
笔者曾按照《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发行概况》的记载，详细查阅了书中罗列的第一批33种“星期标准书”的装帧与标识情况。在第一批“星期标准书”中，唯一为线装本的《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书，由于当时此书初版本已经售罄，存量只有再版本，即“国难后”一二版。故在装帧设计上只能加诸于再版本，初版本自然不在配制标识之列了。而线装本如何配制“星期标准书”标识，恐怕当时也是令商务印书馆具体操办者颇感为难的罢。
因为无法像普装本和精装本书籍那样加装封套，如果只加贴标识小票又恐脱落或漏贴，为谨慎经营起见，亦为有所创意起见，商务印书馆方面竟摹仿西洋书籍精装本配装纸匣的成例，为这一部线装本书籍特制了纸匣装。或许是因为印工费时费力，成本亦随之攀升；或许是因为取用不便，读者有所反映，在随后的“星期标准书”选取中，再未出现过线装本书籍入选的情况。
事实上，“星期标准书”诞生于1935年10月，时值“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东三省已陷入日军敌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华态势愈演愈烈。“星期标准书”的印行与运营，刚刚有所起色，却又值“七七”、“八一三”事变爆发，北平、上海等地相继沦陷敌手，举国共赴“国难”之际，商务印书馆的的经营和生产重心，也不得不逐渐转移至香港。随之而来的，则是“星期标准书”的运营于1938年9月左右终止，目前所知的共计100种“星期标准书”中，《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书，确为其中唯一的线装本书籍，也是唯一配装纸匣的一种。
时隔80余年，《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书，无论初版再版本，存世皆不算多。加之纸匣外包装不是书籍本身，少有读者对其加以精心保存，故而在年久散佚、人为弃置或自然毁损等客观因素之下（且初版本本就没有配制纸匣），这一线装本纸匣装的特例能完整保存至今的，自然是少之又少了。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更值得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学者，以及专门从事书籍装帧的出版业专业人士予以充分重视、详加探研。毕竟，这样的特例，即便是在出版日益繁荣、图书设计新意迭出的今天，也不多见。
原文刊于《收藏快报》2021年6月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