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伴侣周恩来和邓颖超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中。
　　在这场反帝反封建和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周恩来和邓颖超脱颖而出。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邓颖超作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执委兼讲演队队长也非常活跃。9月16日，他们还一起加入了由周恩来等发起组织的青年进步小团体——觉悟社。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和张若名、郭隆真一起从上海乘“波尔多斯”号邮船，漂洋过海远涉西欧勤工俭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陈独秀建议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2月，周恩来当选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
　　随着周恩来政治上日渐成熟和年龄的逐步增长，他对男女之间正常的恋爱和婚姻关系也由坚持独身主义转而较能正确对待，并且开始着意寻觅自己的终生伴侣了。
　　周恩来初到西欧的一段时间里，与张若名走得比较近，两人一起经过五四风浪考验并一同赴西欧勤工俭学。1902年2月，张若名生于河北省保定清苑县温仁村。她聪慧美丽、才思敏捷、文笔犀利，不仅在五四运动中是和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冲锋陷阵的天津爱国学生领袖，还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国民党旅欧支部第一届评议委员，也是最早在国内外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女性。后经她的努力，成为中国最早留学法国的文学博士。但是由于1924年初，在法共里昂支部举行的追悼列宁的大会上，中国共青团在法国的主要领导人任卓宣，置在会前法共已得到的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这一活动的情报于不顾，硬是要张若名按组织决定参加大会，并在会上发言。致使会后张若名受到法国秘密警察询问，险些被驱除出境，自此一直有法国警察对其跟踪盯梢。张若名在身份完全暴露，很难继续进行革命工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不得不做出脱离政治、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的决定。
　　张若名脱离革命队伍后，使早已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表示要“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的周恩来，对自己的择偶标准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思考。周恩来经过慎重思考，他觉得既然自己决定献身革命事业，那就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因此应该找一个志同道合、意志坚强、“能一辈子从事革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的伴侣，于是周恩来将目光投向了五四运动中充满革命热情、勇敢坚强的邓颖超。
　　邓颖超于北平女师毕业后，先后在京师国立高等师范附小、京师公立女子第七高小任教。1922年8月，邓颖超受天津刚创办的私立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邀，到达仁女校任教。马千里是著名教育家、天津《新民意报》总编辑。他思想开明，主张妇女解放。“达仁女校在马千里先生主持和领导下，是一个开明、民主的学校，教员无拘无束地参加社会上各方面的进步活动，甚至入团入党都没有受到校方的压力和干涉。他所聘请的教员，绝大部分是五四运动中女师的积极分子，大家都很团结，认真工作”。这样一个充满友谊和团结进步的氛围，给思想活跃的邓颖超创造了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良好条件。
　　1924年1月，邓颖超参与组建天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任特支宣传委员，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委员、妇女部长和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最令周恩来钦佩的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少五四运动中思想进步的女学生，有的失去了往日的锋芒，革命意志消沉了；有的始终没有跳出旧礼教、旧习俗、旧观念和旧道德的怪圈，做了封建家庭的少奶奶；有的则沉湎于男欢女爱之中，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唯有年龄最小的邓颖超，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将天津的妇女解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周恩来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对邓颖超有好感。1922年冬，周恩来等派遣李维汉回国，向党中央正式申请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其旅欧支部时，曾委托李维汉到天津看望邓颖超，还给邓颖超带去一封信。从邓颖超的表现中，周恩来觉得邓颖超已经由一个积极参加救国图强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相当觉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作者。经过慎重的考虑，他认为既然自己已经下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就应该找一个像邓颖超这样热情、坚强的终身伴侣。自此，从巴黎名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周恩来与邓颖超通过鸿雁传书，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确立了共同的革命的理想，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尤其是有一次，周恩来把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给邓颖超，并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誓言后，邓颖超也和周恩来一样下定了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五四风浪中凝成的友谊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献身精神，终于使他们由互勉互励的纯洁友谊，发展到相知相爱。
　　邓颖超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曾非常形象地谈到她和周恩来确立恋爱关系时的情况：“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3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的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
　　邓颖超决定和周恩来确定恋爱关系前，曾经征求与她相依为命的慈母杨振德的意见。杨振德见过周恩来，并对他的人品、才学很赏识，认为：“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是个感情很专一的人。”但是由于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所以对女儿的婚姻大事格外慎重。她对爱女说：“恩来在国外，还是等他回国后再定吧！”慈母虽然这样说，但是邓颖超认为，人一生中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并非易事。既然她与周恩来志趣相同，心心相印，就应该尽快答复他，不能再让他为此伤神了。
　　也在这时，周恩来又来信了，他希望邓颖超把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这时，邓颖超没有再按慈母的意见等待，而是非常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从这时起，周恩来、邓颖超成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并携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摘自2017年第6期《江淮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