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四百年：崔浩膨胀惹来灭门之祸，高允秉直而言躲过一劫
拓跋焘能在文治武功上取得非凡成就，崔浩居功至伟，几乎每次军国大计他都能给出最正确的意见，堪称北魏第一智囊。然而，随着地位的提高，崔浩也开始恃宠而骄，专制朝政。有一次，崔浩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的几十个士人直接做郡守。太子拓跋晃反对道：“之前征聘的人才也是作为州郡官入选的，辛勤任职已久，一直没得到朝廷的酬答，应该先补任他们，让新征聘的人担任郎吏。而且，守、令管理百姓，应该由经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但崔浩固执己见，坚持派这些人就任。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听说后，对东宫博士管恬道：“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朝廷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崔浩该如何保全自己呢？”戎马倥偬之余，拓跋焘以崔浩监秘书事，让他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指示道：“一定要根据事实撰写。”主持此事时，崔浩有两个助手，著作令史闵湛和郗标，他们性情乖巧，为人奸佞，很受崔浩的宠信。崔浩曾经注解《易经》、《论语》、《诗经》和《尚书》，闵湛和郗标为了讨好崔浩，上疏建议道：“马融、郑玄、王肃、贾逵等人所作的注解都不如崔浩准确有深度，恳请陛下没收他们作注的书，颁布崔浩的注本，让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还请求陛下让崔浩继续注解《礼记》，以使后人能看到正确的释义。”崔浩也极力推荐闵湛和郗标有著书立说之才，而他们又建议崔浩把正在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此显示作者的秉笔直书。高允听说后又对著作郎宗钦道：“闵湛、郗标所搞的这一切，若有一点差错，恐怕会给崔家带来滔天大祸，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幸免。”而崔浩竟然采纳了闵湛和郗标的建议，把他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坛东侧，占地一百步见方，共使用劳力三百万。在公开发表的《国史》中，崔浩对北魏祖先们的事迹写得既详细又真实，南来北往的路人都引为谈资，北方鲜卑人无不愤恚，纷纷向拓跋焘进献谗言，认为他在大肆张扬祖先的过错和污点，有损国体。拓跋焘大怒，派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崔浩和其他秘书郎吏的罪，高允果然被牵连其中。当时，拓跋焘派高允教授拓跋晃经书，听说崔浩被捕入狱，拓跋晃连忙召见高允到东宫住了一夜，高允免于被调查审问。第二天一大早，拓跋晃与高允一同入宫朝见，走到宫门时，拓跋晃对高允道：“拜见主上时，一旦主上问什么，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回答。”高允问道：“出什么事了吗？”拓跋晃道：“你进去自然就知道了。”拓跋晃先去拜见拓跋焘道：“高允做事小心审慎，而且地位卑贱，人微言轻，一切都是由崔浩主管制定的，请您赦免他的死罪。”拓跋焘召见高允，问道：“《国书》都是崔浩一人写的吗？”高允如实回答道：“《太祖记》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和《今记》由臣和崔浩共同撰写。崔浩事务繁忙，不过总揽大纲而已，并未亲自撰写多少，具体工作，臣做得比崔浩多得多。”拓跋焘勃然大怒：“高允的罪行比崔浩要严重，岂能不杀！”拓跋晃大惊失色，连忙道：“陛下天威严重，高允被您吓得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儿臣曾经问过他这件事，他说全是崔浩所为。”拓跋焘又质问高允道：“真的如太子所言吗？”高允坚持道：“以臣的罪过应该灭族，不敢欺骗陛下。太子因为臣一直在他身边侍奉讲书可怜臣的遭遇，想要放臣一条生路。实际上，太子并没有问过臣，臣也没有对太子说过这些话，臣不敢胡言乱语欺骗陛下。”拓跋焘回过头对拓跋晃道：“这就是正直啊！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但高允却能做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不改变自己说的话，这就是诚实。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应该特别免除他的罪行，作为榜样褒扬他的品质。”于是，赦免了高允。拓跋焘又召见崔浩亲自审问，崔浩因为恐慌迷惑回答不上来，而高允却将每件事都讲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最后，拓跋焘命高允撰写诏书，想要诛杀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都夷灭五族。接到命令，高允犹豫许久，不敢下笔，拓跋焘多次派人催促，高允恳求再晋见一次，然后再写诏书。拓跋焘命人将他带到面前，高允道：“崔浩被捕入狱，如果还有其它别的原因，臣不敢多说。如果仅仅是因为冒犯了皇族，罪不至死。”拓跋焘大怒，命令武士逮捕高允，拓跋晃再次为他求情，拓跋焘的怒气这才稍稍平息，对拓跋晃道：“没有高允，就该有几千人被处死。”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六月初十，拓跋焘下诏，诛杀清河崔氏老幼以及同族，不管血缘关系远近，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被诛灭全族，其他人只诛杀罪犯一人。押送刑场时，崔浩被放在一个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里，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押送士兵纷纷在他头上撒尿，崔浩悲惨地大声呼叫，路人听得清清楚楚。临近斩首时，宗钦感叹道：“高允近乎圣人啊！”几天后，拓跋晃责怪高允道：“人应该知道见机行事，我想替你开脱死罪，已经有了好的开端，可你却始终不照我说的去做，使主上气愤到那种程度，现在回想起来令人心有余悸。”高允道：“史官记载人主善恶，作为对后人的鼓励或劝诫。因此，人主心生畏忌，行为举止都十分小心谨慎。崔浩辜负圣恩，私欲盖过了廉洁，个人爱憎好恶遮住了公正秉直，这是崔浩的责任和错误。至于记录主上起居，谈论朝政得失，这是史官的职责，不能说有多大罪过。臣和崔浩实际上是一起从事这项工作的，生死荣辱，在道义上不应该不一样。臣接受殿下再生之恩，但如果要臣违背良心求得幸免，非臣所愿。”崔浩之死，固然是拓跋焘的暴虐之举，但他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身为臣子，头上必须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且，他的膨胀不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北方世家大族。相比之下，高允更像一个智者，不管何时何事都秉直而言，所以才能赢得他人尊重，也避免了灭门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