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
论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
夏 剑 钦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笔者在2011年发表的《陶澍应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一文中，曾对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近代史的起点提出过质疑，因为那样会使那位卒于鸦片战争前夕（1839年）的陶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被排除在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研究范畴之外，而陶澍却是一位实实在在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而且这也与鸦片战争前，即嘉庆、道光时期的清代学风已经出现转折，以陶澍、贺长龄、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经世派人物的崛起，使学术风气由空疏陈腐向经世致用转变，儒学传统思想已开始迈向近代转型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因此，我提出应根据学术研究风气的实际，突破旧有习惯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起点的观念，而考虑将近代史的研究范畴提前十几、二十年，改从道光初，至少从道光五年（1825）贺长龄、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和陶澍主持进行漕运改革算起。今天看来，这种考虑的理由是充分的，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说，从1644年明王朝灭亡，清世祖顺治开元的清王朝，至道光五年已有了181年的历史，其政治、经济已由康乾盛世走向衰落。至乾隆后期，吏治极其腐败，贪污贿赂公行，出现了和珅这样专权、贪婪的宠臣作威作福，致使“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糜饷奢侈，久无功”[1]的被动局面。至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蔓延鄂、豫、陕、川、甘五省，持续时间达九年，朝廷消耗大量军费、资财，农民更加痛苦不堪。加上鸦片走私急剧增加，白银大量外流，国家财政已濒临崩溃。清朝的封建统治，已处于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况。
第二，从思想、文化方面来说，清朝盛行的乾嘉考据学已经到了无益于世事的没落境地，上述那样波及范围广、使清朝统治受到“痛深创巨”打击的起义事件，竟然没有从当时学者们的论著中有所反映，这说明当时学术文化脱离社会实际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为挽救社会危机，一些头脑较为清醒、敏锐的士大夫，主张将学术、政事、文章一以贯之，于是一股强大的经世社会思潮勃然兴起，其首要目标就是扭转空疏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爱国心，魏源成了这一经世社会思潮的重要领军人物。他首先把批判的锋芒直指造成学术颓废的乾嘉汉学，认为它“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称考据末流为“浮藻饾饤”，而主张“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他和龚自珍一起，揭露和批判“衰世”可怕的种种黑暗社会现实，包括科举、吏治的弊端，主张“更法”和改革，开近代经术与政事相结合的潮流。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所以嘉道年间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这一经世社会思潮，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忽视的。从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作用而言，中国近代史以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开启经世致用一代新风的道光初年为起点，是比较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本文拟就魏源一生与时倶进，先后编著出版的四大名著《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进行分析，揭橥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启蒙作用。
二、开启一代学风的《皇朝经世文编》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突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其突出贡献首先是受贺长龄之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开启近代中国“经世致用”的学术务实新风气，也标志着魏源经世思想的成熟。
魏源从小志向远大，曾书写对联“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以自许。至道光五年他32岁时，应邀入聘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受托编辑一部清代有关经世的文选，这正是他“谋救时方”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他本着学术必须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结合，并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这一宗旨，广泛阅读清代开国以来至道光五年间的各家奏议、文集和方志等文献，精心遴选其中“存乎实用”的文章共2236篇，包括论著、奏疏、官书、信札等，文章作者达702人。
魏源在代贺长龄所作的《叙》中，强调变革是历史的必然，要把国家治理好，就必须针对那些产生种种弊病的过时的制度、规例提出改革的措施。他说：“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他确立了编选此书的五项原则，即审取、广存、条理、编校和未刻，其关键的一条是审取，即选取文章要有严格的标准。而总的标准就是“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在此总的标准之下，他提出编辑取舍的主要原则：一是“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二是“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三是“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也就是说，他选录文章的标准，第一是有用，空洞玄虚之论、陈腐过时之议，一概不选；第二是对今天有用的就选，对于前朝有用而对今天已经失效的也不选。一句话，选文的标准是有益于实用和时务。
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的重大意义，是鲜明地举起“经世”的旗帜，用以与清代以来长期盛行的烦琐、空疏、不问政治的学风相对抗，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的问题上来。此书既是反映清代社会和历史的重要文献，又始终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精神，所以“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在魏源的家乡湖南，更是“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当时在湖南流传的一首诗中，还这样写道:“欲把人间万病除，《皇朝经世》一编书。”后来成为同光中兴重臣的左宗棠更将此书视作“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的必备书，并且督促女婿要多读这样的有用之书。可见此书的刊行，很大地促进了湖南经世学风的兴起和湖南近现代人才的成长，不仅为后来的学术界开启了重视实学、经世致用的学风，而且还开了变法维新、除弊改制的先声。
三、“后王师前王”的反侵略军事著作《圣武记》
鸦片战争的炮舰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然而还没有让沉睡已久的这位东方雄狮震醒。战争的结果是泱泱大国被来自西方的小国英国打败，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清廷代表在南京长江江面英国军舰上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魏源这位“积感之民”忧心如焚，他为战胜敌国、救亡图存而发愤完成了一部探索清代盛衰的当代史《圣武记》。全书十四卷，约四十万字。其内容，先记清代开国、平定三藩叛乱、康乾年间为巩固统一而进行的战争，肯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战胜于庙堂”的许多功业，后记苗民、白莲教、天理教等农民起义的发生和统治者的镇压，并在记述中追溯民力物力的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长的根源，用以体现清代盛衰的大势，揭示鸦片战争失败的深刻社会政治根源。可见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探究本朝盛衰之由、兴替之渐的当代史著作，而且是讲求拨乱之道和匡时之策的政论宏篇，尤其是他对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之略等方面的详细论说和见解，对指导当时进行的反侵略战争，确实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书中“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2]的变革图治思想，至今仍对我们的理政治国和改革开放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魏源在《圣武记》的序言中，既揭示了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根源，又深刻指出，要使中国不受外国欺凌而日臻富强，首先必须振奋人心，改革弊政。他说：“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3]因此他认为，当前国家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人才不足、纲纪废弛。只有人才进，军政修，人心肃，国威遒，令行禁止，才能四方宾服，国家强盛，即所谓“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4]。其最终的落脚点是：当今国家能否知耻发愤，革新图强，其取舍成败都决定于朝廷，关键是“庙堂”上的帝君和大臣。《圣武记》的中心思想就在于“战胜于庙堂”，它隐含着对道光皇帝的批评。因为鸦片战争失败，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是由于道光帝的“庙算”失误。因此战争失败应由道光帝负责；现在要转败为胜，转弱为强，其关键也在于道光帝。所谓“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就是指的道光帝。《圣武记》一书正是以其强烈的现实感和总结历史经验为抵抗侵略服务的爱国主义思想，受到广大爱国志士、热血青年的欢迎。不仅当时“索观者众，随作随刊”，供不应求，三次重订后也与《皇朝经世文编》一样翻刻不断，民国时期还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易名为《清代武功记》印行。此书不仅数年间即风行海内，且很快流传到海外的日本和韩国。日本著名的“开国论”者佐久间象山读到《圣武记》，感到非常惊奇，发现书中的论说往往与自己的见解不约而同，便将魏源列为“海外同志”。日本人那些年摘录翻刻的有《圣武记采要》《圣武记拔萃》《他山之石》等多种，为其研究清史和后来的明治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圣武记》还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其前十卷叙事，记叙自清代开国、平定三藩至道光初镇压教民起义的大小战事实例，基本囊括了清代前期历次重大战争。后四卷“武事馀记”，对兵制兵饷、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之略以及改革银、铜矿务章程和币制等重大的军事、经济问题，都记述详尽，议论精辟，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是后世研治清代前期战争史和民族关系史的基本史书。魏源著此书所用的材料，主要来自他在北京做内阁中书舍人时，从“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中摘录下来的，还包括采录自许多事件经历者本人的回忆录、年谱等材料，并融合了他研究古代兵书、注解《六韬》《吴子》《孙子》等书的心得体会。正因为《圣武记》中的实战经验和军事理论相结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便与魏源后来的《海国图志》一起，奠定了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上军事理论家的地位。日本人鹫津毅堂在其《圣武记采要序》中，说他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遍我国战国以降至于明清的“兵家之书《六韬》《孙》《吴》《司马法》……之类，不止百数部，而求其可取以用于今日者廑廑而已矣”。但读了《圣武记》之后，认为魏源身历鸦片之变，对英夷侵入之情状“得之乎耳目之所及”，“是以能详其机宜，悉具形势……则其实用或倍乎《孙》《吴》矣”[5]。因而近代以来，国内外研究魏源军事思想的文章日渐增多，认为魏源的军事思想标志着近代中国军事变革思想的萌芽，为中国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军事近代化起了导引作用，特别为近代湖南军事杰出人才的涌现发挥了一定的启蒙引领作用。
四、开启“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代新风的《海国图志》
鸦片战争以前，古老的中国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狂妄自大，而把自己并不了解的外国视为“蛮夷之邦”。战争发生后，朝廷统治集团先是盲目虚骄，继而战和难定，庙算失误，最后是屈膝投降。究其原因，除了自己的军队已腐朽不堪之外，对外国事务的极度茫然无知也是重要的一点。亲临定海抗战现场，曾为当时指挥官裕谦“聚米画沙”解说作战形势的幕客魏源，正是深刻地意识到不谙“夷情”不足以“制夷”的重要性，于是在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不到九万字)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奋笔疾书，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纂成《海国图志》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增订为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再次增订为一百卷。
《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文化的巨著。它“以西洋人谈西洋”，向国人展示出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外部世界以及关于西方的新知识。这部魏源经历战争世变之后，痛定思痛的适时杰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时代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魏源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反侵略主张，奏响了近代反侵略斗争的时代先声。它为人们表现出了解西方、研究西方、学习西方并最终赶超西方的民族智慧和自信心，预示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从“悉夷情”到“师夷长技”，从而达到“制夷”的目的，魏源实现了近代思想史的重大跨越和升华。实际上，这就是后来“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先声，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先声。陈旭麓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一文中指出：“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所以给后继者有较大的启迪，因为它是时代脉搏的跳动……洋务运动为了富国强兵，是'师夷之长技；戊戌变法为了救亡图存，是吸取西学以变政。”[6]陈先生的话一语中的，说出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代表时代脉搏的口号，对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产生的启蒙作用。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读过魏源的著作，包括《圣武记》《老子本义》《书古微》和《皇朝经世文编》。尤其对《圣武记》一书，他与幕僚赵烈文都很推崇，在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有曾国藩谓“魏默深《诗》《书古微》皆不尽善，其著作当推《圣武记》”[7]的记载。曾国藩上奏折，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师夷智”三字显然是脱胎于魏源的“师夷长技”。可见曾国藩持续30年的向外国学习“坚船利炮”制造技术的洋务，也是深受魏源“师夷”说的启迪和影响。洋务重臣左宗棠更对魏源久已推崇，曾为重刻《海国图志》作《叙》说：“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然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以制之也。”[8]洋务运动虽最终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但从此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这充分体现了魏源“师夷”思想的启蒙之功。
戊戌变法中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曾深受魏源学术与思想的影响。康有为多次阅读《海国图志》，在《自编年谱》的光绪五年（1879)22岁时写道：“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9]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魏）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又在《戊戌政变记》中说：“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之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10]谭嗣同尤对王船山、魏源推崇有加，他在《论艺绝句六篇》中说：“千年暗室任喧豗，汪（江都汪容甫中）、魏（邵阳魏默深源）、龚（仁和龚定庵自珍）、王（湘潭王壬秋闿运）始是才。”认为文章空绝千古，除王船山外，“下此若魏默深、龚定庵、王壬秋，皆能独往独来，不因人热”[11]。他推崇魏源今文经学研究中对《公羊春秋》的经世致用，说：“吾湘魏默深本之以谈洋务，今四川廖季平、广东康长素及其门人弥宏斯旨，蔚为大国，皆与湘学派合者也。”[12]即魏源以《公羊》变易之说来谈洋务和改革，如今廖季平与康有为及其门人弘扬魏源的这一旨意，发展成为一种大学问，都是与湖湘学派相契合的。可见魏源的学术和思想对戊戌变法运动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总之，《海国图志》一书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时期，虽未能引起清政府官方的重视，但涌现出冯桂芳、王韬、李慈铭、郭嵩焘、张之洞、谭嗣同、薛福成、康有为、梁启超、皮锡瑞等又一代开明知识分子，使维新思潮与洋务运动真正从思想与实践两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魏源创始的“师夷长技”之统绪。其影响之深远，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说：“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梁氏和日本学者井上清等，更以为明治维新的迅速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善用魏源的“不龟手之药”。
五、治学与治国理政的经典论著《默觚》
魏源的成名大作中除上述三种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启迪最为长远之外，还有一部收编在《古微堂内集》中的《默觚》，可说是魏源论治学与治国理政的经典名言集。此书是从研究《诗经》开始的。魏源字默深，觚为简牍，书名“默觚”意即魏源的读书笔记。它分上下两篇，上篇《学篇》十四，下篇《治篇》十六。各篇下隶子目，分列若干条，全书总共165条。它言简意赅，每条最短的仅数十字，最长的也只有七百字左右。《默觚》不是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内写成的，是魏源一边读书，一遍札录并写笔记、心得，积一段时间之后再分类编纂而成的。它内容丰富，是魏源治学并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发表自己对哲学、政治、法律、教育、历史、经济、文学等多方面见解和治国理政策略的重要代表作。《默觚》一书行文中最大的特点，是大量引用《诗经》语句作为段落的结束语。如《学篇二》曰：“'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诗》曰：'如彼行迈，则靡所臻。’”据李瑚先生考证，全书165段文字中，有107段是以《诗经》语句作结的。这种体裁，魏源大约学自《韩诗外传》。他治《诗》成《诗古微》，阐明齐鲁韩三家微言大义，所以对《诗》与《韩诗外传》尤为熟稔，因而形成了这种体裁。
魏源在《学篇》中主要论述了学习的重要性和主要目的，涉及许多哲学问题，闪烁着辩证法和他“以经术为治术”的思想光辉。在《治篇》中则谈了有关政治和变革的许多问题，如“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法久弊生，因时制变”“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等关于发展经济、改革弊政和重视人才的思想，可见他已深刻认识到清朝社会以及政治经济中的问题。如在《治篇五》中的一段议论，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因时制宜的变法思想。其言曰：“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舍雇役而为差役也；丘甲变而府兵，府兵变而彍骑、而营伍，虽圣王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13]
魏源这种“言学则尚致用而崇今文，言治则崇变法而非泥古”，一切以经世利民为主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民国时期的大批知识分子，总之，魏源一生，著述宏富，为我们留下了约九百万字的宝贵遗产。他以自己的著作，两次开启学风，即以《皇朝经世文编》开启了晚清重实学、经世致用的学风，以《海国图志》开启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新风，又以《圣武记》的丰富军事思想指导当时的反侵略战争和变革图治。即使像《默觚》这样的小册子，也是“惟论古今成败、国家利病、学术本末”，是论治学修身和治国理政的经典名言，不仅对中国的近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启蒙作用，而且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富民强国，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一九《列传一0六·和珅传》，中华书局，1998，第10752页。
[2]魏源：《魏源全集》第三册《圣武记》，岳麓书社，2004，第291页。
[3]魏源：《魏源全集》第三册《圣武记》，岳麓书社，2004，第1页。
[4]魏源：《魏源全集》第三册《圣武记》，岳麓书社，2004，第2页。
[5](曰)鹫津毅堂： 《圣武记采要序》，载夏剑钦、熊焰《魏源研究著作述要》第三章《同时代人论魏源》,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144页。
[6]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中华书局，2008，第26页。
[7]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二册《同治六年五月初六日》,岳麓书社，2013，1048页。
[8]魏源：《魏源全集》第七册《海国图志（附录二）》,岳麓书社，2004，第2255页。
[9]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第8-10页。
[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戌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89，第21页。
[11]谭嗣同：《谭嗣同全集·莽苍苍斋诗卷第二》，中华书局，1981，第77页。
[12]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与唐绂丞书》，中华书局，1981，第265页。
[13]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册《默觚》，岳麓书社，2004，第49页。
（本文原载《邵阳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夏剑钦，湖南浏阳人。198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岳麓书社社长，编审。曾主编《十三经今注今译》《魏源全集》，参与校点和修订《船山全书》。著有《浏阳方言研究》《魏源传》《船山简明读本》《心仪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