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核心在道德，经商本质在做人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关帝大殿前，有幅楹联高悬：“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谈春秋。”

这副对联上联说，虽然商人不必上阵杀敌，杀身成仁，但在经商的时候，也要讲气节、讲忠义、讲诚信，遵循商业道德伦理，做个合格优秀的商人；下联说，书生们饱读诗书，通晓经史子集，但如果不能经世致用，践行春秋大义，也只是空谈理论，于世无益，还不如商人诚信经营，为社会带来商贸繁荣，经济发展，来得有益。

这是关帝精神对于传统商人带来的积极正面引导，及商业道德教化。关帝殿的对联不仅要求商人要诚信经营，实干兴业，更要坚守本分、气节，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违背做人的宗旨。

传统商人普遍崇拜关帝，重视商业道德，认为商业的核心在道德，经商的本质在做人。

明代山西蒲州商人王文显曾经训诲子女们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放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

清顺治十一年，陕西人党德佩到河南南阳瓦店做小生意，认识了一个云南商人。云南商人因为老家有急事，就把八百两银子，和一批景德镇瓷器，托付给党德佩，然后一去杳无音信。若干年过去，党德佩在社旗与云南商人偶然相逢，云南商人已经忘记此事。党德佩将银两和瓷器如数交还给云南商人，云南商人感动地说：“居乱世，未闻有如此之伟男子也”，遂贷给党德佩一大笔资金。党德佩就以这笔钱做为本金，扩大了生意。

康熙元年，党德佩在瓦店镇开设专营木材的“恒兴桂”，简称桂号。由于他诚实厚道，信义卓著，生意越做越大。到雍正初年，桂号已是瓦店数一数二的商家。党德佩返回家乡后，盖了由124个四合院组成的名闻全国的韩城党家大院。

商人是社会大分工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家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起到了联结社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桥梁作用，商人如果在商业道德上品行不端，不仅会让自己信誉下降，害人害己，而且会令国家和人民蒙受损失。

因此商人在商业活动中不能单单追求利，更要讲究“义”。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清光绪年间，平遥城内有位终日以乞讨为生的老太太，突然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汇票来到西大街日升昌总号，数额为12000两，开具者是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时间在同治七年，请求兑付。因为时隔三十多年，伙计分辨不出真假，只能请示柜头柳芬。柳芬又连忙请示大掌柜张兴帮。

张兴帮向老太太询问汇票来历，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张家口经商，同治七年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同年返乡途中暴病身亡。由于事发突然，没留下遗嘱或口讯，老太太并不知情，只能苦捱度日，乞讨为生。不料，一天整理先夫遗物时，在一件夹袄的夹层发现了这张汇票。张兴帮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如数兑付了现银。

明清时期，关帝成为晋商、秦商、闽商、徽商、潮商等传统商帮尊奉的商神、财神、公正神，商人们将关帝忠义、信义、节义、勇义等精神品格融入到商业经营活动中，形成了“以义取利”、“先义后利”、“义内生财”的经营理念，成为中华商业文明的价值标杆。

正是这种“义不负心，以义取利”的商道精神，推动了日升昌票号的长足发展，带来了晋商五百年兴盛不衰。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

利是物质基础，义是商业准则。利和义互为表里，相互滋养补充。以义取利，才能财源滚滚；义利相济，才能财运亨通。惟利是图，见利忘义，必然竹篮打水一场空。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