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众多的典籍是我国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典籍的保存和流传，正是依靠藏书活动的持之以恒。从殷商时代藏甲骨的‘龟室”算起，历经3000多年的积累发展，中国古代的藏书事业逐渐形成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四大体系。而寺观藏书所涉及的佛、道两界，由于其宗教地位的特殊性，其藏书也自有特色。本文就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谈其藏书特色。
中国古代寺院藏书，是随佛教的传人与寺庙的建立而出现的。由于佛教经书是佛教僧侣及其信徒宗教信仰的具体表现物质之一，经书的出现是势之必然。随着佛教的传播和信徒的增加，经书的需求数量随之增长，而寺院又是僧人生活、修行和活动的集中场所，佛教文献的积累使得寺院藏书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寺院藏书，即把公共的书籍统一庋藏于寺院中的藏经之所，多为藏经阁或藏经楼，大多为两层建筑，下层不藏经，通常供佛；二楼为藏经之所。中国佛教寺院藏书，在藏书趋势、藏书内容、藏书形态、藏书地点等方面，自有一番特色。
一、藏书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与佛教发展趋势相符，始于汉代，盛于梁，极于唐，之后藏书规模锐减，宋元明清各时期平稳发展。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佛经汉译亦为必然。佛教初人中国时，“许多印度及西域佛教学者和僧人相继来到中国，以洛阳为中心，从事佛教传播与佛经翻译工作，译出了大量佛教典籍。”((中国藏书楼))寺院藏书开始出现。但此时除寺院外，官府和民间也都有佛书收藏。从晋代开始，佛教典籍的收藏渐渐集中到寺院，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出现崇佛狂潮，此时寺院藏书已经十分普遍，出现许多不同类型和形式的大藏。由于史书缺载，文献无征，具体藏书情况多语焉不详，但从一些高僧的活动可以推断该寺所藏佛经和其他书籍的情况。如《高僧传)梁僧佑本传记载，僧佑曾在定林寺‘馇立经藏，搜校卷轴”，编制目录，最后圆寂于建初寺，根据其人的佛教活动可推出建初寺很可能也有经藏。南北六朝寺庙涌现，佛典猛增，出现几十部佛经且录，其中道安所编的(综理众经目录)，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以记录、整理佛典为己任的佛典目录。隋唐是我国佛教发展最繁荣时期，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撰著的大量出现，中唐之后雕版印刷术走向应用，经本数量增加，写经活动持久不衰，寺院藏书品种、数量剧增，质量有保证，出现经书入藏标准的(开元释教录)，标志着佛教大藏经本体系的成熟，寺院藏书达到极盛。隋朝的京师大兴善寺藏书，据(大隋众经目录)记载，收录众经2257部，5310卷，还不包括未译梵本。唐代的西明寺，高僧道宣编过目录(西明寺录)，惜已失佚。但根据以此书为蓝本而编的(大唐内典录)卷8(历代众经见入藏录)，收录大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共800部，3361卷，这些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僧人的撰著。白居易所建的龙门香山寺的藏书，凡5270~，分作六藏保管在藏经堂，日问‘信闭有时，出纳有籍”。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指出，“隋唐藏经之所，想遍天下”。这种繁茂的势头与此时佛教开宗立派的创造性生命力相呼应，出现寺院藏书的极点。宋时佛教已经完成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进入一种平静发展时期。宋代的译经事业，注重梵本佛经的收集，讲究译经的仪式，同时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出现不少雕版印刷的经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造藏工作，先后修造了好几部金、银字大藏。如北宋初年《开宝藏)，6620卷，分作653帙，它虽是官版，但目的是供印经颁赐之用。宋代寺院出面募捐雕梓，自主刊刻了多部大藏经，进一步丰富了寺院藏书。面对卷帙浩繁的佛典，出现读藏目录，对大藏所有经且、内容进行介绍推荐。明时佛教寺院藏书，与前代相比变化不大，较为典型的是官刻过七部汉文大藏经，用以颁赐天下各大寺庙。清代继承了尊崇、保护佛教的政策，刊刻了多部藏文大藏经，也热衷于赐经。由于宋元明清时佛教的发展与魏晋隋唐时相比呈衰落趋势，寺院藏书不如以前生气，只是历史的积累，使其藏书不至于太呈劣势。
二、藏书品种丰富多彩
佛教图书，除大藏外，还有单本译经、中国僧人撰著、疑伪经、宣传佛教的文书字画、佛像、法器等。另有一小部分非佛教图书，如常见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医书、志书、阴阳、法书、蒙学著作、僧人自著的诗文等。鉴于佛教的外来性质，数量不一的梵文存在，也是其藏书特色之一。(洛阳伽蓝记)记永宁寺日：“外国所献经像，皆在此寺。”佛教藏书还有一种特殊的形态，即石经。石经载体稳定，有益保护佛典。同时由于其宗教性质，寺院藏书与统治者关系密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两次灭佛，废寺焚经，写本被毁不计其数。武宗会昌五年毁教运动，寺院破坏严重。为了保护佛典，佛教徒在深山洞窟凿刻石经，如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河北武安北响堂的(维摩诘经)，隋代的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有1．5万余石，近干部佛经。另一种是把典籍藏于佛阁密室之中，如著名的敦煌石室藏书。
三、官民共同参与
就其他三大藏书体系的主体来说，官府藏书主体是官府，私家藏书主体是私人藏书家，书院藏书主体为官府、士人。而寺院藏书，则是历朝历代僧俗官民共同参与，藏书来源多为僧人信徒抄写佛经，僧人个人撰著，官府颁赐，其中赐藏是寺院藏书的重要来源渠道。此外，寺院也积极刻印和购置经书。僧侣为了表达宗教信仰，官民为了功德心理，共同参与到造经、藏经的活动中，写经造藏是中国佛教僧侣信众宗教生活的一件大事，这是寺院藏书不同于其他藏书的显著特点。
四、独特的藏书地理位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佛教藏书的地理位置。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绝大多数名山都有寺院。山清水秀的名胜之处，远离尘世，幽雅静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易受外界政治、人事及王朝更替等干扰，在保存文化典籍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传世久远，是颇为理想的藏书之所。清代周永年在提倡(儒藏说)时极力推崇佛教僧侣藏经、护经的精神。建议做‘懦藏之举”，或放之山林，以防水火，或派人管理，以保永久。说明寺院藏书方法，是有效可资借鉴的。唐代白居易分藏自己文集于圣善寺、东林寺、南禅院，北宋李公择藏书佛寺，南宋洪咨夔藏书于西天目宝福院闻复阁，明刘怀远、谢兆申藏书于寺，清代阮元和灵隐、焦山两大书藏的创立者，正式建立文人专门藏书，制定具体的条例，希望“山寿书也寿”。此外，寺院藏书还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既可藏书又可随僧斋餐，寺院常常是一些贫寒好学之士的读书之所。如刘勰早孤，依僧佑居十余年，遂博通经论。这无形扩大了书藏的社会职能。历史上也有许多文人在山中寺院静心读书，藏书的利用价值得到提高。而且很多高僧文学或书画或其他学科都有所造诣，与这些得道僧人谈经论道，切磋学问，是古代雅士的一大逸事。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是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积累而成，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它是古代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存中国文化古籍作出巨大贡献。（文/张美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