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汾酒命运的两个孝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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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裕汾洒有限公司发展史上，有两个关键人物，对汾酒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这两个孝义人，就是武振铎和杨得龄。
“老白汾”得奖的配方源自武振铎
孝义碾头村武振铎(1882-1934)，字孟猷，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出版的《山西省立农业专科学校一览》有载：山西省立农林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武振铎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由该校毕业，并考入日本东京农业大学，专攻农业化学专业：学成归国后，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五月，任该校农艺专科主任：194年夏，自天津讲学归来，不慎染上风寒，又服错了药，英年早逝，年仅52岁。
武振铎当选过“国大”议员，还获过“嘉禾勋章”。1979年村里盖房迁坟时，武振铎墓中出土的砖上有“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山西省立农林学堂教授”、“国民政府议员”的记载。棺内四周用松香灌注，他胸口的“嘉禾勋章”，已经锈成了圆铁片。1915年，山西杏花村老白汾，在旧金山举办的博览会上获奖，用的是武振铎的配方，因此获得“嘉禾勋禾勋章”
武振铎出身晋商世家，父亲为当地富豪，他因此得以读书，其先祖明末清初由黄文村迁来。大概受父亲的影响，武振铎作为文人，始终参与投资经营，可以说是一代儒商。武振铎任教山西省立农林学堂时，1919年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成立，最初的五个出资人中。武振铎居其一：晋裕公司最初有股金5000元，武振铎投资500元，1944年增加到1300元。1965年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刊出了季康所撰《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文中对武振铎的入股情况，叙述得很详细。晋裕公司成立之初的酒瓶，是武振铎通过关系，从农林学堂借来的。此外，武振铎在晋华纺织厂、中华书局等企业中也都拥有股份；在太原活牛市路东，他还创办了骨粉肥料厂。1932年，父亲被当作人质扣押，武振铎花一万银元赎回。武振铎的富裕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大掌柜杨得龄
杨得龄(1858-1945年)，字子九，孝义下栅村人。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年仅24岁的杨得龄被杏花村“宝泉益”酒坊东家王协卿聘为大掌柜。
史料记载：“唐时，杏花村酒肆如林，作坊七十有二。由宋迄明，沉浮辗转历时六百余年。清代中叶酒坊增至二百二十余所，其俊俊者以卢家街之“甘露堂’为最。光绪元年，有南垣寨乡绅王氏独资兴办宝泉益’，声名颇著。当时亦有‘德厚成’、‘崇盛永’、“义顺魁数家与之抗衡，分沾其润。至民国初年，计有酒坊十九所。”唐代以来杏花村酒坊林立。“宝泉益”创立于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东家是汾阳南垣寨王氏，具体点说，是王协卿的父亲王沄。
王协卿是何许人呢？
王协卿是王沄的第三子，在南垣寨有土地千亩，经营范围涉及银号典当、杂货店、油坊、粮店等，在汾阳城内开设有“元裕银号”、“永益当”、“万全什货店”、“元泰油坊”，在汾阳冀村镇和杏花村镇分别开设有“益泰成油坊”和“万全当”，此外，在北京、天津等地也都设有分号。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王沄将酒坊“宝泉益”交由三子王协卿经营。王协卿接手“宝泉益”后，做了两件事，一是增加投资扩大规模，一是聘杨得龄为大掌柜。
那么，王协卿对杨得龄为何如此信任呢？这得从杨得龄的经历说起。
在杨得龄的家乡孝义下栅村，立有《酒香翁记》碑一通，记述杨得龄的生平，立碑人是杨得龄的曾孙杨福生。碑文中说，杨得龄自幼父母双亡，同弟弟一起，依靠姑母抚养。杨得龄的姑母，家境同样贫寒，在姑母家长到十四岁，杨得龄只身来到汾州府(治今山西汾阳县)一家酒坊学艺。酒坊名叫“义泉泳”，学艺就是当学徒。晋商有学习的传统十四岁左右开始学习，去字号叫学生意，去酒坊叫当学徒。
杨得龄天资聪颖，勤恳耐劳，敬师亲友，苦学钻研，最终技艺成熟。杨得龄十八岁就能领班作业，二十一岁被提为三掌柜，杨得龄幼年孤苦，此时似手得到了补偿。可是，事情往往不能一帆风顺。光绪初年，大灾荒席卷山西粮食严重匮乏，饿死的人成千上万，人吃的粮食且不足，更不要说用粮食酿酒了，“义泉泳”面临着倒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有人向官府呈送了“黑帖子”，将杨得龄给告下了，说酒坊破产的责任都在掌柜杨得龄。官司纠缠了两年，最后不了了之。灾荒加上官司，雪上又加霜，双重打击之下，“义泉泳”关张，杨得龄失业。
此后不久，王协卿接管了“宝泉益”，他慧眼独具，当机立断聘请杨得龄为大掌柜。王协卿并非贸然作决定，大掌柜关乎酒坊的成败，此人必须具有超凡的能力和智慧。王协卿必定是慎之又慎，选了又选，最终才挑中了杨得龄。二十一岁任“义泉泳”的三掌柜，杨得龄无疑有这样的实力。
当时的晋商普遍实行股份制，这种股份制实现了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最初的晋商，也是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亲自从事经营活动，同时进行内部管理。但随着企业越做越大，所有者就管不过来了，于是把一部分事务和权力交出来，让职业经理人去负责，东家变为不管事的“甩手掌柜”。两权分离在票号中，是有制度保证的。据记载，“财东自将资金全权委诸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平素营业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每到例定账期(或三年，或四年，即决算期)，由经理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仁、处置红利，全由财东裁定执行，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在“两权分离”制度下，东家决定大掌柜的任职及大掌柜享受的身股，主持每个账期的结算与分配，决定扩大投资、奖惩员工(如身股的升降)，并承担无限责任。东家对大掌柜实行“全权授权经营”，票号的日常经营、管理等，都由大掌柜说了算，东家不得过问，而且东家也不向票号推荐人，尤其不准少爷、姑爷、舅爷“三爷”进入票号。东家在处理重大问题(如分红或员工奖惩)时，大掌柜有建议权。“宝泉益”虽然不是票号，但同样实行两权分离，所有权归王协卿，而经营权归杨得龄，酒坊的日常经营与管理，都由大掌明柜杨得龄说了算。
杨得龄失业在家，王协卿聘他做大掌柜，王协卿对杨得龄，可谓有知遇之恩。知恩就要图报，杨得龄的报答，就是将酒坊做大做强。二十四岁正是血气方刚，做事相当大手笔，他要兼并杏花村众酒坊。前文我们说过，民国初年，杏花村有酒坊19家。其中能与“宝泉益”抗衡的，还有“德厚成”、“崇盛永”两家。当时“宝泉益”一枝独秀，“德厚成”与“崇盛永”则濒临歇业。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杨得龄高瞻远瞩，提出三家合作，原则是：“友好协商，乳燕共哺，风险共担，利益分享。”两家陷入绝境的酒坊，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自然是求之不得。当年，“宝泉益”先兼并“崇盛永”，引入技术，更新改造，很快复苏；次年，兼并“德厚成”，按部就班，革故鼎新，重获新生兼并后的字号，取名“义泉泳”。
杨得龄弃三家旧酒坊名不用，可能还有另外的考虑，那就是另两家酒坊的感受，如果他们有被吞并的感觉，那对新酒坊来说，就是不安定因素。新的“义泉泳”酒坊，对旧有人员也进行了重组：大掌柜杨得龄，二掌柜韩瑞符，三掌柜曹廷辅，四掌柜张爵轩，五掌柜张祥甫此事现在看来平常，当年却属破天荒，它是中国白酒史上最早的资本运营。运营的结果是，在杏花村完成了“生产资源统一、无形资产统一、市场营销统一”，从而形成了“人吃一口锅，酒用一眼井，铺挂一块牌”的崭新格局，当地人称“一道街、一片铺、一东家”这样的局面，为汾酒的做大做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兼并后的“义泉泳”，规模扩大，实力增强，汾酒的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在长期的实践当中，杨得龄总结出酿酒的“七大秘诀”：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时，粮必得其实，火必得其缓，器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杨得龄任“义泉泳”大掌柜伊始，即提出“振兴国酒，质优价廉，决不以劣货欺世盗名”。用现代企业文化的理论来讲，这就是确立了企业的核心理念。纵观漫漫中国酒史，杨得龄是提出“国酒”概念的第一人。这个“国酒”不是某个产品，而是泛指中国酒属国货的一部分。杨得龄胸怀天下，以振兴“国酒”为己任，其志气可谓雄壮，其境界可谓高远。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为了筹备次年的“巴拿马赛会”，中国政府农商部在全国进行了初步评选。杨得龄欣然以“老白汾”参评，斩获全国二等奖，取得了“巴拿马赛会”的入场券。农商部的评选固然是一个平台，但毕竟是国内的，自己家里比来比去，能有什么意思？杨得龄更为期待的，是次年的“巴拿马赛会”，他要让汾酒与洋货一较高下。杨得龄或许有这样的期望：让“老白汾”在世界舞台上脱颖而出，为处于洋货包围中、处境尴尬的国货，争一口气。晋商杨得龄身处那样的时代，不可能没有那样的想法，毕竟实业报国，是晋商唯一能做的。“巴拿马赛会”于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二月二十日上午八时正式开幕，共有31个国家参加，展品来自20万家生产厂商和送样单位，设农业、工业、食品、园艺等十一个陈列馆。开幕的第一天，参观人数达21万，整个展览期间参观人数共计1900余万。“巴拿马赛会”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国际博览会之一。
老白汾”远赴旧金山，结果究竟如何呢？杨得龄焦急地等待，心情犹如高考考生。数月后捷报传来：经过激烈角逐，汾酒以色、香、味三绝，力挫群雄，荣膺“巴拿马赛会”最高奖甲等大奖章。《酒香翁记》碑中对此事这样记述：1915年，美国举办万国博览会，杨得龄力排众议，决然参加竞争，获得甲等大奖章，自此“老白汾”载誉中外，名震四海。
“老白汾”在“巴拿马赛会”上折桂，彻底改变了汾酒的发展模式，开启了汾酒在民国时期的荣耀与辉煌，而改变始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的一道训令。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九月，山西督军阎锡山兼任山西省长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二月六日，山西省长公署以阎锡山省长的名义，给汾阳县下发了一道训令，全称为《训令汾阳县知事晓谕商民改良汾酒办法文》
阎锡山在训令中，提出改良汾酒的“五大措施”，措施之五是“为保持永久信用，计须令制酒各户互相联络，设立贩卖总行凡遇大宗输出，概用总行名义交易。一转移间，货色整齐，不至掺杂，并可杜奸商假冒之弊。”我们前文说过，杨得龄整合“宝泉益”、“崇盛永”、“德厚成”，组建了全新的“义泉泳”酒坊，在杏花村实现了“一道街、一片铺、一东家”的“三一”格局。所以，阎锡山说的制酒各户的联络，实际在兼并后已经完成，“老白汾”都是“义泉泳”所出，也不存在假冒和伪劣。至于设立贩卖总行，不久也得以实现，那就是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
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创新了汾酒的销售格局：以太原为中心，辐射全国市场。这就具备了建立全国市场网络的条件。销售格局的改变，带动了生产方式的转变，继而汾酒的发展模式，整体改变。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汾酒的发展进入了历史性的新时期，是中国白酒经营现代化的里程碑。
杨得龄一身兼二职：以“义泉泳”酒坊经理的身份，兼任晋裕公司的总经理。由此，杨得龄总理晋裕汾酒公司，进入他人生最为辉煌的阶段。